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国际刑警组织遭中共渗透而变质

2023年9月5日,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总部入口。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Antonio Graceffo撰文/信宇编译)
中共政权对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简称Interpol)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香港在主办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方面发挥的角色,引发了人们对该组织被用来打击异见人士和使全球政治镇压合法化的严重担忧。
香港将于2026年主办第94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这将是大会首次在香港举行,也是第三次在中国举行。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此前曾于1995年和2017年在北京举行。
英国伦敦圣安德鲁山5号律师事务所(5 St. Andrew’s Hill Chambers)的出庭律师本‧基思(Ben Keit)专门研究红色通缉令(Red Notices),他说:“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国家之一(共产中国),竟然主办了国际刑警组织大会。”
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要求成员国定位并临时逮捕个人以便引渡或采取类似法律行动的机制。
2024年,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15,548份红色通缉令和扩散通缉令(Diffusion)。其中2,462份通缉令被驳回,包括305份违反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的通缉令,该章程要求尊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简称UDHR,1948)。
2025年,拒签案件总数上升至2,550起,其中558起涉及人权问题。这些不断上升的数字凸显了人们日益担忧国际刑警组织系统被滥用于政治目的。
当某个政府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请求,声称某人因欺诈、腐败或恐怖主义等普通犯罪而被通缉,而其真实动机却是政治性的,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如果请求获得批准,该人可以在196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边境口岸被拘留。即使最终撤销了通缉令,此人也可能已被逮捕、旅行受阻、失去工作,甚至面临被遣返回请求国的境地。
俄罗斯和中共一直被认为是这个进程中的主要滥用者。常见的受害者包括流亡的反对派政治人士、逃离迫害的记者、维吾尔族和法轮功学员等宗教少数群体、卷入政治纠纷的商界人士,以及少数民族活动人士等。
国际刑警组织自身规则禁止发布“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通缉令,并每年以此为由驳回数百份通缉令。批评人士认为,审查力度不足,国际刑警组织缺乏调查能力来核实每份通缉令背后的真实动机,而且即使是暂时生效的虚假通缉令,在被撤销之前也可能造成严重危害。

2017年9月26日,中共党魁习近平(中)与时任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尤尔根‧斯托克(Jurgen Stock,中右)和时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Meng Hongwei,中左)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前合影。(Lintao Zhang/Pool/Getty Images)
今年1月,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Joe Chow Yat-ming)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展现中国、香港和香港警队的正面形象”。然而,如今在北京强加的《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下运作的香港,是国际人权法最严重的违反者之一,尤其是在逮捕示威者和异见人士方面。
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简称HRW)援引的政府数据,从2019年6月9日至2024年3月,共有10,279人因参与抗议活动而被捕,其中2,910人被起诉,1,475人被定罪。
《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并于2024年3月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进行了扩展。截至2025年6月23日,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确认,自2020年以来,已有332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而被捕,其中165人被定罪。
该法的定罪率异常高。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25年6月报告称,自2020年以来,根据香港《国家安全法》被起诉的人中,91%已被定罪。在近90%的案件中,被告的保释申请被驳回,被驳回保释的人平均被羁押11个月。
2026年2月9日,香港法院根据《国家安全法》判处亲民主派媒体大亨黎智英20年有期徒刑,结束了香港历时近五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国家安全案诉讼。
香港也对境外活动人士采取域外措施。2024年12月,香港警方宣布对六名居住在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新的逮捕令,并悬赏每人100万港元(超过12.7万美元),同时吊销了七名活动人士的护照,其中一些人居住在美国。2025年7月,欧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强烈谴责香港当局对15名民主活动人士发出域外逮捕令,其中首次包括一名欧盟公民。
美国国务院在2025年7月明确指出:“对行使基本自由的香港人进行域外打击是一种跨国镇压。”
除了正式的逮捕令外,香港当局还加大了对被通缉活动人士家属的骚扰力度,包括2025年4月逮捕了居住在美国的民主派社运人士郭凤仪(Anna Kwok)的父亲,这是首次对流亡异见人士的家属提起诉讼。
在国际刑警组织层面,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历时10个月的调查发现,中共和香港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以政权批评者、知名商人和寻求海外庇护的受迫害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为目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曾于2016年至2018年担任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主席的孟宏伟,据称在2018年10月被中共反腐部门秘密拘留并指控受贿后,以缺席方式辞职。2020年1月21日,他被判处13年半有期徒刑。
他在2016年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被视为中共在国际组织中扩大影响力的一项胜利,异议人士担心他会被中共利用来追踪流亡的反对派人士。然而,他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是在2018年9月25日,当时他从北京发出了两条短信。第一条短信写道“等我电话”,四分钟后又发来一个刀的表情符号,显然是在发出危险信号。
他的妻子高歌(Grace Meng)在法国获得政治庇护后,辩称国际刑警组织被动地接受了他被迫辞职的事实,这助长了(中共)专制行为:“一个被强迫失踪的人能自愿写辞职信吗?警察机构能对这种典型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吗?”
在香港举办大会——这个司法管辖区不仅积极追捕海外异见人士,更曾对流亡的活动人士发出海外逮捕令——此举向威权政府传达了这样一个讯号:国际刑警组织是可接受的政治执法工具。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博士,是经济学教授和中国经济问题分析师,在亚洲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本科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曾在美国军事大学(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研究国防议题。
原文:Interpol at Risk: CCP Influence and the Abuse of Red Notice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