中共对欧洲渗透带给台湾何种防范启示

2026年1月12日晚上，台湾民主实验室主办“写在2027之前：乔治亚与捷克给台湾的备忘录”公开讲座，台湾立委沈伯洋出席座谈。（台湾民主实验室提供）

台湾民主实验室日前主办一场公开讲座，邀请前格鲁吉亚（台译乔治亚，下同）国防部长及捷克智库创办人，同台分享各自国家遭中共渗透过程等内容，与会的台湾立委沈伯洋则提出从格鲁吉亚、捷克两国的经验，分析带给台湾的启示。

台湾民主实验室日前在政大公企中心主办公开讲座“写在2027之前：格鲁吉亚与捷克给台湾的备忘录”，由台湾民主实验室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吴铭轩担任主持人，基达谢里（Tinatin Khidasheli）、捷克智库创办人兼执行长马定和（Martin Hála），以及台湾立委沈伯洋出席分享看法。

2026年1月12日晚上，台湾民主实验室主办“写在2027之前：格鲁吉亚与捷克给台湾的备忘录”公开讲座，由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暨共同创办人吴铭轩（左1）担任主持人，格鲁吉亚前国防部长基达谢里（Tinatin Khidasheli）（左2）、捷克智库“解析中国（Sinopsis）”创办人兼执行长马定和（Martin Hála）（右2）及台湾立委沈伯洋（右1）出席座谈。（台湾民主实验室提供）

立委、台湾民主实验室前理事长沈伯洋表示，该组织每年公布的“中国影响力指数”（China Index）报告，旨在建立一套可跨国比较的共同标准，使各国社会能在统一基准下理解中共如何透过多元手段进行渗透。中共在不同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依循相同的行为者与制度逻辑，只是会因地制宜调整工具与表现形式。

沈伯洋说，台湾经常以“被渗透”的角度来理解中共影响，但其它国家的观察点并不相同。例如在格鲁吉亚，透过建案、街景中大量出现的中文标示，透露的是中共形象的可见化；而在台湾，历史上早已有重庆南路、襄阳街等地名，使得“中国元素”本身不容易被辨识为渗透指标。这种差异意味着，在讨论中共渗透时，必须同时理解他国如何感知中共渗透，才能形成可比较、可沟通的基础。

他说，中共在各国进行渗透时，背后的单位与结构往往是相同的，但具体操作方式则会依据当地条件调整。例如基达谢里所说在格鲁吉亚，基础建设的资金并非来自中国，实际外资多半来自欧盟或国际金融机构，但中国企业仍能透过承包与代理角色介入，形成实质影响力。

2026年1月12日晚上，台湾民主实验室主办“写在2027之前：格鲁吉亚与捷克给台湾的备忘录”公开讲座，格鲁吉亚前国防部长基达谢里（Tinatin Khidasheli）出席座谈。（台湾民主实验室提供）

沈伯洋说，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文化与数位产业，例如手机游戏即便来自非中共国家，只要代理商是中国公司，内容选择、翻译方式与直播来宾的安排，都可能成为影响舆论的管道。这正是为何针对当中共统战“中间人”与“代理商”的管制，具有跨国适用性，也能成为全球性的回应工具。

此外，沈伯洋指出，若民主国家未能及早建立可比较、可同步的法律与论述工具，中共与俄罗斯等威权政权便会先行夺取语言与法律的定义权，反而将民主社会标示为“境外势力代理人”，而且中俄对法律战、公投操作与在地协力者的培养，都是长期、有条件、且高度系统化的工程，若民主阵营缺乏足够的反制速度与协调，将难以有效回应对手的渗透与操作。

他以格鲁吉亚为例，亲俄的“格鲁吉亚梦想党”长期控制行政与立法体系，使社会运动者面临多种法律形式的压迫。这与台湾过去讨论的“境外势力代理人”与“在地协力者”问题高度相似。

他表示，即便在台湾立法院，代理人法案未能通过，当时便已有人警告，若民主社会不先行定义这些概念，威权政权必然会先使用来抢夺话语权。事实证明，中俄迅速将“代理人”的标签反向操作，竟用来指控民主阵营人士是美国、台湾或其它国家的代理人，从而模糊焦点并淡化问题的严重性。

中俄在舆论战、心理战与法律战上具有极高投入动机

沈伯洋指出，中俄在舆论战、心理战与法律战上具有极高的投入动机。舆论战主要针对大众，心理战锁定军人与政治人物，而法律战则直接影响每一位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俄会系统性研究他国法律漏洞，并迅速加以利用。相较之下，民主社会往往因为“现状尚可”而缺乏迫切感，导致回应速度与准备程度明显不足，形成结构性差距。

“另一个高度危险的法律战工具是公投”，他指出，特别是涉及主权归属的公投。例如俄罗斯于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举办了一场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即是一个成功被操作的案例。这类公投一旦成形，便能被俄罗斯包装为“人民意志”，对克里米亚主权造成致命冲击。

他强调，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启动法律战并非随机，而是需要社会与人口条件配合，例如克里米亚当时大量俄语人口的存在，正是关键前提。在台湾，中共推动法律战同样需要前置条件。中国人移入台湾人口的数量并非压倒性集中于特定地区，因此主权公投难以在台湾地方层级发动。然而，这并不意味风险不存在。

沈伯洋表示，中共法律战的对外操作，往往结合敌国叙事与在地声音，透过宣称“有一群被压迫的人需要被解救”，来合理化行动。北京持续在台湾塑造民进党及其侧翼为“绿共”论述，正是为了将执政的民进党描绘成独裁政权，从而创造台湾“有一群被压迫的人”的叙事空间。

他指出，在地协力者并不一定来自近期移入的人。台湾自1949年后已有大量中国人口，最初多数立场反共，但随着时间推移，意识形态逐渐被中共分化。对中共而言，如何重新掌握台湾这些群体的认同，并将其拉回有利于中共的叙事，是其视为长期而重要的工作。中共透过“华人”身份与文化归属感的重塑，试图培养足够的台湾社会基础，使法律战与公投操作在未来具备可行性。

因应中俄渗透沈伯洋：处罚与揭露在地协力者行为

面对中共的在地协力者与法律战，他表示，民主社会主要有两种回应方式：处罚与揭露。处罚往往进展缓慢，但近年已有所改善；揭露则是将相关行为摊在阳光下，使台湾社会得以辨识其结构性问题。这两者都高度依赖法律制度的健全设计，否则将难以形成有效防线。

智库创办人马定和：捷克禁法西斯与共产主义宣传

捷克智库创办人兼执行长马定和分享，在捷克可以看到法律如何因历史与制度背景而有所不同。根据捷克法律，一项于今年1月1日生效的新规定，其历史可追溯至1991年。当时立法初衷，是禁止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

2026年1月12日晚上，台湾民主实验室主办“写在2027之前：格鲁吉亚与捷克给台湾的备忘录”公开讲座，捷克智库“解析中国（Sinopsis）”创办人兼执行长马定和（Martin Hála）出席座谈。（台湾民主实验室提供）

马定和说，经过长时间的社会讨论后，相关法条一度移除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等明确用语。而现在，这些词汇又被重新纳入法律之中，意即在捷克，如果有人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进行政治宣传，即构成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