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近日，中国因为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同“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言论，发出了几项震摄措施，包括向争议海域派出军舰巡逻，以及在黄海举行军演，其驻大阪总领事薛剑，更在社交媒体X回应称“应毫不犹豫地斩首（高市）”。只是，在国家层级的大动作外，中国政府还呼吁中国民众暂缓赴日本旅游。

被中国以观光客“制裁”，台湾相当有经验。自2016年蔡英文上任总统，每每若外交或国防政策引起中方不满，就会遭中国游客流动限制抵制。2018年2月，中国还曾在农历新年旅游高峰期，刻意削减数百个直飞台湾的航班。2019年7月（大选前夕），除旅行团外，它再直接禁止中国47个城市的公民游台（自由行），以挫蔡英文连任声势。

当年9月，赴台的中国游客数，立竿见影地立刻比前一年同期骤降了60%。正因为如此，“控制游客的能力”在诸多外媒笔下，于是被形容为“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工具”。事实上不只台湾，2017年，中共官方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很不高兴，当年中国民众前往韩国人数，遂一度从2016年的700多万人次被调控锐减至300万人次（但并未阻止韩国政府部署“萨德”）。

当然，就客观条件看，中国观光客确实有相当“威胁力”。毕竟，自2010年起，中国不仅从一个次要客源国发展成为了亚太地区的最重要客源国，2018年“冻结观光客制裁台湾”时，它的出境旅客已达1.5亿人次，当时即有旅游机构估计，到2030年，中国观光客将增长到4亿人次，占全球出境游客总量的一半。就算人均消费有限，来自人数“量”的影响亦相当大，例如本次中国政府才要求国人不要前往日本，下一刻，日本诸多百货、零售公司马上股价下跌（三越和伊势丹连锁店的母公司股价跌近12%；高岛屋和优衣库的母公司股价下跌5%）。

不过，要让观光客成为理想的政治工具，光是“数量优势”并不足以顺理成章，最关键因素仍在中国对出境旅客的监管能力。根据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研究员安瓦尔曾做出的分析，主要有几个因素，进一步促成中国政府对本国游客拥有其他国家政府所不及的影响力，包括：

中国有近四成观光客仍强烈倾向选择跟团旅游（舒适圈考量），因此中国可以透过许可制，正式或非正式对旅行社施压；

中国营收前几名旅行社均为国营企业，在近2万5000家旅行社中，只有约8%获准提供国际旅游服务；

另，外国旅行社且不得为中国公民提供出境旅游服务。

人数加上监管，确实为中国政府创造了它国所没有的“对外冻结观光客”本事，又中国实施旅游制裁的许多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无不享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包括旅行自由，所以他国多数难以进行反制。

话说回来，“旅游”之于一个常人，它老早不只是提供人们探索世界、感受、体验和理解他人的机会，更在于相当程度是为了满足人性追求自由的渴望，就算是最基本的意义，也是为了能够暂时摆脱原本现实生活中，或许来自家庭，或许来自工作的控制、意见和安排。旅行目的地是一回事，“旅行自由”不才是真正唯有生而为人的非凡特权。19世纪，美国南方黑人发起“自由乘车运动”（Freedom Riders），之所以对扳倒种族隔离政策意义重大，道理就在这里。

风趣幽默的马克吐温，曾以其独有的洞察力启发了诸多现代旅行者，他在《傻瓜出国记》（Innocents Abroad）一书中如此写到：“旅行是偏见、狭隘和固执的致命克星，而我们许多人正迫切需要旅行来改变这些观念。一个人如果终其一生都待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就无法获得开阔、健康、仁慈的人性和事物观。”

基于此，中国对出境旅客的监管能力愈大，和旅游的本意无疑就愈背道而驰，更何况还使之沦为一种可收、可放的政治工具。如今，连出国玩的自由都要被国家调控、监管，你要怎么相信或喜欢这个国家？另个问题是，连出国玩也要被管，“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