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49间银行消失和民众存款财政化

图为北京一银行前的保安人员。
在日前结束的中共“两会”,一项金融政策引发市场关注。中共政府宣布将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大型银行补充约3,000亿元人民币资本金,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举措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旨在应对房地产低迷、不良贷款上升以及消费信心疲弱带来的金融压力。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项金融稳定措施,能达到怎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小银行消失:金融系统收缩的讯号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末,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共计3,112间,较2024年末的3,761间减少了649间,这一速度创下近年来新高。
在中国,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及农村合作社、外资银行等,均必须参加存款保险。因此,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数量,是观察银行业变化的一个指标。中共监管机构推动小银行被区域银行或大型银行合并,以降低金融风险。
进入2026年,银行消失的速度加快。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截至2月4日,今年已有86间银行被合并、解散或已工商注销,数量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
根据官方媒体的宣传,这一趋势被解释为“减量提质”的金融改革。然而从金融学角度来看,它也反映出中小银行盈利能力下降、资产质量恶化的现实。
银行业与民众存款遭到“污染”
中国银行体系所面临的核心压力,来自地方政府债务。
过去20年,地方政府依靠卖地收入和其控制的融资平台,利用债务推动城市化进程和基建投资。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明显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银行成为地方债务的主要资金来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被广泛认为是限制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灰犀牛”之一。政府债务会将风险传递给地方银行(地方债务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种结构形成了一个高度绑定的资金链条:民众储蓄—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基建投资。
这就意味着,中国民众的存款被中共进行财政化并利用。
当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收入减少时,这一资金链条开始出现断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偿债压力增加,银行资产质量随之恶化。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出现快速的合并、解散或工商注销潮。
在经济学研究中,这种结构被称为“财政—金融耦合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会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放大,并最终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两会的技术救援政策政府注资银行
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中共政府正在通过财政工具稳定银行体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向国有银行注入3,000亿元资本金,以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一举措并非首次。过去一年,中共已经多次通过中央汇金和特别国债向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从政策来看,这反映出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银行不仅是商业机构,同时也是中共管控的重要工具。
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中共往往通过银行体系向重点行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从而稳定投资和就业。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一个长期问题,当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时,银行资产负债表也会随之承受压力。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金融体系与西方金融体系不同,中国银行体系高度集中、资本账户严格管控,中共政府对主要金融机构拥有较强控制力,这使得突发性银行倒闭或挤提的概率相对低。
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调整以及地方债务压力,正在持续侵蚀银行盈利能力。在这一体系下,中国金融机构与中共政府财政之间的“防火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种“死亡螺旋”的典型表现,当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但地方政府无力偿还时,银行的资产质量因此下滑。资产质量的恶化促使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反而更加倾向于增加那些被其视为“最安全”的资产,而这类资产往往仍是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由此,一个不断恶化的循环被进一步强化。每当企图摆脱困境时,负向作用反而加剧,从而陷得更深。
银行体系和地方财政的这一现象,可以类比于两个濒临溺水的人相互抱紧求助的场景。看似是在试图互相拯救,但结果却是相互拖累,最终加速沉没的过程。
中共的危机管理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策制定者的危机管理模式:合并中小银行;向大型银行注资;推动地方债务重组;控制金融风险扩散。
这种模式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延缓危机爆发的时间,试图用时间换取政策工具的施展空间,金融压力却在不断的积累。中共政府宁愿牺牲消费与银行利润,也要优先维持地方政府债务体系,因为对一个试图强力管制一切的政府来说,体制运转失去动力后,对经济、金融体系、民众等也就失去控制力。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指出,在向来照本宣科的“两会”期间,真正的新闻并非出自宏大的会场报告,而是源自财政部长蓝佛安的一场记者会。会上,蓝佛安试图表现镇定,但他描绘的景象却十分严峻:政府的账本正承受着他所谓的“紧平衡”压力。说白了就是:钱快用完了。蓝部长也许擅长精打细算,但一艘正在下沉的船,靠节省是救不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