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奇庄|我在北京参与公民维权运动的经历

编者按语：田奇庄先生因为在二十大前向党中央发出反对个人崇拜公开信被判刑两年。其实在此之前，田奇庄先生早已是知名的杂文作家，并且深入参与了胡温时代公民社会发展时期的各种公民权利运动。从田奇庄先生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领略维权运动时期的风起云涌和各路豪杰共同推动中国走向法治文明的脉络。

来到北京

2008年10月，经北京某教育咨询公司董事长李清振邀请，我来到北京。李清振毕业于重庆大学，曾经给蛇口的改革家袁庚当过秘书，担任过中国平安保险公司高管。他小我十岁，是江西宜春人。他非常喜欢我的文章，专门开车到邯郸与我见面。听说我在邯郸诸多不顺，建议我到北京试一试。

此前，我曾到北京，先是经王一名介绍，与杨建利见面。杨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因为无法回国，从云南偷渡入境，后被判刑六年。经中美官方多方交涉，他终于得以释放，在即将返美前夕，我们匆匆一见。他对美国支持民运不乐观，认为美国当政者热衷于与中共发展经济，所以近期民运将处于低潮。问到他为什么回来？他说，美国不需要民主，中国才需要民主，在美国做不出什么名堂，还是在国内发展有机会。他说，归根结底中国的未来需要发展公民社会，没有广泛的启蒙，未来没有希望。

那次在北京，经赵达功介绍，我和王卫星一起与刘晓波见面。那时他已经不能随便外出，我们只好在他家楼下的小餐馆会见。赵达功是邯郸人，父亲在银行当过行长，他在邯郸银行担任过中层干部，后来到深圳发展。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成为秘书长，刘晓波是会长。我经他介绍，成为笔会会员，并在相关网站发表了一些文章。赵达功说，刘晓波很喜欢我的文章。见面后，我赠送了《公民话语》一书。刘晓波认为我写的反映邱县抓国民党案件和右派经历文章非常有意义，鼓励我继续努力，他认为我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唤醒公民精神的做法是未来发展中国民主重要途径。他说，民间力量十分弱小，根本不可能与中共抗衡，彼此要学会求同存异，和睦相处。

李清振先生热衷于参与北京的公共知识份子活动，带领我参加了深圳体改委徐景安在北京举办的沙龙，认识了与会的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著名杂文作家鄢烈山、改革杂志社长石小敏、

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作家笑蜀、外交官员臧英平、新浪评论家张学军、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中国律师观察网站赵国君、凌沧州、法制日报记者熊伟、王若水之子王思彤等人。

李清振还带着我拜访了人民日报原社长胡绩伟，并出资为老人家举办了结婚十周年庆典。那一次，我见到了于光远、朱厚泽、李锐等一大批如雷贯耳的人物。

后来，他穿针引线，找到杜光、李锐、张博树磋商给中共中央发公开信，建议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试点，推进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选举，开放地方媒体，允许公开批评地方官员，推进党内民主，公开竞选党委书记等。就在一次次修改之际，刘晓波等撰写的08宪章发布，刘很快被抓，李清振等人热心筹备的给中央上书胎死腹中。

有一天，李清振告诉我，刘晓波因发起写零八宪章被捕，我也是第一批303位签名者之一。李清振担心这件事会给公司带来风险，我当即决定从李家搬出。我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住所，NGO组织德先生咨询公司负责人张辉和兰志学便留我住在他们的办公室。后来，我在公盟办公室凑合了一段时间，最终在律师谢燕益的帮助下，和杨慧文选择到几十公里外的密云租了一套公寓居住。

此前，我应邀参加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年度庆典。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西式冷餐会，在发言中，我介绍了自己在邯郸竞选人大代表情况，受到与会者欢迎。

就餐时，许志永找到我，说公盟正推进北京律师协会直选会长项目，问我是否愿意做此项目。

我当然十分乐意。

公盟的全称是北京公盟法律咨询公司，是典型的NGO组织，但由于中国不允许建立正常的民间社会组织，这类组织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在工商、税务部门监督下运行。公盟在北三环大钟寺附近的华杰大厦六楼办公。

公盟法人代表是许志永，他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决策委员会成员有滕彪、郭玉闪、李方平、江天勇、黎雄兵、张立辉、杨子云。决策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例会，根据每周工作进度决定下周工作事项。工作人员有林峥、庄璐、蔡慧芳、杨慧文等。经常到公盟当义工的大学生有：政法大学的穆佩华，魏欢欢、冯成成、王仲夏、曾彬彬、李冰等，和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充满朝气。公盟先是租了一间大办公室，后来又租下了旁边的一大间。

在这里，我接待了著名的出版书籍为右派维权的铁流老先生，为艾滋病维权的知名公益人士万延海先生、胡佳先生。上海知名维权人士冯正虎先生，曾为联合国工作过的臧英平先生，来自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媒体记者。当然，更多的是接待访民。他们为了维权，来到北京完全是无奈之举，公盟给予他们的帮助有限，但毕竟还有希望。每周一个接待日，可以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给予上访指导。许志永、郭玉闪等人为解救被关入黑监狱上访者，更是付出过血的代价。

我的试用期为三个月。我进入公盟时，律师协会会长直选活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起初是三十多位律师发出倡议，随后有一百多位律师响应。

律师协会是律师行业自治组织，本应由律师自己选举产生协会服务人员。可是司法局却成立了律师管理处，由处长担任秘书长，协会负责人由他们选定。可是国家没有任何法规授权司法局管理律师，更没有授权他们自动成为协会秘书长。北京当时有将近两千个律师事务所，每个所每年要交万元以上会费，每名律师每年要交数千元会费。每年协会上亿元开支从不公开，用于给会员服务的项目少之又少。北京司法局将纳税人分配给他们一层办公楼出租给律协，这笔巨额非法收入直接进了司法局小金库，这样的律协不该改变吗？

我来到后，恰逢活动开展一百天，我写了律协直选百日纪实，便于更多人了解这一活动的全部过程。律师各有自己的业务，天南地北到处跑。律师们做事很认真，个性很强，形成一致意见非常难。我作为召集人，不断通知大家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起草新的律师协会章程，确定各自分工。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唐吉田、张立辉、谢燕益、郝劲松、杨学林、

丁锡奎、张润淼、李苏滨、芮天鹏、黎雄兵、秦兵、李静林、兰志学、李和平、李劲松、李柏光、芮天鹏、江天勇、张赞宁、韩志广、李仁兵、杜兆勇、张星水，凌沧洲、郭旭举、谢强等。

将近年底，律协组织律师看电影。我们一方面给大家发放直选资料，另一方面，由杨慧文直接发放竞选宣言。这件事引起了很大反响。有关方面从来不敢与律师对话，却从多方面给律师施加压力，不给律所及相关人员通过年审，吊销唐吉田等人的律师执照。后来他们匆匆忙忙成立了新的协会，使这次直选活动无疾而终。

三个月后，公盟决定由我担任秘书长，负责日常行政工作。

当时三鹿毒奶粉事件轰动全国。公盟决定成立律师团，无偿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受到媒体和各界广泛关注。公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派出了多路律师赴全国各地帮助受害者维权，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009年是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日，公盟决策人员认为，当年有新文化运动，进入新世纪，要推进中国政治文明，有必要发起新公民运动。许志永先是找了艾未未、笑蜀等人想起草一份新公民运动宣言，后来未能形成一致意见，公盟便决定自己运作此事。许志永先后写了数篇文章，号召国人做承担公民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行使公民权利的新公民。

西藏七五事件后，公盟派出专人进行调查，独立完成了调查报告，提出了新的解决问题思路，并向中央机关上报。

公盟长期关注上访群体，每周由律师定期接待访民，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访民提出一些地方官员非法拘禁上访人员问题，许志永、郭玉闪等人冒着挨打的风险，多次出面解救。我们也将访民提出问题归类整理，上报国家机关，供他们决策参考。

2009年，公盟把开展新公民运动作为工作重点。

我们设计并制作了公民徽章，形象标识。制定了公民公约，建立了公民信箱，公民档案。提出各城市具有公民理念同仁每月末聚餐一次（亦称同城饭醉），结识朋友，交流经验，推进公民参与。许志永起草了新公民运动宣言，并围绕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阐述，并在许多场合传播这一理念，很快吸引了北京和外地的许多朋友参与。

上海一位成功的商业人士崔岩先生给予我许多支持，我来到公盟后，向他介绍公盟理念他非常认可，专门来到北京与许志永、范亚峰进行了深入交流。

董洪义是北京人，出身工人家庭，根红苗壮，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担任班长，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在邯钢工作任工程师、科长，后来下海。以前只是对一些现象看不惯，认识我之后，很快接受了公民理念，成为十分热心的公民参与行动者，公民理念传播者，他专程到公盟，成为新公民第一批成员。回到邯郸后，我们成为常来常往的朋友。

2009年春天，公盟举办了维权人士培训班。请来律师给大家讲课，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更好地维护自己利益。

这批培训班学员中有北京的王荔蕻，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人大工作，六四后与当局理念不合，成为积极维权者。张志和（网名老虎庙）、北京被拆迁维权居民，重庆的南朵、河南的汪海洋、广东的巴忠巍、成都的曾荣康等人三十余人。这些人后来在当地发起了不少公民行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秦皇岛大学的王霄也曾到公盟，他赞成公民行动理念，但感到自己的身份与公众接触不方便，

那段时间，全国保护小动物协会、北京业主委员会协会筹委会、邓玉娇案情研讨会等多个会议在公盟举行，大家每天忙的不亦乐乎，但也感到非常快乐。在公盟，我认识了邯郸保护小动物协会的于洪刚，回到邯郸，我曾到他们的饲养场参观，见到了热心公益人士谷子。后来我还收养了两只小狗。

4月4日、5日公盟安排了到大午集团访问。由我具体安排，出访人员有：王功权、许志永、余盛峰、成晓霞、张立辉、郭玉闪夫妇、曾健夫妇、滕彪、张博树、栗鑫、杨洋、庄璐、穆沛华、蔡慧芳、方坤、彭剑及家人、林峥。当年孙大午为企业发展向村民集资，没想到被当地银行控告非法集资，被公安拘捕。许志永等律师出面，为孙大午鸣不平，经过法庭激辩，孙大午被判三缓四予以释放。我此前并未能孙先生打过交道，但是前几年一起鞋套事件在凯迪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许多网友言辞激烈斥责孙。我也发了一篇文章，客观地指出了问题原因，认为孙只是一时失当，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听说去大午庄园，我还有几分忐忑。没想到孙大午却是对我刮目相看，话虽然没有说破，但彼此已经心照不宣，当年大午庄园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大家也都看好大午的未来。那一次，我把保定容城的公民企业家王强叫来同聚。事后王强开车陪我到白洋淀老家大田庄一游，家乡亲人陪我到爷爷坟前烧了纸。

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来到大午庄园，此时的企业集团已经发展成特色旅游小镇。企业拥有上百亿资产，没有一分钱贷款。他们掌握了领先世界的孵化蛋鸡技术，每天向全国销售三十万鸡雏，远不是日进斗金所能形容。几栋二十多层的五星级酒店，管理水平堪称一流。他们用免费洗温泉游玩水世界，免费看国际马戏，吸引游客入住。2018年预计可达到400万人次。那次我见到了五柳村聚会时常见面的姚监复先生，并为大午集团写了一篇维权文章，此后不久，大午请来了另一批知名人士，我再次来到大午集团与之会见。他们是：亦忱（前凯迪主编）、鄢烈山、童大涣、徐庆全（炎黄春秋主编）、赵牧（搜狐评论部主任）、浙江传媒大学教授刘连开、姚监复、吕冰、鲁镇等人。以后我又一次来到大午集团。大午先生总是对我非常热情。然而，不幸的是，2021年初，保定警方以非法占有耕地和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将大午集团领导班子抓捕。直到七月中旬才开始公开审讯。我的朋友真是多灾多难啊。

北京律师协会领导请别再变脸

2008年8月26日，程海等三十五位北京律师(以下简称律师们)联名在凯迪等网络发帖，题目是《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他们认为，现任北京律协至今没有经过多数会员通过的正式章程，其产生缺乏合法性基础，不能代表全体北京律师利益。同时要求将现行会费降低百分之六十，协会领导由全体会员直接选举产生。他们的呼吁受到了网友们普遍好评，认为这是推进民主的壮举。

8月27日起，程海就和市司法局律管处长萧骊珠电话联系，要求递交呼吁书。后来商定9月1日见面。会见后，萧处长说律师们给律协提意见欢迎，但公开呼吁书的方式不好，不能接受，这样做很危险，会影响你们的执业，要求停止。程海等人说我们是依法反映诉求，要求直选是律师合法权益，不能因为某些人不喜欢就不做了。随后程海一行又到律协递交了呼吁书。

事出有因

签名人之一张立辉律师说，律协办过一些有益于会员的事，如业务培训、业务研讨、体检等。但是在最关键的维护会员权益方面鲜有作为。程海说，2006年一次办案被追打，相机被抢。我向公安报案之后即向律协反映，可是无人理睬。2007年7月，律协突然撤销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会20多名成员写了不同意撤销的意见书交给协会长，可是是没有任何答复。律协大部分专职工作由市司法局人员担任(包括秘书长)，政府与社团组织职能混杂，成了由会员养活的准官方机构，律协的工作重点也变成了对律师的监管。

律师们的呼吁引起了激烈反弹。律协于9月5日在首都律师网站协会公告栏目发表了《严正声明》，主要内容如下。北京市律协郑重声明:北京市律师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对北京律师行业实施管理。任何人利用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采取私自串联的方式，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拉拢不明真相的律师支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都是非法的。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利用部分律师参与协会行业管理的热情，打着“律协民主管理”的旗号，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此《声明》一出，北京及全国律师界大为震惊。其中“非法、煽动、不明真相、私自串联、幌子、妄图”等措词的分量极重，律师们俨然成了律协眼中的阶级敌人、专政对象!会员根据自己的正当权利公开要求直选，如何招来如此敌视?

9月8日，呼吁书起草人之一唐吉田接到了自己供职的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委婉告知:“为了不影响律师事务所的前景，所里希望你能顾全大局，另谋高就……”唐吉田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显然这是来自于“上面的压力”。对此他有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与此同时，还有几位签名律师先后收到类似告知。

局外人很难理解，不就是一个行业团体的头头吗?一个兼职职务，怎么会令当事人如此气急败坏，公然使用文革语言威胁对方呢?

有道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北京律协把持的乃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蛋糕，北京市现有执业律师人数16894人，律师事务所1011家。每年律师所须交会费1万元、律师个人交2500元，律协现有净资产如今不会少于1.5亿元。律协领导除了能够支配巨额资金(对中国特色的监督大家心知肚明)，还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政治、经济、学术、信息资源。这样一个高居万人之上呼风唤雨的宝座，岂容下属觊觎?

律师们很坦诚，党中央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通过改造律协维护自己的权益不仅名正言顺，而且责无旁贷。道理很简单，协会靠会员的会费养活，会员是协会的衣食父母，父母让儿女改变不当做法难道有错吗?

律协大员恐怕比谁都清楚，如果直选，江山势必易主;如果少交会费，财务公开，权力收益必然大大缩水。不把这次挑战压下去，损失最多的肯定是自己。

反击对手最简单、最有效、也是过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上纲上线，将双方利益之争拔高为政治斗争，将挑起事端的人则由争取利益提升为政治异己势力夺权。这样一来，律协不但能借捍卫政治制度来保护自身利益，还能借官方力量压倒对手，从而高枕无忧地继续享受特权。

这一招曾经屡试不爽，专政的厉害国人早有领教。在斗争哲学大行其道的年代，捕风捉影的罪名都能将人置于死地，如今与权势作对也是凶多吉少。

恫吓失灵

这一次看家法宝失灵了。《严正声明》的文革式表态激起了广大网民、尤其是司法界同仁的极大义愤，批评谴责之声不绝于耳。对方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有更多律师义无反顾地加入签名行列，到现在签名者已有八十多人。

令律协更加不安的是，过去民间每有风吹草动，官方总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将事态消弥于萌芽。这一次官方倾向性虽然明显，但涉入的深度、力度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中国大陆的政治的确变了，已经于过去的强人政治向着常人政治转变。经历无数斗争以及因斗争引起的反弹之后，共产党变的聪明了。不再以党的名义干那些给肇事者当枪使，替肇事者背黑锅，由自己擦屁股的蠢事了。

如今，激化矛盾的斗争哲学正在被消解矛盾的和谐价值观取代。利益之争、观念之争、政治派别之争只要不超越法律，遵守游戏规则就行。公共权力充当既得利益者马前卒，被牵着鼻子走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

气势汹汹的《严正声明》在网民义正词严的驳斥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一方面失去了公共权力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各路媒体闻讯前来。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律协大员显得雍容大度，令人感到亲切温暖。

但现实毕竟不是舞台，如此骤然变化，没有任何过渡、没有任何铺垫。当事人没做任何解释，更谈不上有丝毫歉意。律师们哪里知道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更难揣测此时的笑容可掬，会在哪一瞬间变成冷若冰霜。

平和对话

经过多次联系，9月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与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董春江等官员当面对话。董说呼吁书是经过策划的，是别有用心的，有人动机不良，缺乏善意，对大家的合理诉求会考虑。

律师们的回答说，一、此事不仅有策划，而且早就开始了策划。去年律协撤销了宪法人权专业委员会时就准备提出会长、副会长的罢免案。反之，律协出台《严正声明》没有策划吗?二、动机良否、有无善意属于道德范畴，没有法律意义，不能作为评判标准。财政部规定，社会团体中，个人会员的收费标准是10元，北京律协却出台了天价收费标准，造成了巨额结余，这能说是善意的吗?我们履行公民权利提出直选，就说我们全方位否定政治制度，这是良好动机吗?三、别有用心乃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人的天性是屁股决定脑袋，不同利益者怎么可能想到一块。律协某些领导和广大会员想的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他们视为别有用心呢?

董春江副局长说，自己不清楚律协工作和支出实际情况，已责成律协计算律协工作的范围然后算出支出。律师们认为，律协到底应当承担哪些工作和收多少会费，应由律师多数来定，不能让少数人决定。对此，董没有反对。

董春江副局长问律师们，是否同意坚持党委对北京律协的领导?

律师们说，宪法和党章规定，党(中央)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律协党委只是律协部分会员之间的社团组织，律师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司法局和律协党委对律协有领导权。

董春江副局长问律师们，否接受司法局的指导监督?律师们完全同意，但表示，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协的指导监督必须依法进行，不能随心所欲。

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对北京律协选举走向民主化没有异议，这是法律规定的律师权利，也是历史的趋势。

100分钟的会见过程气氛平和。董说，通过交流了解了很多情况，也学到不少东西。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交流。董欢迎律师对司法局和律协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学会平等、协商、谅解、妥协，是解决矛盾，达成共识的前提，这样的沟通对于双方显然是有益的。

焦点之争9月12日北京律协公布了起草了6年的律协章程征求意见稿。这究竟是律师们呼吁的结果，还

是律协早有安排，大家无从知晓，但如此态度总是积极可取的。

研究章程后律师们发现，这个草案草率的有点出格。众所周知，代表大会是协会最高权力机关。如何选举代表、选举理事会，如何保证选举公平公正乃是章程的核心内容。可是草案第四章十九条规定，“律师代表的名额、比例以及选举办法由理事会制定。”

看来六年时间没有白费，相关人士真是煞费苦心了。不过律师们早有充分准备，他们在发出呼吁之前就拟定了《北京律协选举程序(草案)》。

一方在章程中省略了选举办法，一方提前制定了选举办法。看来双方都非常清楚: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利益的焦点在哪里!

针对章程中存在的缺陷，律师们提出的主要修改意见如下:1、律师代表还没产生，何来由他们选举产生的理事会?本末倒置。2、选举规则少数人制定，不透明，易暗箱操作。3、律师代表产生办法未经全体律师通过章程或直接授权制定，缺乏合法性基础。

他们建议程序公开通明，由全体律师的多数决定律师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以500律师为一选区，每人一票选出5名律师代表。律师代表增加联名提案权和联名提议罢免权。会长和监事长由全体律师直接选举产生，对全体律师负责;

9月22日，律师们将修改意见正式递交给市司法局和律协。

又起波澜

不能执业，意味着饭碗被砸。无可奈何之下，唐吉田律师于9月23日提出了《民事起诉状》，将北京市律师协会负责人告上了法庭，就律协发表《严正声明》中的有损本人名誉言词，要求律协在首都律师网站刊登致歉信，公开赔礼道歉。并要求判令被告赔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人民币。

一方在行动，另一方也没有闲着。9月下旬，北京各区县司法局在律师事务所主任以及合伙人参加的会议上，传达了某会议精神。说少数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直选“有国际背景”，“有政治目的”，“律师沙龙”网站是非法组织，要求广大律师退出推进律协直选。多少年来，中国人都被无法无天的政治斗争整怕了，被貌似强大的权势吓怕了。即使以维护法律为己任的律师也不例外，不少准备响应的律师打了退堂鼓。

可是他们就没有想一想，官员们的说辞有什么道理?是否符合法律?能不能站得住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组织没有国际背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宪法规定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已经加入了上百个国际组织，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背景如果成了罪名，整个中国谁没有罪?

所谓“有政治目的”更是荒谬。政治一般是指公共事务、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通过影响公共政策，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是很正常的吗?当权的人有政治目的，在野的人就不能有政治目的吗?谁有权力剥夺他人的政治目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是个人自由，关键在于是不是目的本身是不是合法?实现的手段是不是合法?

说“律师沙龙”网站是非法组织的人只能证明自己缺少基本的法律素养。“律师沙龙”是合法注册的一个网站，目的是为了给关心此事的人提供便于交流的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结社自由，律师们一起讨论协会事务，连起码的结社都算不上，违反了哪家王法?

程海律师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权力侵犯权利的现象大量存在。即使律师想维护自己的权利，也绝非易事。但是，我们必须相信法律，敬畏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权势的淫威只是暂时的，他们迟早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写在后面的话

律协与律师们都在一条船上，大家本应同舟共济，彼此照顾。律协作为船长，其主要职责是维护会员利益。然而巨大的利益使权力发生了异化——领导者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自己的会员和维护自己的权力——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律师队伍怎么可能实现健康和谐。

民主是大势所趋。所谓民主就是要做到共同参与，程序合法。这一次律师们从质疑律协产生的合法性，从建议改革律协选举程序入手，推进民主进程，乃是众望所归。

律师队伍是代表社会文明的高素质群体，北京律协、北京司法局官员更是精英荟萃。解决长期积累的矛盾是一场激烈博弈，无论双方立场有多大差距，大家都要在法律框架内公平竞争。这不但需要双方付出高超的智慧，更需要双方保持克制冷静的心态。特别是作为强势的一方——律协和司法局恪守职业道德，表里如一，包容宽厚，公平公正。

民主是人心所向，政改是大势所趋。对于律协来说，让步本身就是推进社会进步;对于律师们来说，自己前进的一小步，对全社会都是一大步。衷心希望北京律师、律协双方实现共赢，为全社会树立公平、礼让、理性、宽容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