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过去六年我们学会的十大认知 第一条：凌驾于人民头上的政府

过去六年，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公共生活真相被揭露，令人震惊。这震撼了我们，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过去六年，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公共生活真相被揭露，令人震惊。我指的不仅仅是爱泼斯坦档案（Epstein files），尽管这个事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年来，我们都目睹和经历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至少对我而言）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这给人们带来了冲击和震撼，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如果你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改变了想法，那么恭喜你！这种改变体现了你的谦逊、好奇心、适应能力以及坚持实事求是而非固守偏见的态度。这是一种美德。那些声称自己没有改变想法的人，要么是自以为无所不知（这一点值得怀疑），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就是固执己见，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固有信念。

我保存着几十年来自己大量的写作作品，有时我会翻阅它们，看看自己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变化的程度。的确，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我以前的书籍和文章仍然有价值，但现在重读，我却能感受到一种天真，一种理论和理解上的简单。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自己变得成熟而已，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以下我列举了一些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深刻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范畴。我猜想，您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探索之旅，只是出发点和结论可能有所不同。我们每个人对这种新的透明度的理解方式都不尽相同。就我个人而言，我将过去六年里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总结为以下十点。

1.我们对现实生活中政府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或许我们曾经认为政府就是我们选举出来的代表。这本应是政府运作的方式。然而，事实证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沉淀，一个未经选举的官僚机构逐渐掌握了权力。它凌驾于人民选举的代表之上，与社会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行政机构还掌握着丰富的制度知识，并竭力阻止领导人的更迭。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行政部门的首脑。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试图控制所有444个政府机构，但却因一系列法律诉讼而处处受阻。事实证明，国家机器不受民选领导人的控制，其设计初衷正是如此。国会的情况也类似，有着固定的工作人员，且在每一次政治变迁中都不会出现更迭。这不是民主，而是根深蒂固的、未经选举产生的寡头政治（oligarchy）。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人民将永远被剥夺选举权。

2.我们现在对“产业俘获”（industry capture）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

过去，政府机构与产业界的合作方式并不完全清晰。主要有两种主流观点：一是政府机构与企业之间存在对抗关系，损害企业利益；二是政府机构致力于保护民众免受企业侵害。如今，经过更深入的观察，我们发现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企业与本应监管它们的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着更为共生互存的关系。我们在农业、制药、教育、科技和军工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这种现象。这个问题普遍存在。

3.事实证明，学术界并非一方净土。

长期以来，大学知识分子一直被奉为精英中的精英，他们被视为守护独立真理的机构，超越于不断变化的公众意识之上。但是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那些重大争议，总体上学术界几乎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努力，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跨性别议题、觉醒意识形态、传染病封锁政策、审查制度、福利腐败、科学的诚信问题、公民身份问题等等。学术界总体上给人一种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的印象，或者仅仅是参与了一些见不得光的金融交易。想想看：当川普总统开始削减精英大学的经费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抗议。这是因为学术界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4.大型媒体大多已无可救药地陷入党派之争。

曾几何时，我们或许还相信，监督媒体是公民与政治权力之间不可或缺的屏障，能够有效监督民选官员。然而，过去十年来，这种旧观念已经被证明站不住脚，媒体与政治权力的公然勾结已经昭然若揭。始于2016年的反川普运动不可避免地导致新闻编辑室被彻底掌控，进而导致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跌至历史低点。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最大的媒体机构与政府的优先事项之间存在着远超我们以往认知的合作关系。

5.大企业与大政府沆瀣一气。

在几年前的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全球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身边的小企业纷纷关门，而大型连锁超市却照常营业，这其中必有缘由。疫情开始逐步好转时，客容量限制重创了小型咖啡馆，而大型餐厅却生意兴隆，这同样是有原因的。原因在于它们在华盛顿和州议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大企业拥有政治影响力，而小企业则没有。大企业利用政府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吗？也许我之前只是抽象地了解过这一点，但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着实令人震惊。

6.科学被最大程度地扭曲了。

和你一样，我以前也认为，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同行评审论文很可能接近真相。后来我亲眼目睹，这些期刊和出版物刊登的文章明显受到操纵，内容虚假不实，有些甚至完全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议程而捏造的。当我们发现这些机构的资金来源正是它们所涵盖的行业时，一切就都说得通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开始怀疑它们发表的大部分内容的真实性。这本应是科学的时代，然而我们却无法相信那些以科学之名出现的东西。

7.勇气胆识弥足珍贵。

我曾经相信，只要人们持有正确的观念——自由至关重要、人权至上、依法行事、审查制度错误、官僚不应越权行事等——我们就赢得了这场战役的大部分胜利。但我当时并未完全理解的是，敢于将信念付诸行动的勇气远比信念本身更为稀缺。的确，如果没有勇气为了捍卫真理而承担名誉和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一个人的信念究竟有多大意义就很难说了。不仅如此，这样的勇气极其罕见。大多数人都会被对未知的恐惧所吓倒。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8.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已经变得模糊。

我们过去都以为自己明白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仿佛它们是固定不变的类别。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这个词也是如此：我们以为可以根据这些标签来预测人们的观点和行为。我现在不再这么认为了。我现在和一些接受过我以前从未想像过的左派教育的人结盟，也和一些我曾经严重怀疑的右派人士结盟。现在，左派似乎在推行一些与他们以往原则完全不符的事情，而右派也开始关注一些以前只有左派感兴趣的话题，这些词语似乎也失去了意义。总的来说，我对此感到高兴，但我仍然在等待一切尘埃落定，而现在显然并非如此。

9.食物与药物同等重要。

我曾经认为，人们对食品中的化学物质和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的担忧被过分夸大了。但在了解了医疗界和大型科技公司的问题之后，我意识到政府干预农业也同样会造成垄断和市场扭曲。再加上人们对健康的真正担忧，就构成了联邦政府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所强调的问题。十年前我完全忽视的这个问题，如今已成为我思考的核心，同时我也热切希望看到小型再生农业的复兴。

10.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

最令我震惊的是，我现在与一大群美国普通民众保持联系，他们对各个领域的自由未来都深感忧虑：教育、医疗、农业、科技，以及包括投票公正在内的公民权利等。我亲眼见证了这场运动从几乎不存在发展到如今如此强大且影响深远，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如今，一切都在改变，而这并非因为当权者的意愿。改变的契机在于人们愿意学习、互相交流、采取行动以及坚持变革等。这令我深受鼓舞。我们需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看到这样的改变。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What Have You Learned in6 Hard Year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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