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以忱被起诉 看“非常机构”中的个人风险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有关方面通报，中共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原副主任高以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取消相关待遇，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相关财物已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高以忱被起诉，看起来是一则反腐新闻，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再次将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缺乏制度和法律约束的“非常机构”——610办公室——推到公共视野中。执行政府命令的人，无论多么权极一时，党依然可以随时将其抛弃。

“610办公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部门，而是为了“消灭”法轮功、以“领导小组办公室”形式成立和存在的专项机构。这个机构最大的特点是：权责不清、法律定位模糊、运行高度行政化。在实践中，它往往能够协调甚至指挥公安、国安、检察、法院、宣传等多个系统，却不直接对法律程序和后果负责。

从制度角度看，“610办公室”这类“非常机构”天然存在三重风险：

第一，逍遥法外，权力集中而缺乏外部制衡。

610体系在运作中，往往经领导人一句话，就绕过法律法规和正常司法程序，直接介入具体案件处理，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使执法、司法和行政形同虚设，责任主体难以厘清。

第二，政治目标凌驾于个体宪法权利之上。

当“维稳”或“专项斗争”被设定为压倒性目标时，众多法轮功学员个人的信仰自由、程序正义和基本权利，完全被视为次要的可以牺牲的因素。

第三，责任追究长期缺位。

由于机构本身并不透明，其内部决策、指令来源及执行链条，难以被社会监督，也难以在事后进行系统性问责。

高以忱的被查、被起诉，表面上是个人腐败或违法问题的处理，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其长期任职期间，相关政策执行造成的社会后果，为何长期未被纳入制度反思和公开评估？

近年来，多名与610体系有关的高层官员先后落马，显示这一体系并非“例外地带”。但如果反腐仅止于个别官员，而不触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边界和监督机制，那么类似问题仍可能在其他名目、其他机构中重复出现。“610办公室”这个体系的存在，及其改名易姓后的职能保持（二零一八年改名为“维稳办”），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反法治问题。

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任何权力机构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明确法律依据、清晰权责边界、可追溯的责任机制。当某种机构长期游离于这些条件之外，其风险并不会因“政治需要”而消失，只会在时间推移中不断积累。

高以忱案，或许正是重新审视这类“非常机构”历史作用和制度成本的一个现实契机。从个人角度看，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当海啸袭来，首先被夷为平地的可能只是几座房子，最后当整座城市被席卷时，还剩几座房子能够置身事外呢？

在海啸过后仍能置身事外的，只能是之前没有搅浑水、没有乘人之危大捞一笔的清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