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民主不能当饭吃？

上海封城造成饥饿。图为一家超市在封城之前。

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在全球大城市中，上海人均GDP2.7万美元，位列世界第10，人均财富位列世界第6。没有人会把上海与饥饿连在一起，直到最近，媒体和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封城之后的上海人挨饿或面临食品短缺的消息，“民主能不能当饭吃”的话题又被提了出来。

在共产党的宣传里，“生存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人生在世，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如果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权利的实现无从谈起”；吃饱饭比什么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重要多了。“民主不能当饭吃”，也是太阳花运动期间，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名言。

中国这套话术的背后，是故意地把吃饭、生存权、经济发展与民主自由对立起来，潜台词是：有了选举权、言论自由和多党制，就会削弱经济发展、吃饭就会成问题；在发展经济之前，不要谈什么民主。

那么民主和吃饭到底是什么关系？政治与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他们彼此影响、不断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有了极为丰富的讨论，这里只能结合中国的情况简单谈几点。

民主与经济发展大致是正相关的关系。根据世界银行、自由之家等机构的统计数据，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除了新加坡和石油丰富的国家，全是民主国家；人均GDP低于印度的50多个国家，几乎全是专制国家。全球民主指数最高的十几个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挪威、冰岛、芬兰、瑞典、丹麦、爱尔兰、台湾、瑞士、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等；而民主指数垫底的国家，除了石油国之外，几乎都是人均收入垫底的国家，如朝鲜、厄立特里亚、叙利亚，布隆迪、阿富汗、苏丹、中非、缅甸、委内瑞拉、津巴布韦。根据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三项指标计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前30名除了新加坡外，全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而排在最后的5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实行自由民主制度。

上海封城造成饥饿。图为一家超市在封城之前。（美联社）

有人津津乐道于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腾飞，比如新加坡、民主化之前的台湾和韩国、80年代之后的中国等，这是一种明显的采样错误，仅仅拿最成功的例子来得出“威权优于民主”这样可笑的结论。如果仅仅询问前往彩票兑奖处的人，彩票中奖率就是100%。更靠谱的比法，应是把专制国家的平均经济发展与民主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可以拿威权的韩国与极权的朝鲜相比，或者民主的韩国与不民主的朝鲜相比，这基本上控制了文化、人口、气候、地理环境等变量。目前韩国的人均GDP是朝鲜的50多倍；预期寿命比朝鲜高10岁。我们也可以拿威权的台湾与毛时代的中国相比，或把统一前的东德和西德相比，1990年代之前的香港与深圳相比。显而易见，即使只看经济绩效而忽略人权和自由，“威权优于民主”也是颠倒黑白的说法。

民主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背后并没有什么太高深的道理。民主制度下，人民拥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创业得到鼓励，财产得到保障，市场有法治规则，政治难以干涉企业，人们可以尽可能发挥创造力。民主体制下，人民有选票，政党有竞争，媒体有自由，政策可以体现民意，政府通过与民众不间断的对话来调整政策，避免非理性、反科学的决策造成的人为灾害。民主社会藏富于民，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自由公开的定期选举，可以极大地降低内战、政治骚乱和社会动荡，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安全、法治的环境也有利于吸引投资、交易、科技进步与企业创新。民主也有利于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校教育和医疗服务，从而提供了更高品质的人力资本。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实现的。其中原因有很多，但无论如何不能得出结论说，正是不民主导致了经济奇迹。而且，正如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一文中所说，中国的高速发展背后，是征地拆迁，冤狱丛生，官商勾结，腐败蔓延，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环境恶化，种族灭绝；是文字狱、防火墙、鬼城、豆腐渣工程、地沟油、毒奶粉、毒疫苗、癌症村。这种经济发展养肥了官商特权集团，增强了中共独裁政权的控制能力。虽然无需否认有数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复制、不可持续的，更是不值得骄傲和不应该效仿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