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焦虑下 中国年轻人趋向“情感消费”

2018年3月12日，北京一所学校外，一群年轻人走过一块宣传“中国梦”的广告牌，该口号就是由中共党魁发起的。(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在美国，年轻人遇到压力与焦虑时，有自由表达、自由创业的空间。而在中国，年轻人面临政治经济的全面倒退，却没有表达自由，在努力也不能改变命运的情况下，他们不去响应中共官方的政治情绪动员，除了躺平、摆烂之外，现在还流行“情感消费”。

中国年轻人情感消费市场火爆

在中国，由年轻人主导的情感经济正呈现指数级增长。

从购买大量“盲盒”，到花一个周末参加陶艺或戒指制作工作坊，这些看似不相干的行为，实则都是情感消费，其产品价值不再是实用性，而在于能否提供心理慰藉、缓解压力和赋予身份认同感。

“大雪咨询”（Daxue Consulting）2025年一项调查（样本量为2338人）显示，中国的情感消费主要由1990年至2005年出生的人群（占比84%，即20-35岁群体）驱动。

尽管情感消费是全球趋势，但中国市场的扩张速度显着高于全球，2022年至2025年间，国内情感消费市场保持了18.63%的年均增长率。

中国情感消费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是在消费支出放缓的背景下实现了逆势增长。

2025年，中国消费者支出比上年增长2.3%，低于2024年的5.2%和2023年的9.9%。但中共央行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第四季度，虽然消费者对大宗商品的购买兴趣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但愿意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增加社交和娱乐活动支出的受访者比例，在同一时期达到了八年来的最高水平。

与中国不同，美国在情感经济体验方面的支出与整体消费支出保持同步增长，而非背离增长趋势。

这种差异已经引起了寻求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例如，重庆市政府在其2026年工作报告中，首次强调了该市情感经济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黄大卫授权）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对大纪元表示，这不是正常的消费现象，而是政治经济压力转化为私人情绪支出的现象。

他说，正常国家年轻人也会有焦虑，但通常会有一个出口，可以通过自由表达、自由集会，甚至投票去改变法律法规，至少可以努力去改变压力。但中国每个人变成了孤立的原子，没有政治权利，情绪无法进入公共领域，也没办法进行改变社会，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一些私人消费自娱自乐。

原中国教培老师耿陆弢对大纪元表示，中国年轻人二十多岁面临毕业即失业，就算找到工作，收入也很低；三十岁左右的则承受结婚、买房、买车、养孩子等沉重压力。在正常社会里，努力通常会有回报，有真正改变命运的出口；但在中国，很多人即使拼命工作，也很难换来稳定和安全感。他们只能转向一些低门槛、能提供情绪安慰的消费，来暂时逃避现实。

情绪消费是一种软抵抗

近年来，与“内卷”一样，“情绪价值”因真实反映而现实越来越流行。

随着2018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重大转向以及疫情，冲击了所有人的心理，年轻人尤甚。

不少人总结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过去改开时代积累的一切被视为进步的原则与信念，短短几年时间突然崩塌，相反，曾经被视为反人类、反社会的“文革”幽灵，重新飘荡在中国的大地上。年轻人满怀期望凭借努力让社会进步的理想戛然而止，他们头脑也被视为必须占领的“一个思想阵地”。

在网络算法的精准审查之下，连一度流行的“躺平”言论也被成了“负能量”，被限流甚至禁言，社会充斥着虚假的“歌舞升平”。

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的传统价值观流逝的，是学历一年年贬值，阶级固化，就业困难、失业容易，加上疫情后进一步降低的安全感，愤怒、不满、焦虑、恐惧、倦怠、迷茫、躺平，大量负面情绪混杂在一起。

目前，在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的情况下，只剩下官方鼓励的以“消费”为名的发泄口，谓之“情感消费”。

原上海外企管理人士曹鹏对大纪元表示，1990年出生的中国年轻人，见证过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20年，这让他们对人生充满了期待，但这一切随着中国经济和西方的渐渐脱钩戛然而止，无论政治、经济还是人口问题都忽然面临一个脆断。

他说，过去年景，哪里想那么多？现在不行，年轻人被生活压的透不过气，要考虑随时失业、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情况下，只能转向宠物猫、二次元作为情感寄托。

黄大卫认为，中国年轻人的情绪消费，至少是一种消极型的软抵抗，但不是有组织的对抗。

他解释说，逻辑很简单，当一个人感到努力没法改变命运、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没法改变方向的时候，就不再把资源和精力放在宏大叙事，而是转向盲盒、偶像、手作、香薰、油漆、刷短视频这些看似是碎片化的东西，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未来变局中国年轻人会如何应对

川普政府上任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动，尤其是抓捕马杜罗、打伊朗，冲击了中共的全球据点，正在逼近中共这个邪恶主体。

2022年面对严酷的疫情封控，中国年轻人曾喊出“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当中国经济和社会再次遭遇重大危机时，中国年轻人会如何应对。

黄大卫表示，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概括为在高压下彻底失望，他们不是没有判断力，相反他们对现实的结构性问题看得很清楚，只是没有能力去总结、没有能力去改变。

他认为，北京有一套庞大的社会工程学、维稳学，未来不可能有什么变革，除非是外来的强大力量改变。

耿陆弢表示，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概括为：压抑、焦虑、失望、麻木，同时也在累积不满。很多人表面上沉默，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和情绪价值，但这不代表他们真的接受现实，而是在高压环境下选择自我保护。

耿陆弢表示，如果中国未来再次遭遇重大社会或经济危机，年轻人仍然有可能成为最先反应、最先觉醒的一股力量。白纸运动已经证明，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年轻人依然会站出来。现在只是还缺少一个能把分散不满真正连接起来的契机，一旦契机出现，他们完全可能推动更大的社会变化。

“现在很多年轻人虽然痛苦、失望，但长期高压和洗脑也削弱了他们的行动能力。不过，物极必反，这种压抑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