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浦钊观点》动摇中共的主权叙事！领土不是唯一的疆界 流亡藏人用“选票”展开反击

达赖喇嘛明确指出，自己是在被迫流亡的状况下离开西藏，因此其转世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图：撷自达赖喇嘛官方IG（资料照片）

在中国（共）一再否定与谴责之下，流亡藏人仍于全球多地同步举行选举，为那片多数选民从未踏足、却始终认同为故土的西藏，选出新的政治领导人。对流亡藏人社群而言，这是一场关乎政治主体是否能够延续的制度实践。

这场选举之所以持续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弹，并不在于它是否能改变现实的统治格局，而在于它动摇了一个威权政权最核心的假设：只要掌握领土与暴力，政治主体性就必然随之消失。

中国（共）真正恐惧的，不是独立，而是制度不中断

从实质权力角度来看，流亡藏人的选举不可能对中国形成直接的政权挑战；然而，中国却一再出面否定、定性、谴责，甚至动用外交与法律语言加以封堵。这样的反应本身，已说明问题不在于实力，而在于叙事。

因为这场选举传达了一个对威权极其不利的讯号：政治合法性未必完全依附于领土控制。即使在流亡状态下，一个政治共同体仍可能透过制度运作，保存其代表性与集体意志。对高度仰赖“主权不可分割”与“唯一合法代表”叙事来维系统治正当性的中国（共）而言，这正是一个结构性的反例。

没有国家的民主实践，是威权最难消解的存在

流亡藏人分散于全球二十多个国家，人口规模有限、资源高度依赖外援，却仍能透过选举程序产生议会与行政首长，维持一套可运作的政治体系。这种无国家状态下的民主实践，恰恰是中国最难处理、也最难否定的政治形态。

在中国试图透过数位威权、跨境监控与叙事封锁，斩断异议连结的今日，流亡藏人仍能克服地理隔绝与外部压力，持续透过选票完成政权交替。这种制度运作既无法用军事镇压解决，也难以透过经济诱因完全收编，持续证明政治共同体并不必然随着失去疆域而消亡。

内部摩擦不是动乱，而是制度的证明

必须强调的是，流亡藏人的民主并非不存在内部冲突。近年来，其内部围绕“中道路线”与“独立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选举过程中亦出现明显对立。

然而，这种摩擦本身正是制度强度的证明。对中国而言，任何意见分歧都被视为动乱，必须加以压制；但对藏人社群而言，分歧被纳入民主程序中消化，透过选票产生具备跨派系合法性的领导人。当中国嘲笑流亡藏人内斗时，却无法掩盖一个关键事实：藏人是在分歧中完成制度接班，而中国连最微小的不同意见都恐惧。

达赖喇嘛的退位与转世论述，是一场制度布局

外界往往聚焦于达赖喇嘛的宗教角色，却忽略他在政治制度上的关键选择。2011年，他主动卸下政治职务，将权力交给民选政府，这不只是个人退位，而是一项高度自觉的制度安排。

2019年，达赖喇嘛明确指出，自己是在被迫流亡的状况下离开西藏，因此其转世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这段话的核心并非宗教神学，而是否定中国以国家权力指定政治与宗教继承的正当性。透过将政治合法性制度化、去个人化，流亡藏人有效降低了未来被单一权威或外部政权绑架的风险。

地缘政治冷现实下，制度成为唯一的保险

必须诚实面对现实：随着国际政治重心转移，周边国家在对华政策上趋于谨慎，流亡藏人社群对外部支持的依赖，使其随时可能被纳入地缘政治交易。正因如此，流亡藏人愈发清楚地意识到，真正能确保政治延续的，不是不稳定的国际声援，而是制度本身。选举或许无法立即改变权力结构，却能确保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迁，其政治主体不会因失去领土而被消音。

一场选举，映照两种政治逻辑的对撞

中国对流亡藏人选举的敌意，映照出两套政治逻辑的冲突。一方相信政治合法性来自持续的集体授权，即使没有国家，也必须维持制度运作；另一方则坚持政治合法性只能由主权、疆域与强制力定义。

这场选举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所有仍身处威权阴影下的社会：政治主体性并非只能由国家赋予，也不必然随着失去领土而消失。只要制度仍在运作，政治共同体就不会被时间与强权轻易抹除。

每一次民主选举都在动摇中国的主权叙事：流亡藏人的制度反击

(前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首席执行官、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