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惠明：王爱琳案给在美华人的警示

南加州阿凯迪亚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被控在美国境内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代理人。图为加州亚凯迪亚市（Arcadia）华裔市长在社区参加竞选相关的活动。（陈德怡／大纪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5月11日宣布，南加州阿凯迪亚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被控在美国境内充当中共非法代理人。根据司法部公告与相关认罪文件，王爱琳已同意对该重罪认罪，最高可判10年徒刑。

司法部说，她在2020年底至2022年间，按中共官员指示，通过面向华人社群的中文网站发布亲北京宣传内容；相关行为发生在她就任市议员之前，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她动用市政府资源。路透社和美联社也报导，王爱琳已辞去市长和市议员职务。

这起案件的意义，不只是某一位华裔地方官员的个人失足，而是提醒在美华人公共人物：在中美竞争进入地方政治、社群媒体和舆论空间的背景下，必须清楚区分正常交流、公开立场表达与秘密接受外国政府指挥之间的界线。

从美国国家安全与法治角度看，这不是族裔问题，而是效忠、透明与法律底线问题。

一、这不是“华人问题”，而是是否秘密替外国政府办事的问题

美国是移民国家，华裔美国人当然可以参与政治、经营媒体、组织社团，也可以对中美关系表达不同观点。真正触碰法律红线的，不是华人身份，也不是中文表达，而是在没有申报、没有披露的情况下，接受外国政府或其官员的指挥，在美国境内从事政治宣传或影响活动。

司法部此次依据的是《美国法典》第18编第951条（18 U.S.C.§951）。该法律的核心要求是：任何人在美国境内若受外国政府或其官员指挥、控制而行事，必须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或向司法部登记）；若未通知而从事相关行为，最高可判10年徒刑。

因此，王爱琳案的核心不在于她是不是华人，也不在于她是否主张中美交流，而在于司法部所称的事实：她是否在未披露的情况下，接受中共官员方向控制，并在美国社会中协助传播北京政治叙事。

美国司法部副联邦检察官比尔‧艾萨伊利（Bill Essayli）指出，秘密替外国政府办事的人会破坏美国民主制度；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John A. Eisenberg）也表示，一名曾接受中共官员指令却从未披露这种关系的人能够进入公职，本身令人担忧。

二、公职宣誓不是形式；华人从政者必须守住四条红线

王爱琳案对在美华人从政者最大的提醒，是公职身份不能只看选票和头衔，更要看是否守住对美国法律和选民的忠诚。公职人员最怕的不是立场鲜明，而是私下接受外国政府方向控制，却对美国政府、选民和社会隐而不报。

对华裔公共人物而言，至少有四条红线必须守住。

第一，与任何外国官方、统战背景团体或代理机构往来时，必须做尽职调查。

第二，不能接受外国政府或关联方提供的宣传文本、立场话术或代发要求，再包装成“社区新闻”。

第三，凡涉及外国官方方向、资金、资源、安排、邀约或政治请托，必须优先考虑美国法律与申报要求。

第四，任何看似“合作”“交流”“双赢”的安排，都必须先问：这是否在替外国政府创造影响美国政策的渠道？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CSC）在2022年7月6日发布的官方指南《保护美国州与地方政府及商业领袖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影响力行动的侵害》（Protect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U.S. State and Local Level from PRC Influence Operations）中提醒州与地方层级官员，须警惕中共对美国地方政治、商业领袖和社群组织的影响行动，并重视透明、诚信与问责。该指南还引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的警告：中共明白“今天的小角色，明天可能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因此会提早培养地方与州层级政治人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爱琳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落在美国情报与执法机构近年反复提示的国安背景之中。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在2026年3月18日发布的《2026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中，将大国竞争、技术竞争、供应链风险与中国相关挑战列为美国国安判断的重要背景。FBI在2025年12月11日国土威胁证词中也指出，中共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不可低估”，并提到其透过人员情报、企业内部腐败、外国直接投资与网路入侵等方式，利用全球互联性获取利益。

这说明，对中共影响行动的防范不能等到人物进入高位才开始，而应在地方政治、社群组织与华文媒体层面建立清楚的合规意识。

三、主流华人既支持依法执法，也反感被一概怀疑

王爱琳案发生后，华人社区容易出现两种极端反应。

一种是用族裔身份替涉案行为辩护，认为只要是华人就不应被追究；另一种则是把个案扩大为对整个华人群体的怀疑。这两种看法都不准确，也不利于在美华人的长远处境。

更合理的态度应是：支持美国依法处理秘密替中共政权办事的人，同时坚决反对因此污名化整个华裔美国人群体。NCSC在上述指南中也明确指出，应对中共影响行动时，不应对所有来自中国或华人社群的接触一概起疑；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共政权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华裔美国人。

主流华人并非不在意国家安全，也不是要替中共影响行动开脱。他们更希望美国社会能够区分中共政权、普通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既保护国家安全，也保护守法华人的公民身份和社会信用。

四、从中美根本利益冲突看，这不是地方丑闻，而是制度竞争的一部分

如果只把王爱琳案看成个人丑闻，就低估了它的制度意义。从中美根本利益冲突来看，这类案件反映的是中共对美国“次国家层级”（Subnational）政治的长期渗透与利用。

NCSC指南指出，中共政权近年来越来越试图利用美国地方和州层级关系，影响美国政策并推进其地缘政治利益。其目标包括让州长、市长、地方议员和商界人士成为影响华府政策的渠道，从而推动更有利北京的经济合作，并减少美国对台湾、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的批评。

这种路径，与许多华人理解中的“文化交流”“城市友好”“商贸合作”并不完全相同。正常交流当然可以存在，问题在于某些交流是否被中共政权用作政治影响工具。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在《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China’s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中也指出，中共的影响活动已经从早期主要聚焦侨界，扩展到美国智库、大学、媒体，以及州、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报告主张以“建设性警觉”（Constructive Vigilance）方式维护透明、互惠与公平，同时避免把矛头指向普通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

因此，从美国国家安全优先的角度看，王爱琳案说明，对中共竞争不能只看关税、半导体和军事议题，也必须关注地方政治、社群媒体、华文舆论、商会与社区组织中的制度入口。

五、对华文媒体和华人公共领袖的真正警告：透明比立场更重要

王爱琳案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层面：它不只是地方官员涉案，也涉及华文媒体与华人社群信息空间的可信度。

根据司法部2026年5月11日新闻稿，王爱琳与孙耀宁（Yaoning"Mike" Sun）共同运作的U.S. News Center对外宣称是面向华裔社群的新闻来源，但司法部称，该网站实际在中共官员指示下发布亲北京内容，包括否认新疆种族灭绝与强迫劳动的文章。司法部还指出，王爱琳曾向中共官员回传点击数与修改结果。

这点非常关键。问题不只是“亲中”或“反中”，而是是否把外国政权的政治宣传包装成独立社区新闻。正常媒体可以有立场，公共人物也可以有观点，但如果信息源、指令来源、资金关系或外部控制不透明，就会破坏读者信任，也会伤害整个华文媒体生态。

华文媒体与华人公共领袖应从此案中吸取最重要的教训：任何公共发声，只要牵涉外国政府方向、统战前台、代写稿件、资源安排或政策游说，第一原则就是透明。透明的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付费内容和合法游说，与秘密接受外国政府指挥，是两回事。

因此，对华人社会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建立三条共识：第一，华人公共人物不能替中共暗中办事；第二，华文媒体不能把外国政权指令包装成独立新闻；第三，华裔政治人物若想在美国真正站稳，需要让美国选民和执法机构相信，其唯一效忠对象就是美国。

结语：守住底线，才是保护华人在美政治信用

王爱琳案最该给华人社群带来的，不是恐慌，而是原则与法律。支持美国加强国家安全执法，并不意味着把所有华人都当成嫌疑人；相反，只有把中共渗透与华裔美国人清楚切开，才是真正保护在美华人的长远政治信用。

对今天想从政、经营社团、创办媒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华人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不是“别碰政治”，而是：可以做华人领袖，但不能在美国政治体系里秘密替外国政权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