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非法经营罪”和“诬告陷害罪”

卢梭《社会契约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2026年2月2日，成都公安锦江分局发布警情通报，依法对刘某（男，50岁，即刘虎）、巫某某（男，34岁，即刘虎长期合作者巫英蛟）等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由成都市公安局指定管辖。

稍前的1月29日，刘虎与巫英蛟发文“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看来二者不无关联。

针对刘虎个人的处理方式惹了众怒，激起极强的寒蝉效应，媒体和法律界人士纷纷给予呼应，就媒体监督权表达支持，就法律和执法权滥用表示愤慨。这大概是成都方面想不到的。

2月3日的网文将之总结为：举报信成了“诽谤证据”，网络发声成了“制造谣言”，合法信访成了“扰乱秩序”。在个别地方，公检法系统被操纵为打击异己的工具，监督者反成“犯罪嫌疑人”，正当维权被定性为“寻衅滋事”。

看来，个别地方的法治生态倒退不但确有其事，而且正处于进行时。

关于“非法经营罪”和“诬告陷害罪”，争议很大。

其中，“非法经营罪”就是口袋罪，有的没的全往里装，牵强附会的结果，如同法国大革命时装人头的筐，成了永远装不满的无底洞，造成的社会矛盾和群体伤害无法估量。

从法律罪名适用上看，早有诸多可与之对应的、具有替代作用的相关罪名可用，继续存在纯属多此一举。

从立法理念上看，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和垄断加管制思维上的早期过渡性法律，在当下，已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僵法和恶法，理应废除。

传统媒体式微，吃官饭的持证记者会越来越少。随着自媒体兴起和社会作用的同步增强，给予适当的合法地位，为自谋出路的“有偿报道”正名，也成为当务之急。

至于“诬告陷害罪”，或更适用于民事领域平等主体之间。

针对官员在公务领域的监督言行，如果仅认知为“造谣，诽谤”水平，属下执法者动辄以“诬告陷害罪”抓人，特别是流行的“先抓人，后断案”模式，其中蕴含的暴力威慑，先入为主地打破了主体平等的法治理念。更让人怀疑，官员是不是确实存在某些不便明言的内情？

如果涉及“造谣，诽谤”之嫌，官员自可动用民事追责手段进行平等维权，体现法律面前官民平等，何必强化至入罪高度，大动干戈，只图一时爽，落得万年臭呢？

媒体监督是成本最低的反腐手段。从官民天然的不对等性角度看，不触及违法犯罪红线的监督言论，天然具有法律豁免权，也早是法理学的应有之义。

除去宏大叙事和正确言论，但凡现代社会，官员接受全天候的言论媒体、法律监督，早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官员如果确属无辜，自有诸多条件自证清白。

总之，“非法经营罪”和“诬告陷害罪”已到了重新评估其时效性和适用性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