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很像晚期苏联

伊朗的未来将会怎样？或许几个有一定相似度国家的历史轨迹，可以提供一些镜鉴。

俄罗斯的镜鉴

如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与晚期苏联颇为相似：它依靠高压手段维系着疲态尽显的意识形态，僵化的领导层惧怕改革，而社会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离心离德。伊朗与俄罗斯均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引以为傲的历史、享誉世界的文学文化，以及数世纪累积的积怨。两国均经历过意识形态革命的重塑——俄罗斯于1917年，伊朗于1979年——两场革命都试图割裂历史，构建全新的激进秩序。它们都曾试图为过往复仇，并在国内外推行自身的新愿景，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对邻国造成了破坏。尽管两国意识形态针锋相对——一方是激进的无神论，另一方是神权政治——但二者的相似之处令人瞩目。与苏联一样，伊斯兰共和国无法与美国达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妥协，其偏执具有自我应验的特质，而政权内部已孕育着衰败的种子。

苏联的解体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加速：改革放松了中央管控，释放出体系无法遏制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寡头阶层的劫掠以及悬殊的贫富差距，滋生了民众的不满与幻灭感。在这场动荡中，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崛起，他承诺带来稳定与尊严，以怨怼驱动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总统，他将自己塑造为俄罗斯尊严与世界应有地位的恢复者。

伊朗也可能走上类似的道路。该政权在意识形态与财政上均已破产，对真正的改革无动于衷，在外来压力与内部不满的双重重压下，随时可能崩溃。政权崩溃可能引发权力真空，安全精英与寡头阶层将争相填补。一位伊朗“强人”——可能出身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或情报部门——或许会崛起，摒弃什叶派意识形态，转而以怨怼驱动的伊朗民族主义作为新威权秩序的核心信条。部分知名官员或许暗藏此类野心，包括现任伊朗议会议长、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然而，他们与现有体制的长期绑定，使得这些熟面孔难以成为新秩序的旗手。未来更有可能属于如今尚不显眼的人物：年纪尚轻、无需为当前的灾难承担公众指责，却又足够老练、能从废墟中崛起的人。

诚然，这种类比并非完美无缺。苏联解体时，已进入第三代领导层，而伊朗如今才刚迈入第二代。此外，伊朗从未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哈梅内伊坚决阻挠改革，恰恰是因为他坚信改革会加速共和国的灭亡。

但更核心的事实不容忽视：当一种全盘意识形态崩塌时，留下的往往不是公民社会的复兴，而是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并未呈现民主繁荣的景象，反而充斥着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后神权时代的伊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局面：以消费主义与炫耀性消费，替代失落的信仰与集体目标。

一位“伊朗版普京”可能会借鉴伊斯兰共和国的部分策略：通过在邻国制造动荡来寻求自身稳定，威胁全球能源供应，以新的意识形态掩盖扩张行径，与其他精英阶层共同敛财，同时承诺恢复伊朗的尊严。对美国及伊朗的邻国而言，俄罗斯的教训历历在目：意识形态的消亡并非民主的保障。它同样可能催生一位新的强人——同样毫无道德顾忌，怀揣着新的积怨，被新的野心所驱使。

朝鲜化：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若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其未来可能会重蹈朝鲜的覆辙——一个并非依靠民众合法性，而是凭借高压统治与孤立状态维系的政权。哈梅内伊长期以来的偏好，是延续“最高领袖制”：由一位秉持反美反以原则、在国内坚守伊斯兰正统教义的严苛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然而，1979年革命近半个世纪后，鲜有伊朗人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剥夺其经济尊严、政治及社会自由的体系之下。要维系此类政权，就必须实施极权管控——且可能需要拥有核武器以威慑外部压力。

在这种场景下，权力将仍由少数派系甚至单一家族掌控。尽管哈梅内伊可能试图操纵继任进程，扶持忠于革命原则的人选，但可行候选人寥寥无几：强硬派神职人员中，几乎无人拥有民众支持基础或合法性。曾被视为头号热门人选的易卜拉欣·莱希，于2024年5月担任伊朗总统期间，在一场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这使得哈梅内伊56岁的儿子穆杰塔巴成为最显眼的竞争者。但世袭继承将直接违背革命的一项基本原则——霍梅尼曾坚称君主制是“非伊斯兰的”。

穆杰塔巴从未担任过民选职务，几乎毫无公众知名度，为人所知的主要是他与革命卫队的幕后联系。他的形象象征着对其父辈时代的延续，而非新时代的活力。其支持者做出的可笑尝试——包括在社交媒体发起波斯语标签“#穆杰塔巴·本·萨勒曼”，试图将他比作充满活力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即便是哈梅内伊的革命基本盘，也认可前瞻性愿景比复古倾向更具吸引力。

深度不信任已融入伊朗的政治血脉。

其他强硬派竞争者也难以赢得更多信任。69岁、神情阴郁的伊朗司法总监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不过是一名“死刑法官”，参与过数十起处决案件；他最令人难忘的公开举动，或许是咬伤了一名批评审查制度的记者。任何由这类人物主导的继任，都不会基于民众意愿，而是依赖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忠诚。但目前尚不清楚：革命卫队是否会继续听从“专家会议”中年迈神职人员的安排（该机构负责任命下一任最高领袖），还是会在关键时刻直接自行推选共和国的下一任最高指挥官。

朝鲜模式还将与伊朗社会产生冲突——后者渴望韩国式的开放与繁荣。很少有伊朗人会容忍一个比当前政权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轻视经济福祉与人身安全的体系。极权统治需要在国内大规模监禁异见者、导致专业人才大量外流，或许还需要打造核盾牌以威慑外部压力。但与朝鲜不同，伊朗无法完全封闭自身：以色列掌控着其领空，并多次证明有能力打击其核设施、导弹基地及高级指挥官。

若下一任最高领袖仍是强硬派，他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能暂时维系体系，却无法构建稳定的新秩序。1946年遭伊斯兰主义者暗杀的世俗伊朗知识分子艾哈迈德·卡斯拉维曾写道，伊朗“欠”神职人员一次执政的机会，以便让他们的失败暴露无遗。经过近半个世纪神权统治的治理失当，这笔“债务”已然结清。若伊朗的下一个时代属于另一位强人，他大概率不会是神职人员。

伊朗：阿亚图拉的秋天

原文：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ran/autumn-ayatollahs

编译：温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