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操弄危机 升级AI认知战(图）

2026年3月17日，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Beirut）南部郊区，现场浓烟滚滚。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Charles Davis撰文／信宇编译）

在社区遭受重创之时——无论是洪水、枪击还是突发停电——人们都会急于寻找任何看似能解释事态的线索：一段画面抖动的视频、一张截图、一个“邻居”用新账号发布的帖子，或是声称当局有所隐瞒的耸人听闻的说法，如此等等。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外国影响力操纵者无需说服数百万人。他们只需要抢先发声、大声喧嚷、无处不在，让阴谋和怀疑的传播速度远超事实本身。

这种动态并非仅限于局部灾难。它同样能有效地套用到波及美国政治的国际冲击中，尤其当这些冲击与美国国内尖锐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时：战争权限、平民伤亡、“旷日持久的战争”、能源价格、抗议政治，以及对机构的不信任等。

2026年2月底至3月初开始的美伊武装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

伊朗：关于“官方信息”如何发挥分化作用的一个个案研究

北京方面针对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所采取的公开立场始终不变：以合法性和稳定为由进行谴责。

中共外交部多次重申了中共政权的立场，即美以军事打击“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且“违反国际法”，并警告称此举可能造成区域溢出效应，同时敦促停止军事行动。

中共外交部另将伊朗最高领袖遭斩首事件描述为对主权的“严重侵犯”（grave violation），是对《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原则的“践踏”（trample）。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标准的外交手段。但它也为秘密影响力运作者提供了更有用的东西：一个现成的叙事框架，可以重新包装成美国国内的论点，通过“在地”（local）声音进行洗白，并在第一波（也可以说是最混乱一波）的信息浪潮中大规模放大。

这套操作策略并非围绕单一的病毒式传播的谎言而构建，而是围绕规模、持久性、身份冒充以及在危机时期迅速行动的能力展开。

工厂模式：为什么数量比单独一篇“完美”帖文更重要

我们通常认为虚假信息会以一条突破防线的大型谎言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它表现为在众多平台上大量传播，借此测试哪些内容能奏效，然后强化已取得成效的信息，并放弃那些未能获得关注的信息。

谷歌（Google）的威胁分析小组（Threat Analysis Group）描述了与中共有关的、在YouTube上进行的大规模协调性影响力活动，该小组仅一个季度就关闭了数千个频道，这些频道发布的内容涉及中美外交事务，涵盖中文和英文。当此类活动处于快速迭代阶段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建立数千个频道，推送内容，因平台执法而被关闭，然后迅速重建。频道被下架成为运营的成本，而非决定性的挫败。

危机时期正是这种模式的理想环境。当新闻发展速度快于事实核查速度时，铺天盖地的“看似合理的解释”（plausible explanations）会充斥信息流，让受众产生一种“事情不太对劲”（something doesn’t add up）的印象。其目的在于制造叙事污染：让资讯洪流充斥各处、混淆视听、分化民众，并使人们觉得确信某件事是天真的。更试图将这种认知导向政府，看看能否减缓其行动步伐。

2026年3月25日，一名伊朗妇女在首都德黑兰用手机观看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AFP via Getty Images)

伊朗案例研究：北京煽动的信息如何与美国内部的分裂遥相呼应

中共官方的论证框架清晰明确：非法性（未经联合国安理会/ U.N. Security Council授权）、违反国际法、以及引发动荡的风险。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重申了这些论点，强调《联合国宪章》原则，反对“使用或以武力相威胁”，并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主权”（international law/U.N. Charter/sovereignty）的框架具有战略上的灵活性。它能在美国多个亚文化群体中找到映射，这些群体虽不必然共享同一世界观，但却怀有共同的不满。有人可以将其包装成反战宪政主义，有人可以将其包装成人权和平民保护议题，还有人可以将其包装成反干涉主义的现实主义。包装形式虽然换了，但其制造分裂的楔入效应却始终存在。

中共官方媒体随后加入中共的国内宣传以火上浇油：不仅强调“空袭是错误的”，更宣称“空袭正在撕裂美国”。中共官方媒体中国国际电视台（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简称CGTN）将此次行动定性为“未经授权的战争”，着重报导了国会山的反弹声浪，并强调了“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是否因此正被牺牲的争论。CGTN还聚焦美国国内的抗议活动和政治批评，在强调精英阶层分裂的同时，也凸显街头民众层面的裂痕。

这是中共惯用的分裂伎俩。它无需制造新的争议，而是依附于现有的争议——战争权限和正当性——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宣传，以最大限度地吸引眼球。

中共的信息战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其背后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美国3月初的报导描述了空袭后新一轮的战争权限之争和抗议活动。一场危机无需外部势力介入便会引发对立，只需要给它一个助燃剂。

伪装冒充：借用信任感，让分裂的楔子显得“天然”

规模（scale）是引擎，伪装冒充（impersonation）是涡轮增压器。

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媒体研究机构“格拉菲卡”（Graphika）报导称，与“垃圾邮件伪装”（Spamouflage，由spam/垃圾邮件和camouflage/伪装两个单词组合而成）生态系统有关联的操作者，冒充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趁着致命洪灾引发的愤怒浪潮，散布煽动推翻西班牙政府的言论。关键在于其传播的可移植性：在灾后混乱的迷雾中，冒充行为可以让捏造的信息在最不恰当的时间点，显得像是来自正确的来源。

伊朗的情况也类似。无论是“当地退伍军人”、“宪法律师”、“人道主义护士”、“军人配偶”、“犹太反战组织者”、“海湾阿拉伯异见人士”，还是“波斯裔学生”等，这些身份都可以沿着既定的路线——战争的非法性、道德义愤、对体制的不信任——切入，而听众却会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流露、植根于社区的言论。只要虚构的身份能够营造出可信度，内容本身就无需多么复杂深奥。

2026年3月27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空袭，救援人员在居民楼废墟中搜寻遇难者遗体，平民们在一旁围观。(Majid Saeedi/Getty Images)

深伪技术成为“后勤战术”手段：群发回复式攻击，而非大片式造势

人们对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的恐惧往往源于电影般的场景：一段完美的伪造视频就能在一夜之间颠覆社会。然而，现实情况却更加平凡，也更符合工厂化模式，因为它具有可复制性。

加拿大的快速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指出，“垃圾邮件伪装”机器人正在将深度伪造视频置入，与政府部门、媒体机构和政治人物相关的公开可见账户的回复中——每天发布的深度伪造视频数量大约达100到200个。

这将深度伪造的目的，从“哗众取宠”转向“后勤战术”：它被视为一种可大规模扩张的输入手段，将内容植入评论区，骚扰目标对象，迷惑旁观者，并将公众注意力引向愤怒的舆论漩涡。没有人试图去验证视频中的那位退伍军人、律师或护士是否真实存在。但这些身份不明、未经证实的人物，让传递出的讯息显得更具正当性。

在伊朗危机中，“群发回复攻击”（reply-swarm）策略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它针对的是高曝光度节点：官方声明、突发新闻报导和有影响力人士的评论。其目的就是污染公众首先前往了解事件真相的公共场域。当早期的叙事空间被大量信息淹没后，后续的更正信息便只会出现在已彻底对立的阵营中。

人工智能为何重要：更快的迭代，更快的两极化

人工智能（AI）并非影响力运作的发明者，但它确实能大幅节省人力，进行诸如翻译、改写、人物形象维护以及各种变体创作等繁琐的劳动。其速度优势使得宣传活动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地进行迭代。在危机情境下，这种效率优势比“天才宣传”（genius propaganda）更为重要。它缩短了从事件发生，到叙事草稿撰写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流程。随后，影响力传播速度更快，并且可以透过数据进行监测与调整，以确保叙事流始终保持最高效和最佳效果，并更精准地导向目标群体。

中共官方的信息提供了外交框架：非法性、联合国宪章、主权、稳定等。国营媒体则提供了在美国国内制造分裂的切入点：未经授权的战争、抗议活动、宪政冲突、背弃既定的政治承诺等。而秘密行动者则拥有一套成熟的工具包，可以将这些框架转化为大规模、高频率的分裂性影响力行动：可支配的基础架构、身份的冒用，以及可重复传播的合成媒体，这些媒体内容被植入到美国民众公开辩论的场所。

表达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核实信息必须放在首位

各平台可以也应该执行其规则。但执行属于下游机制，上游机制则在于文化层面：核实应成为一种公民本能，尤其是在危机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内。

下次当突发新闻铺天盖地而来时，最重要的问题或许依然是最简单的那几个：谁在说话？这个账号注册多久了？这个视频来自哪里？为什么这则信息被如此精准地设计，旨在激起某种特定的情绪？在伊朗危机——以及之后的下一次危机中——时间线上出现的第一个“本地”声音，很可能只是流水线生成的产品而已。

作者简介：

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是美军退伍军人和具有情报背景的讲师。他获得的军事奖项包括：两枚铜星奖章（BSM）、国防部军功奖章（Defens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两枚荣誉奖章（MSM）、北约服役奖章（NATO Service Medal）、伊拉克参战奖章（Iraq Campaign Medal, ICM）、阿富汗参战奖章（Afghanistan Campaign Medal, ACM）、沙特阿拉伯解放勋章（Saudi Arabia Liberation Medal）和科威特解放勋章（Kuwait Liberation Medal）等。

原文：China’s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 Through Crisis Exploitat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