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衣何时成为公共场合的着装？

在美国经典黑白喜剧电影《迪兹先生进城记》（Mr. Deeds Goes to Town，1936）中，迪兹先生的新管家沃尔特（Walter，左）在迪兹先生外出消遣一夜后，为他脱鞋

前几天在一家宠物店外，我看到一对夫妇牵着一条精心打理的狗，朝店门口走去。他们看起来并不拮据，也没有那种饱经风霜的狼狈模样。恰恰相反，他们的狗梳理得干干净净，装备齐全，显然是准备进宠物店消费的。

他们俩都穿着靴子。男士穿着低帮靴，女士穿着高筒靴，靴后有蝴蝶结装饰，估计一双要150美元以上。但是他们身上的其它服饰却和靴子的风格截然不同。男士穿着绿色格子睡裤、黑色T恤和一件卫衣。女士则穿着全套的粉黑格子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卫衣。

他们有这样的穿着打扮不是因为贫穷，这是他们的偏好。

这让我停下来，问了自己一个始终无法释怀的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穿睡衣出门变得司空见惯了？

我在宠物店门口看到的这一幕并非个例。事实上，我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种情况。专业的搬家工人穿着拖鞋和睡裤就来我家的农场。在一家大型超市里，我数了数，至少有30个人穿着拖鞋，数到一半我就懒得再数了。现在，超市、机场，甚至日常出行都能看到这一类的着装，给人感觉这些人仿佛并没有走出家门。睡衣已经悄然从私人场合走进了公共场合。

我越看越觉得，这跟服装无关，似乎预示着其它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过去，穿衣打扮是一种社交契约。它并不拘泥于形式，也无关乎财富或时尚，而是标志着一种转变。你早上起床，精心打扮，以一种表明你已准备好参与其中的方式步入社会。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休息与责任、居家与进入公共空间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

如今，睡衣抹去了那条界限。

当我们对这些过渡阶段不再进行标记时，一些微妙的变化就会发生。我们无法真正抵达任何地方。即使身在另一个地方，我们仍然感觉自己只剩一半的身影，这会影响我们与周围一切的互动方式。

这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是新冠病毒（COVID-9，即中共病毒）全球疫情的后遗症。当时人们被迫待在家中，曾经构成日常生活节奏的一切都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穿衣打扮、整装出门、准备见人，这些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然而，与其它一些突发事件不同的是，我们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

如果连穿衣打扮这样简单的事都让人感到吃力，那么生活中还会有哪些事情慢慢开始也力不从心了呢？

过去，舒适是我们通过努力争取来的。它是在漫长的一天之后，在辛勤工作之后，在付出努力之后才能获得的。而现在，它却成了理所当然的。任何哪怕只是轻微地影响舒适感的事物，都会被视为不必要的累赘。

显而易见，我们已经将追求舒适提升到近乎指导原则的高度。

但是当追求舒适成为最高价值时，其它方面就开始被忽视。自律性减弱，准备工作也随之减少。

过去，衣着打扮是努力的体现。它告诉周围的人，你置身其中，你很投入，你努力融入当下。当这种信号消失时，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了。

穿着睡衣出门，仿佛在无声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别让我做任何难事，我还没准备好。

我理解那种感受。我人生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产后或生病时，穿着睡裤和卫衣就匆匆出门去买吃的或拿药。那时候，我根本没做好准备去做任何费力的事，只是想勉强应付过去而已。

但是，那些时刻都是暂时的，只是权宜之计。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转变并非由于物质的匮乏。我看到的那些穿着睡衣的人并非生活贫困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相当不错。

从历史上看，随着人们财富的积累，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人们倾向于注重仪容仪表，穿着讲究而非随意，并且普遍认为，富裕的生活能让人以更体面的姿态展现于世人面前。

现在我们似乎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财富不再与更高的标准挂钩，反而常常与更低的标准挂钩。

我并非成长在一个拘谨刻板的家庭。我的父母白手起家，利用自家的谷仓打造了一个成功的时尚品牌。即使在他们富裕的时候，他们也穿着舒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穿睡衣。

在我父亲真正负担得起之前，他就已经拥有一套黑色的阿玛尼（Armani）西装。他常跟我说，只要有一套好的黑色西装，就能派上各种用场。

我母亲的生意是以设计休闲飘逸的女装起家的。她重视舒适感，但也注重优雅。在她看来，衣服穿起来像睡衣般舒服也没关系，只要适合体面地外出穿着即可。

追求舒适无可厚非。在许多工作中，舒适更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服装应该让我们活动自如、工作高效、生活充实。每种环境都有相应的服装。

但是睡衣肯定不在此列。

睡衣属于我们的家，属于家人，属于休息，属于睡眠。我们穿什么出门，应该表明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世界可能对我们的要求。

在牧场，这种准备并非纸上谈兵。一位朋友曾问我，我穿靴子和戴帽子是不是装扮成牧场主的样子，好像我是在假装自己是牧场主似的。我笑着反问他，他是否曾在德克萨斯州的田野里站过，那里的浅色土壤反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毫无疑问，我戴帽子是因为我需要它。

我穿靴子是因为我曾经在齐腰深的草丛里离响尾蛇只有几英寸远，如果我运气不好，至少我的靴子可以给我提供一些保护。

靴子不是戏服，而是我准备工作的信号。

有趣的是，这种准备能带来更深层次的舒适感。这无关乎轻松，而关乎准备得当。

准备充分带来的舒适感和逃避努力带来的舒适感截然不同。前者能增强韧性，后者则会削弱韧性。

写下这些文字，并非要评判人们的穿着，而是想要提醒留意，当一些细微的标准悄然消失的时候，一种文化中会发生什么。这些细微的标准很少孤立存在。当它们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发生变化时，便引发了这样的疑问：它们在其它哪些方面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常说自由是指能够随心所欲。这固然是自由的一部分，但自由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自我管理（self governance）。

作者简介：

莫莉‧恩格尔哈特（Mollie Engelhart）是一名再生型农业从业者和牧场主，致力于粮食主权、土壤再生，并积极推广自耕自足和自给自足的家庭农耕知识教育。她的最新著作是《揭穿自然真相》（Debunked by Nature,2025）。该书分析了我们对食物、农业和自由的认知，真实、引人入胜地讲述了她从纯素厨师和洛杉矶餐馆老板到亲自动手耕耘土地的农民的历程，以及大自然如何改变了她的文化规划。

原文：When Did Pajamas Become Public Attir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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