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买老习落台者全部跌眼镜？中共权斗研究新范式刍议

（献给在狱中的前《苹果日报》评论版编辑杨清奇先生）

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报导中央军委排名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被立案调查，说白了就是失势被抓，只是具体罪名待定。这个消息在中国观察圈子里传开，不少专家哑口无言—怎么会是这个相反的结果！

去年十月下旬中共召开二十届四中全会，之前一年那段时间里，观察家[1]对中共高层可能发生的权力斗争有不同说法，但大多数认为出现了一强大军系反习组合，持续向习近平强势攻击，习军权旁落，在四中全会或是下野、或是成为夺权者完全操控的傀儡。但此种论述不幸未尝言中，一些更富想象力的说法遂陆续登场。例如，去年春夏之际流行从古代谶书《推背图》里发掘预示习氏倒台依据，漠视该书在流传过程中屡经好事者修改，将已发生的历史倒编成好像更古老的图谶再加入该书以“证实”其预言能力，其实都是假的。又例如，去秋一度流行一种堪称“政治体态学”的分析，认为一些官方照片显示政治局常委站立聆听习讲话的时候，不同的身体姿态划分了拥习和反习势力：双手扣放在肚皮上的是拥习，双手叉腰或放在屁股后面的是反习。本来严谨的中国观察，如今似乎流于述异，体统渐失。

不过，论述失灵泰半非战之罪，观察家其实都尽了很大心力；论述到后来需诉诸神秘主义奇谈怪说，有其深刻因素。自1978年始，红色权力与黑金互相渗透，形成了金权政治，发放出来的讯息更策略性更恶质，加上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高层权力斗争的固有模式和规范却依然局限于对“权”的关注，完全忽略对“金”那部分的分析；此二因素导致有关观察和研究无力穿透、辨别、解读来自当今体制的大量真假讯息，由此衍生的论述于是失灵。

本文第一部分详细分析金权之下的讯息生产和传播机制变异如何导致旧的研究范式失效；第二部分建议代之以一切合当今中国政经体制的“含金”的权斗研究新范式。

（一）

切入点：两个缺陷论据

去冬四中全会那几天北京波涛不惊，过后大家也看到习近平并没有任何下台或丢失权柄的迹象；今年一月二十四日之后，先前流行的“习失势”论更形不堪，坚持者只能诉诸“戏未完”。究其原因，或可从论者一直所持的两个包含严重缺陷的基本论据（ premise）开始：

“习亲手提拔的军头一一被斗垮，必是一股强大反习势力所为”

二十大至今约三年间，大批由习亲自委任的中央军委成员及其他最高级军事将领先后落马；去年，观察家视之为习的左右手、新委任不到一年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及委员苗华亦被打倒，最后开除出党。论者认为，习要有效掌握权力，必须倚重亲信而断无自己砍掉自己左右臂之理，故这些由他一手提拔的将领落马，必是因为反习派不仅已经形成，其势更强足以夺得军系人事权、控制大局。此论述有其逻辑，但若参考中外共产政权史，即知“自己打掉自己人”是常有的事。

斯大林1936年大清党，任命一批亲信作打手。然而，1937年大清党还未完毕，头号打手Genrikh Yagoda就被指犯极左机会主义判死刑，其继任人Nikolai Yezhov命运亦相同，至死罪名竟然是搞清算过了头。毛泽东长期倚重林彪，后来任命他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接班人；1954年毛任国家主席不久，由于认为自己性格不合适，让刘少奇接替。可是，文革期间，毛提出“炮打司令部”，林、刘就遭他往死里整。

这种翻云覆雨的用人手段在中国政治传统里比比皆是；两千一百多年前，司马迁就总结过：“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习在2024年宣称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不但与中国古老政治文化遥相呼应，更与毛的文革口号如出一辙。因此，若习因某种原因要动手把自己提拔的人打掉，也完全不违党性、国格。论者在未排除这种可能性、未充分考虑历史先例之前就认定“存在强大反习势力、已经夺得军权”，未免失诸武断以致产生错觉。

“反习势力总头目就是张又侠”

按“习被夺权”的思路推理，必有“谁是反习派的总后台”之问。2022年江泽民病殁，但在之前的2016年，他任命的军事要人徐才厚、郭伯雄等，就被习以反腐为名清洗；江支持的商界人如马云、任志强等更不堪一击，让习予取予携。江派既溃不成军，剩下的团派本来就没有什么硬实力，其掌门人胡锦涛公开被习羞辱，就是明证，且不问胡的一把手李克强是否给习干掉的。于是有些人就把“反习派总后台”说成是自2012年起进中央军委后扶摇直上的张又侠，理由是张有数十年行伍经验，打过中越战争，在军中威望无人能及；反观习毫无军事资历，无法驾驭军队。此说在2024年中段快速成为中外观察家当中的主流定见；不过，之前没半年，专家当中的普遍看法却刚好相反，认为张是习的人、帮他打棍子的，理由是张父和习父既是陕西老同乡、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拍档，而且张入中央军委也是习提携的。但是，后来恐怕是因“论述需要”，张便从习的死党一变而成为其死对头，中间无任何证据解释。

资讯不足靠小道

上述两种关于张和习的关系的说法无疑各有其理，非完全痴人说梦，甚至如果说：先是习张两人关系密切、后来翻脸，也一样讲得通；毕竟“反转猪肚就系屎”在中国政治层出不穷。问题是，观察者未能提供证据足以确立关于张又侠的两个说法其中一个、推翻另外一个；但要从一个以封锁资讯为能事的政权知道其内部斗争实情，没有可能。于是只能靠小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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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曾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内部动态有效工具，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非常重要。当时中国观察家多半是学者或学者型资深报人。他们的研究范式是：结合从各方收集得的小道消息，例如在香港长期蹲点访问从罗湖出境的单程证客，再对比其他渠道所得，例如收听中国各地方电台、分析当时党政机关出版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的大字标题和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等等，然后结合中国政治文化，提炼出若干理论。按此套路，观察家亦曾有辉煌战果，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是以《明月》系出版物（特指六七十年代《明报》社论、《明报月刊》）为代表总结出的“温和派”、“激进派”之间的论述、最终以“温和派”在毛死后全面胜出而获印证，充分显示此范式在当时中国资讯极度匮乏的大环境里的推断力。

时移世易小道失灵

在毛时代，这个以小道消息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不包含实地调查（field work），也不过分标榜当红或过气人物及其近身关系者提供的资讯。那个时代的研究者要到中国实地调查，根本没可能，有的只是统战部安排络绎不绝的“参观学习团”；至于大人物的近身关系者或为亲者讳、进而夸大其贡献以至无中生有，或刚刚相反、公报私仇。此皆不可取，幸而未多纳入当时的研究里；这比起今天坊间各种经常号称包含惊人内幕消息的论述，反而可靠得多。

然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一由共产党催生的经济寡头垄断阶级，受党控制、与党密不可分却又与其过去的政治单头垄断不尽相同。这个新的、横跨政经二界的金权复合体成为新的权斗暴风眼，个中转变可分两方面讲：

a.权斗缓和、更隐蔽龌龊

毛时代的党内高层权斗都以意识形态作主轴，强力牵动整个社会，但其实只是由十几个顶多几十个红色家族主导一切，其他次要家族和庶民都是配角、闲角。后邓时代以降的权斗，金钱愈发深广掺进涉事者动机，既成为他们所追求目的之一，也是他们能运用的一个权斗手段。毛时代权力与物质诱因之间当然也有关系—用粮票的那些年头在柜台负责割猪肉配给的同志都能讨得靓老婆；但今天要正确分析政治权斗，不能再用老套，而必须先理解金钱如何已然改变高层权斗性质。

1978年之后，中国的（即那几十个红色家族里的）政治矛盾和对立，透过新崛起的企业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和金钱方面的讨价还价，得以缓和。那些私营大企业大财团，为要笼络政治背景立场不同的各个红色家族派系（例如陈云家族是反对邓家族搞“改革开放”的），必须同时讨好各派才可顺利经营，于是纷纷向各派的关键家族成员赠送“干股”，使成为大股东而进入企业决策层；于是，本来那几十个带头闹政治矛盾的家族及由其组成的派系逐渐和解，为了共同企业利益即家族私利而合作、共生。“敌我矛盾”于是透过企业拥有权逐渐变成“人民内部矛盾”。曾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币可以化解的矛盾”，此对理解红色家族圈子里发生的变化而言，堪称洞见。

除了企业利润动机能缓和政治矛盾之外，红色家族圈这个极其封闭的小圈子内部次世代、三世代成员之间的婚姻也有同样功效。当然，婚姻也有破裂收场者，但只要育成下一代，则一些红先代的政治对立还是会透过 DNA层次的耦合而得以缓解。

然而，这些大人物、大家族的经济活动都是见不得光的，必须密实进行，以免自己声名狼藉、党国蒙羞。一个企业多少本账簿，干股派给谁家，哪些家族之间因股份关系联婚了或决裂了，在在都影响国家政治和政策，大量金权运作的真相更隐蔽又龌龊，但都没必要让公众知道，这就是江泽民说的“闷声发大财”。

一些金权运作甚至可能还成为了新的社会秩序之下的派系斗争导火线，而在斗争的同时，策略性发放真假资讯也成为了斗争的手段。十多年前，一些西方和香港媒体大量发掘和披露了习派和团派家族的海外资产，当时适值习近平开始大规模反腐清洗，而江泽民的上海帮受压，极可能因此积极抛出对家的黑材料。谁知道今天最高层里进行的反腐斗争是否某些钱财利益冲突的溢出效应？谁知道从这些隐蔽了的矛盾冲突中流出的小道消息包含多少造假？

b.小道消息质降量升

但是，尽管源自中国黑箱的资讯质素不断下降，其量却以乘法增长。

以前搞路线斗争，参与的是少数红色家族主要当官成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输了就举家被诛连。今之派系斗争因涉金钱，牵涉人数却大幅增加，家族中不只所有核心成员都可投入，其他所有分沾利益的亲朋戚友阿猫阿狗亦然。在这种格局底下，各红色家族有意无意甚或精心蓄意泄露出来的真假讯息大增，透过各种小道汹涌而来，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汎滥。这是供给量的大变。

需求侧方面，也一样经历了结构改造。从前关于中共高层内斗的消息，受众是小众，主要是海外华人圈中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外国严肃媒体、智库和外交圈子里专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几十年后的今天，海外华人圈子膨胀，知识水平提高，更由于中国一举一动在在影响他们的中港亲友，于是普通人也关注中国政局；阅读或收看中国新闻和有关评论成为他们的生活、消费甚至消遣习惯的一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生意做大了，西方商界和千百万投资者都关注中国，都想知道中国发生的大事。这是需求量的大变。

如此，中国政治讯息的供需都增加，流传的讯息縂量自然更倍增，经常目不暇给。

两个原因范式失灵

处于供需之间中介位置的网上观察员因而也越来越多，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 cottage industry，具备自己的生态，展现多元观点、风格和表达手法。这个发展依足经济规律：市场深广化会增加同类产品的色样异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更能满足不同倾向消费者的偏好。但这无疑也导致了一些供方为增加自己的受众而在出产过程中采取各种包装、调味、加料甚或其他更出位的怪异推销术，饱含资讯经济学里认定的道德险情（ moral hazard）。因此，不是所有的这些手法都能增加受众对中国权力政治的真切了解，反而往往是误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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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权体制表现出来的权力斗争方式和特性，与之前的大异其趣，以致当年那实而不华的权斗研究范式，其功效已然消退有如强弩之末！它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过往赖以支撑论述的讯息机制已经败坏，从前阶段的“资讯不足问小道”直演化到“小道失灵问鬼神”的地步；一是上面提过的：体制已然高度“含金”而此范式依然完全“缺金”。新的范式应该在这两方面修正。

（二）

“列宁”v.“沙皇”

今耶鲁大学讲座教授 John E. Roemer于1985年一月号经济学顶级期刊Econometrica发表了一篇题为 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的论文，有助我们思考中共权斗。文章研究政治革命，分析工具是数学博弈论。革命精简成一场二人博弈：其一名为“列宁”，另一就叫“沙皇”；两人都试图争取民众进入自己的支持者联盟。博弈中的“收益”指的是革命发生的或然率；“列宁”想把这个或然率尽量提高，而“沙皇”则设法把它压到最低。假定一社会资源总量，“列宁”的主要手段是按之提出一革命后的收入分配函数；“沙皇”的应对策略，则是制定一惩罚餐牌，明确告诉民众，如果他们站到“列宁”一边、但革命最终失败的话，将须付出怎样的各种代价。民众比较风险加权的成本和利益，之后决定站哪一边。

对我们而言，这个模型之有趣处有二，一是其分析框架蓄意略去所有意识形态考量，民主自由与保守秩序如何取舍等问题都不问，恰好与后毛时代中国社会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现实契合；另一在于斗争双方的策略都“含金”，一方讲革命成功了给你多少薪金，另一方讲革命失败了课你多少罚金。论文题目中的 rationalizing一字包含了这两重意思。然而，模型中的“列宁”只是提出一个口头承诺，如此靠一 pie-in-the-sky，放在今天中国没有动员能力。在今天中国政治现实里，党内反对派头头要人胆敢跟他冒高风险挑战党领袖，必须真金白银先付首期。

这好比香港黑社会找打手绑架杀人不仅要付足工本费，还须因应可能出的状况，例如打手被捕要坐牢、作案过程中出意外被杀等，事先支付一笔“安家费”。这其实不是一个比方，因为中共无论从渊源、道德和行为等各方面看，都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黑帮，而党内权斗，就是某个头目挑战帮主、想取而代之。但总之一句话，今天谁要经营一个党内反对派，必须有足够本钱。这比起毛时代，一本《毛语录》便足以动员全国党政军斗足十年，是两个不同的宇宙。按此，我们应该问，这样的一笔本钱规模有多大？谁有本事调度得这个规模的资源？

权斗的资源要件

五十年来，中国大概只有一个人曾经拥有足够能力建立一个放在今天足以倒习的反对派，那就是江泽民。江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十三年（1989-2002），期间广泛安插亲信；名义上退任后，他事实上还可以左右整个胡温十年里的大局、继续发他的财。他主导了中国的“镀金时代”（1992-2008，邓小平南巡至北京奥运年）；在那个朋比资本主义盛世里，他的家族及盟友催生无数得国家荫庇而获厚利的企业。然而，江的影响力随着年事渐高而逐步减弱，作古后更无来者。

那么，张又侠又如何？张或者确曾在军中搞贪腐积累了可观的个人财富，但若说要能调度资源建立一足以挑战习近平的反对派，那他的斤两无疑还差太远。有人会说，军队讲资历，张打过中越战争，是当今硕果仅存的少数“实战派”，有足够威望挑战习近平。听起来似有道理，但只要翻查一下资料，即知是严重作大。1979年中越边境战爆发，激烈战况在第一个月内即达峰回落，随后拖出一条长达十二年、只含零星冲突与口水战的尾巴。张在战争里，初期是连长，指挥约一百名士兵；到1986年战事趋近尾声时，他才升任团长，统率约一千人，相当于纽约市一所规模较小的高中人数。和他一同被习清洗的刘振立，军事资历比张更浅；刘于1983年参战当侦察兵，整个战争完结之后才升任排长，指挥区区四五十人。资历如此单薄，何言服众？

事实上，只要用“资源”这一要件作检验标准，今天及可见将来几乎任何中共最高层权斗故事都可以直接排除。

上述 Roemer的论文没有提供理论模型的量化方法，容我狗尾续貂替当今在中国对着党中央领导核心搞权斗所需资源作一极粗略估算。以今天通用的 AI模型为工具，这不困难。

首先衡量反习主谋人须建立的倒习行动指向和组织规模，下列是三个选项。

暗杀或宫廷、武装政变：进行这类活动所需建立的行动组织规模最小，中国历史上成功及失败的先例最多，风险最高，而且近年大量研究显示，习近平过去十多年来已积极替自己维稳，重构权力管控和监视机制，在党政军各个层面嵌入应有尽有的防政变软硬件设计。例如，整个京城的维稳功夫早就做足；仅仅是从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到长安街那几百米空间的保卫力量，也由几种品位不同、党中央办公室控制、互不隶属、彼此也防范对方的卫戍部队组成。日前，美国拜登总统时期的国安顾问 Jake Sullivan接受访问，回忆2024年访问北京和张又侠会面，说留意到在会议室里的服务员，个个都是昂藏七尺、运动员身材的女保镖。今天用“荆轲—汪精卫式”手法搞政变倒习的话，成功概率接近零。（研究独裁者如何防止政变始于1999年 RAND研究员 James T. Quinlivan的一篇题为 Coup-Proofing– Its Practice and Consequences in the Middle East的论文，jstor.org线上免费注册阅读。现代保镖行业已能够利用各种数学模型优化防内奸的诱因设计、卫队行动阵式，等等。）

全民起义：反对派要营造这个局面最困难。89.64之后，除非到了举国民穷财尽，否则这个很难发生，发生的话，党内反习派很可能也会没顶，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主动营造，我们也不必在这个根本不可能的选项上花心思。

收买足够的全国政治精英在体制内倒习：三者之中，这个倒习方式和规模算是最可行，江泽民在他的势力全盛时期有可能做得到，却完全是一个狗咬狗骨之举，无任何进步意义。下面给一个按这个方向倒习所需资源的数量级估算。

参数及行为设定

由于我们只是想知道所需资源的一个粗略估计，具体如何凑集、分发、收买等的仔细情节在本文里并不重要，选一套大家比较有感的就可以：

收买对象是全国县级或以上的各个人大及党大里四分之一的代表。背后的假设是，这些机构的代表等量拥习反习，平均中立，主谋者收买中间偏习派，令最后反习成为一时的压倒性多数；

各级人大和党大成员的平均年龄、就业环节、收入等各有不同，按其所属单位及级别计算平均所需“安家费”，其金额选取为相当于事故伤亡全保险额即余生收入縂现值之单位级别平均（经济学以此量度个人的生命现值，普遍应用于牵涉死亡的法律审判赔偿场合。严格而言，应以这个额度的保险费即保险额乘以事败或然率–而不是保险额本身–作为安家费就可能足够，但考虑到参与者家人也可能受株连，所以选取这较高值。注意：“安家费”其实只是一个方便说法；物质诱因工具很多，不一定是现金，等值就可以）；

资源由反对派主谋者向市场环节里的头 N个最大型私企摊派征收，额度是2024年该企业的净利润的10%。

把这些简单参数输入任何一个坊间流行的人工智能 app，即可轻易找出所需数据及算出 N的最低值。我选择用baidu.com，认为它最熟识中国数据和资料；结果，不需五分钟的运算，它就给了我答案：N=48（总金额是0.45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反习主谋者能够私下向全中国最大的48个私企，包括如腾讯、阿里巴巴等，要求交出2024财政年度净利润的一成，便可有或足以买起关键数目政治精英、完成倒习工程所需的金钱资源。这不是倒习的充分条件，而是一个门槛，任何人没有这种级别的资源调度能力，想今天一下子打倒一个有中共体制资源支撑的独裁者，几乎没有可能。

新范式：“小道不问”、“当问资源”

我提议的研究范式有如下特征：不涉意识形态；不偏帮任何挑战者或现任领导人；不问小道消息，更不会考虑鬼神力量等超自然想象；要研究任何挑战者必须具备的财金资源的一个合理最低值 X；要对体制内挑战者作关键的资源一问，并研究这个挑战者能调度的财金实力 M；若 M> X，则可进一步研究这个挑战者的其他质素如往绩、口碑、人脉关系、号召力、所提出的治国理念、外国政府怎么看他，等等，适当加分或减分。（这里说“不问”，不必绝对，如果一些小道可以验证，特别是和资源有关的，可作参考。）

范式是用来指导及规范研究的；范式转移即彻底改变研究的内涵。上述党内权斗新范式可概括为一块铜币两个面，即“小道不问”和“当问资源”。小道已然浑沌不可持，量度挑战者的财金实力反而更实在。当然，财金面向的研究也不会容易，但收集财经资料是在今天中国里政治风险比较低、结果还算可靠的行业，现成的人才也相当多，更可以用 AI协助。

这个范式也有其局限，那就是必须假定中国的社会基本盘还是稳定有序的。当一个现任最高领导人遇到不可抗力，例如生命垂危导致权力真空，或者因为管治无道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大量民众不只跌下贫穷线，更跌下饥饿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便可能有那么一个道旁儿看准时机顺手将他一把拉下马，那样就没有什么门槛不门槛。观中外历史与现实，目下中国国势尽管已进入结构性下行螺旋，却还未真正乱，与十九世纪中国的那种局面比，还有相当距离。

一两年来，围绕张又侠的各种政变说法引起我的兴趣，而坊间有关的分析存在明显缺陷，遂有此文。至于一月二十四日张、刘二最高级官员落马会有什么影响，也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那必须是另一篇文章了，下面试开一个头，鼓励有兴趣的朋友尝试。

中央军委如今仅剩习和委任不久的张升民，习将如何重建之使成为一有效运作的机关，当中包含一个理论难题。经过两年来的几轮大清洗，剩下的中共官员中最精明者有理由不想被习提拔到官场最高位；反而是低好几级的位置，更有利于他们攫取非法或灰色利益，也更安全。在个人层面上这想法完全理性，但对党国而言，却体现了一种十分不利的畸形诱因。反腐不成而有此困顿，恐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