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决定性转变！新建一支神秘部队

民进党立委沈伯洋是中国对台法律战的最主要目标。图：金大钧/摄（资料照）

随着2027年逼近，中国侵略台湾的威胁也引起更多专家重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Nathan Attrill与资讯分析师Shelly Shih指出，中国不仅建立了一支军队来胁迫台湾，还建立了一支法律战部队来恐吓和约束台湾。

Atrill和Shih指出，北京的法律战策在2025年略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从主要以宣言式威胁为主转向积极执法。其目标并非寻求法律解决，而是威慑：提高参与台湾民主进程的个人代价，并以法律为幌子使胁迫行为正常化。

一个明显的迹像是，光是2025年，中国大陆对台湾公民的拘留和限制就急剧增加。尽管北京将这些拘留描述为例行执法，但这种模式表明了一种蓄意的策略：利用模糊或政治化的“国家安全”指控来恐吓台湾公民，阻止他们前往大陆旅行和与大陆接触，并发出信号：如今，台湾身份本身也面临着法律风险。

根据台湾陆委会的数据，台湾公民失踪、被拘留问询或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案件数量，从2024年的个位数上升到2025年的两位数。截至11月底，陆委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共收到221件案件报告，而2024年全年仅有55起。

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台湾公民在中国大陆失踪、被拘留问询或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新增案件数量（按月统计）。

Atrill和Shih指出，这一趋势与更公开的法律升级同时出现：北京开始“起诉”所谓的台湾“分离主义者”。 中共当局越来越多地模拟对境外人士启动正式刑事诉讼程序。这种做法明确主张域外管辖权：中国共产党可以调查、列入名单并惩罚台湾公民，无论其国籍、居住地或是否符合国际法。这些行动旨在压制政治言论，限制国际社会与台湾的互动，并表明支持台湾民主将付出个人代价。

2025年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针对台湾立法委员兼公民社会领袖沈伯洋的行动。沈鹏是法学学者，也是研究中国影响力运作的知名学者，同时也是黑熊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黑熊学院是一个专注于民主韧性的民防和公共教育机构。2025年10月下旬，重庆市公安局宣布对沈伯洋展开刑事调查，指控其涉嫌“分裂国家”，并透过其公民活动宣扬“台独”。中共官方媒体更进一步，暗示沈某可能面临国际追捕，包括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即使缺乏管辖权或可信的法律途径。

Atrill和Shih指出，此举标志着中国法律战策略的演变。人权组织正确地将此案描述为跨国镇压，但其战略意义远不止于此。北京不再依赖黑名单或像征性的旅行禁令，而是公开点名具体的警察机关，援引刑法，并宣称法律程序已经启动。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将这项程序国际化：寻求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试探引渡安排，并向第三国施压，要求其承认中国国内法在境外具有强制执行力。

北京对其所谓“顽固的台独”分离主义分子名单的管理也印证了这一点。2025年，名单上仅新增了一个实体。当局横向扩大了惩罚范围，将家庭成员和相关企业也纳入其中。今年6月，台湾自行车供应商SICUENS International受到惩罚性措施，该公司与2024年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沈伯洋之父有关。此举传递的讯息很明确：政治活动不仅会为个人带来法律和经济后果，还会影响他们的家庭和商业网络。

同时，北京日益将“台独网军”的说法付诸实践。这并非指一个真实存在的组织，而是一个灵活的法律和政治标签，用来将民主言论、网络活动、媒体评论和网络活动混为一谈，将其视为单一的“分离主义”威胁。

2025年，国家安全部和其他中国政府机构多次声称破获了由台湾支持的网络影响力行动，并在未经独立核实的情况下点名个人和公司。福建当局更进一步，发布悬赏通告，并对涉嫌参与心理战和网络操纵的人员进行公开点名羞辱。

Atrill和Shih指出，这些行动在中国境外不具法律效力，但这并非重点。作为法律战的工具，它们有三个目的。首先，它们以执行国内法律为幌子，为北京的强制措施辩护。其次，它们模糊了合法政治表达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从而增加了记者、活动人士和网络红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第三，这强化了北京的论调，即台湾的民主本身就是一个敌对的假讯息制造者，而非一个合法的政治体制。

Atrill和Shih指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其意义显而易见。法律战不再是北京对台战略中的辅助手段，而是施压的核心工具。认识到这一转变并做出回应，透过更清晰的外交信号、协调应对跨国镇压以及支持台湾的法律韧性，对于未来几年维护两岸稳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