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诺贝尔奖得主盖瑞·贝克评传

第三章生活的经济学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Gary Becker,1930～2014）,在1985年初应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编辑的邀请写专栏稿，是和另外三位专家学者轮流写“经济观察”专栏稿，这三位分别是布兰德（Alan Blinder）、库特纳（Robert Kuttner），以及罗伯兹（Paul Craig Roberts）。库特纳和罗伯兹的政治立场被认为代表左派和右派，后者还曾担任雷根政府的助理财长，而布兰德和贝克则是站在学术的中立立场，前者算是中间偏左，后者被认为是中间偏右。

以经济理论来分析公共政策

贝克以经济分析为基础，剖析公共政策对个人及组织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不管是个人或团体组织，都会透过竞争的方式，尽其所能地想要改善所处的环境，其目的是获取收入以及工作机会，或者争取市场客户，甚至于地位及权势等。个人及组织的欲望是无穷的，但能掌控的资源却相当有限，而市场及价格，则可以帮助他们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由此角度来看，个人及组织的行为是根据动机及诱因来决定的。例如，在商品价格较高，或服务成本提高时，一般家庭就会撙节开支；相对地，在商品价格上升之际，厂商便会增加生产。动机和诱因会影响行为，这是不变的事实，也应是常识。可惜的是当人们讨论公共政策时，总是会将常识抛诸脑后。贝克指出：我们不是经常听说，犯罪不会因为坏人遭到逮捕并受到惩罚而受到抑制吗？不是也有人常说政府透过医疗保险计划，而对医院及医师所提供的补贴，并不是造成医疗支出巨幅成长的主因吗？

贝克表示，所谓的“市场”，通常指的是商品及资产进行交易，并且订定公开价格的一种正式管道，像是普通股票及债券等的金融市场，或是国际石油及小麦市场等。不过，我们也将市场视为一种资源分配的方式。在这种非制式的市场里，资源会流到谁的手里，并不是透过公开价格来决定的。贝克在开始为《商业周刊》撰写专栏时，并未说明其主旨为何？但事实上，每篇文章都强调行为诱因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性。贝克深深感受到虽然读者对每篇专栏的记忆不会维持很久，但如果有几篇文章连续讨论相同的主题，读者是会体会到作者的用意。

贝克在专业领域上最与众不同之处，在其研究显示理性选择和市场机制，不仅在经济领域里很重要，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也很重要。他写的专栏都反应他对个人及组织行为的认知，而1985年5月刊登的第一篇专栏所谈的，就是197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及社会因素对美国妇女的就业和收入所造成的影响。其他文章则讨论到结婚和离婚的问题、生育率的问题，以及少数族群受到歧视的问题等。此外，贝克也把教育问题、酒醉闹事、犯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以及信仰自由、民意代表任期和利益团体在政治决策里所应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提出讨论。

贝克究竟是自由派或保守派？

贝克表示，不少人在看过几篇专栏后，就写信抱怨，指责他是个保守反动派。贝克问说，难道只因为他认为行为诱因和市场机制有其重要性，就表示他是采取保守派的立场吗？贝克说他的确支持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18、19世纪思想家所倡议的个人自由及私有经济观念。这些思想家认为容许个人有权对多数事情自己做决定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制度，而这样的想法并不表示人们永远是理性而很少犯错的。他们的理念主要是说，绝大多数的人在有关个人权益的问题上，会比政府官员来的理性，而且犯的错会比较少。这样的看法，比以前还要重要，因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不管是政府税收、法令规范或是政府的行政权力等，都已经明显的扩大了。

因此，从古典或欧洲学派来看，贝克是自由派，他比较支持自由化的政经和社会制度，在个人自由不对他人构成明显而重大的伤害时，个人就应该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的立场和传统上对保守派的定义不同，因为他们是希望维持现状不变的。虽然古典自由派认为，事物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通常都有其维持下去的功能，而且对社会有利；但他们也知道，某些长期延续下来的做法及传统，完全是因为势力庞大的利益团体，为了想从公共政策里得到好处，而施加压力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贝克鼓吹打破现状以提升效率，他也倡议增加穷人改善环境的机会。贝克表示，对某些读者来说，他的看法有时过于激进，而不是过于保守的。

贝克并不明显地认同任何政党，因为对于个人和行为诱因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是否比政客更知道自己利益为何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党的立场是一致的。当对自己有利时，多数政治人物都承认行为诱因的重要性，一旦这样的看法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会忽视这项因素。例如，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反对国际自由贸易时，就忘了曾经鼓吹自由竞争的好处。同样的，不少自由派人士也不承认现在的福利制度会刻意刺激人民移居到经济状况较佳的国家，因为那里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而保守派人士因为宣称人民自由迁徙的原则，也故意不提人民因为那些好处而移民的事实。

同样地，在自由派人事鼓吹调高烟草税来抑制民众吸烟，或是认为公立大学应减免学费，以鼓励家境较差的孩子就学时，就会想到诱因的重要性。不过，若这项因素对自己的看法没帮助，他们往往会变得比保守派人士，更忽视其重要性，例如社会福利制度是否会导致婚姻解体，并鼓励妇女自我独立，以及所得税过高是否会降低就业及投资意愿等。

虽然贝克认为自己属于古典自由派，但他希望在专栏里所表达的看法，是以研究结果为基础，避免在政策议题上采取特定立场。在写前几篇文章时，贝克的确尽量这么做，但他很快发现，读者希望专栏作家在评论时事时，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于是贝克很快就决定要在专栏里为所说的问题提供改善的建议，而这些建言大致上还是以行为诱因及理性选择为分析基础，而后很自然地政策建言就自行浮现出来。

贝克很明确地反对扩大政府功能以及中央计划的政策模式。他也反对非法移民、反对保留就业机会给少数族群以及公立大学对家境中上的学生提供高额的就学补助。此外，贝克在文章里也不赞成对员工握有公司股票给予补贴的做法，并且反对征收关税及对进口设限，即使其他国家实施这些措施，他也不赞成。

贝克的专栏不只是提出反对意见而已，他鼓吹以合法的方式将移民权利出售给资格符合的申请人，支持大规模的民营化计划，让某些毒品合法化、以自给自足的原则来制定社会福利制度。此外，他也认为不能支付小孩教养费用的父亲受到惩罚，赞成强制执行婚姻契约，以修改宪法的方式让联邦法官不再是终身制，对重大犯罪实施重罚，尤其是持枪犯罪者。同时，贝克也认为社会福利的关注重心，应由母亲及社工身上移转到对小孩的帮助上。

贝克对公共政策的建言有无影响力？

贝克相信，他在专栏中所提出的看法和分析，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一般读者是有影响力的。不过，他认为效果的显现往往是缓慢而迂回的。贝克指出，知识份子往往喜欢夸大理念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声望高低，是依其所提的理念好坏及是否具有原创性来决定的。有些知识份子甚至认为，政治人物和选民会很快地接受论述清楚而又具说服力的立论分析。贝克却认为，在理念和民意的影响方面，这是相当严重的错误认知，他觉得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想法和理论作了理性评估之后完成的，事实上，政策往往是在相互对立的利益团体之间，以务实的态度取得平衡点之后的结果。当理念和实际利益产生冲突时，理念往往是无用武之地的。

贝克表示贸易政策的制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在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经济学创始者）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于两个世纪前（18世纪）对国际专业分工的比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加以分析后，经济学家便大声倡议自由贸易的理念。不过，实际的情况却是多数国家为了不让进口商品和本国产品竞争而征收了高额关税，并对进口设限。虽然知识分子认为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但这样的想法却无法抵挡国内产业因为害怕外国商品的竞争，而对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压力。

不过，贝克仍然认为，长期而言，观念还是能对政策和民意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使实际利益的考量在短期还是具有绝对的主导力。他觉得，如果某些组织认为不同的看法有利于提升本身的利益，就可能会接受这些看法。他指出，政治团体不能公开承认提倡某些政策的目的，是在牺牲他人权益的情况下，让自己得到好处。他说，虽然美国联合劳工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首脑能够直陈工会和资方私下谈判的目的，不过是想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已，但对有意得到政治利益的团体来说，如果坦白地把真正的意图说出来，则无异是自寻死路。相反地，他们的说词必须让人相信，对他们伸出援手是对国家有利的。

所以，国内厂商从来不会说要求征收关税及对进口产品设限的原因，是因为外国厂商的营运较有效率；相反地，他们会说外国厂商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竞争，要不就说进口外国商品会降低国内的就业机会。

贝克表示，有些团体在经过权力重组之后，开始成了气候，他们或许会发现某个学者几年前随意提出的想法，有利于提升民众支持度。这些团体就让这些想法重新包装，然后鼓吹说这些想法的时代已经来临。贝克认为，或许这些想法的确能在获取民众支持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但绝非造成权力重整的根本原因—就如同专家出庭表达意见，并不是造成原告和被告上法庭进行法律诉讼的原因。

贝克说他在专栏文章中所提的建议，有些是新的想法，而且经常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而他之所以把他们提出来，就是因为长期来说，理念还是会对政策造成影响。不过，他并不认为政策趋势会快速而轻易地大幅转向，就算有充分的理由，也不容易，但政权和思想风潮终究是会转移的，政策必须大幅改革的时机，也终会到来。他对于政策建言被接受的可能性，同样也是采取长期的观点来判断。他说他不会不切实际地认为，某些毒品合法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也不会认为当时是修改宪法让联邦法官不再是终身职的时候。不过，他相信当现行政策的负面效果愈来愈明显的时候，他所提出的建言在未来还是会被接受的。

有保存价值的专栏文章集结成书

贝克表示，报纸及杂志的专栏所讨论的议题，大多是以时事为主，这些议题通常很快就会被大众所遗忘。所以，他在1997年出版的《生活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ife），是他认为比较有保存价值的专栏文章之结集。他相信他对这些议题所做的分析，应会有助于学生、企业主管，以及创业者和一般读者，更能了解我们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所面临的问题。

贝克觉得，经济学教科书在说明理论如何应用到真实世界的时候，所举出的例证往往不够多，因而让学生遇到许多不必要的困难。要理解经济学的道理，绝对有必要知道其实际运用的状况。他的专栏文章就有很多以经济分析来看问题的例子，如政府的助学贷款究竟应该用固定利率，或视学生的未来收入多少来决定等，相对于教科书来说，是很好的补充教材。对于公司主管及商业界人士来说，由于公共政策会对企业营运及决策造成影响，因而他们更能透过政策议题的讨论而受益。贝克谈到的主题包括公司高阶主管的激励诱因问题，以及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市场和公司获利可能造成的影响等等。

贝克说他相信，想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经济及社会状况会发生变化的读者，也会对他的专栏文章感兴趣。他谈到越来越多已婚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问题，离婚率越来越高的问题，以及经济自由度不高的国家，为什么经济的表现较差等问题。他觉得他的专栏文章，也能帮助读者来分析当前具争议性的公共政策议题，如政府是否有必要制定“工业政策”、美国是否应该接受那么多移民入境等问题。

贝克对问题的判断究竟正不正确？

为了让读者判断这种以经济分析来理解行为模式的方式，是否真能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核心，贝克就以过去的一些专栏文章，对公共政策及经济和社会变动所做过的分析，是否能经历时间的考验来印证。他举出198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写出预期美国男女所得差距会进一步缩减；199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日本股市并没有被“操控”；1985和1992以及1993年的文章都认为“工业政策”是件可怕的事；1990年的一篇文章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任期应有限制；198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黑人的经济状况已大幅改善等等。事后都证明他的看法大致是对的，因而这些文章可以证明，经济性的思考的确让人更深入的理解社会和政治问题，因为这种思考方式认为，人们对于不同选择项目的成本和效益，具有敏锐的分辨能力，而仅由政治、社会或心理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人，是看不见这个层面的。

有鉴于此，贝克乃兴起将这些专栏文章集结成书出版。他将十年中撰写的一百三十多篇专栏文章归类成政府管制与自由化政策、劳工市场及移民问题、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家庭问题、歧视问题、犯罪和毒瘾问题、利益团体和政治决策、政治功能和税收制度、资本主义和经济制度、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议、股票市场和经济衰退等12个单元。

在第一单元中的六篇文章中，讨论的是某些政治管制措施对业界、消费者，以及公司员工的行为诱因造成扭曲的效果，文中提到的实例包括营运绩效很差的政府邮政制度，以及政府为因应国际油价波动所推行的错误政策，对一般家庭及相关产业造成的痛苦经验。贝克特别提到首篇文章对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每年的渔获量设定上限以防滥捕鲈鱼的做法提出批评。因该措施会鼓励人们提前在初夏时，就想赶在别人之前先大肆捞捕。造成的结果是，通常到了夏天捕鱼旺季时，全年的捕捞上限就已达到而不能再捕，于是将有“无鱼可吃”的局面。贝克建议对捕鱼者课税取代总量管制，使消费者在想吃鱼时有鱼可吃，同时也可改善渔民的经济状况。该建议引起广大认同，包括冰岛经济学家。由于渔业是冰岛最重要的产业，该国当时正热烈讨论究竟应对每艘渔船设鱼获上限，或以课税方式来管制滥捕。贝克认为课税办法较佳，因为有了这些额外的税收，政府还可以想办法降低其他方面的税率。

第二单元的八篇文章中所谈的主题，包括法定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员工认股，以及移民等有关劳工市场的问题。贝克指出，过去六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辩最低工资的规定究竟会对劳工就业和厂商获利造成什么影响。但调升最低工资的压力仍持续着，不论是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政治人物都受到影响。有些美国学者针对最低工资的问题进行研究，宣称最低工资的小幅调高并不会降低就业机会，相反的，这么做还会提升就业人数。这些研究结果更刺激欧美等国提高最低工资的要求。不过，有人批评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有严重的瑕疵。贝克认为这些研究的可信度，因为这样的批评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这个单元中，就有一篇文章对这些批评意见做出评判，同时也谈到为什么由经济因素来看，应该反对提升最低工资。

在有关移民的议题方面，有篇文章建议政府以标售的方式，将移民权卖给想移民到外国的人。贝克说这篇文章最具争议性，有人认为出卖公民权是一种“无情”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因此对这样的建议提出抨击，但有越来越多人支持该想法，连柯林顿总统所任命的移民委员会，也部分地接受，该委员会也建议让无业雇主有权为外国技术工人购买美国签证。

移民问题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早已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越来越多人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想移居到欧美国家。但在那么多申请移民的人中，欧美国家在筛选时的取舍标准，却一直是自相矛盾的。贝克认为，若采用标售移民权的方法，就可让取舍过程变得合理，且有规则可循。这对年轻有技术的人有利，他们会愿意以较高代价来获得移民权，因为在富裕国家工作，可明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时，这么做的话，也比较不会有人因为移民享受优厚的社会福利而提出批评。由于这些移民是花了钱才得到移民权，因此应有资格得到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2025年美国总统川普拟发行高价“金卡”作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不就是同样的政策吗？

第三单元的八篇文章中，讨论的主题是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主要讨论的是有关政府的教育政策问题，包括已开发国家和未开发国家的教育政策。贝克表示，欧美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报酬率一直在升高，因为现代经济的运转有赖于有效地运用知识，因此知识广博的人，在这些国家可得到应有的报酬。不过，大部分国家的教育政策，却是对家境不错的人较为有利，因为穷人家的小孩比较没办法到公立大专院校就读，也就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高额学费补助。这是一种不当的所得重分配，因为政府补助的，是家里原本就比较有钱的学生，而他们未来的收入，一般来说又比平均水准高出许多。贝克认为，政府应以提供学生贷款的方式，来取代政府补贴的做法。至于贷款利率，应该是事先订定一个固定利率，或根据未来所得再来决定利率的问题，贝克就对这两种做法的效果做了比较。

在此单元里，有几篇文章讨论到应该如何提升学校之间的竞争，以满足学生在教育方面的需求，特别是家境较差者的需求。贝克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由政府帮忙这些低收入家庭缴纳孩子的学费，由他们自己选择学校，不论是公立或私立学校都可以选，教会学校也可以，可惜的是，在教师工会强烈反对下，此做法没被接受。他们担心的是，在实施这种做法之后，工会对教育政策的控制力会被削弱。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家庭问题”，搜录七篇文章。贝克表示，家庭是整个民间社会的基础。因此，当家庭制度的稳定性和结构于近几十年来出现巨大变化之后，自然会成为大家关注的议题。这些问题包括：工业国家的生育率大幅下降；未婚生子的状况快速增多，其中不少是依赖社会福利来维持生活；离婚率极速飙升；妇女在婚后就业的比例快速扩增；以及老年人在退休金制度下，得以和子女分居而独立生活等。

在这个单元里，贝克针对这方面出现的变化予以讨论。例如，他认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应以小孩的幸福为依归。不过，现行制度却可能会鼓励夫妻离婚，因而剥夺了小孩和父亲接触的权利。现行的制度也会鼓励穷人家的太太多生几个小孩，因而使母亲花在每个小孩身上的时间和金钱都减少了。对于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福利成长的小孩，想协助他们的话，贝克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家长领取救济金的时间加以限制。长期依赖福利金生活，会渐渐养成一种心态，让小孩和大人都习惯地依赖政府的救济。贝克也建议，若这些孩子的妈妈没有定期送小孩去学校，或带他们去接受健康检查的话，就应受到惩罚，这应该会让妈妈们更加善待自己的子女。

贝克认为，老人福利制度是一种有人享受就得有人付款的制度，也就是政府对劳工课征社会福利税，然后把钱拿来支持已经退休的人。贝克认为，不少国家的退休制度，正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因为退休者可以享受的福利太多，他们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但相对的，付钱支持他们的劳工人数，却因为低生育率等因素而不断下降。贝克表示，若要大幅改革此制度，就要采用很多年前智利所实施的政策。智利放弃有人享受有人付款的制度，让劳工在工作期间慢慢把钱存在自己的账户以因应退休后的需要。这笔退休金由私人投资公司代为管理，这些公司必须透过竞争来争取管理退休金的机会。智利劳工热切地支持该种做法，而该制度也运作的很好。由于退休金被拿来投资股市及债市，因而投资报酬率比原来的做法高很多。同时，个人设立自己的账户，也比较不会因生育率降低而受到负面影响。

第五个单元共有六篇文章，主要探讨歧视问题。贝克表示，本单元主要讨论的是美国的黑人和妇女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在美国，黑人和妇女曾经在这方面都遭受到歧视待遇。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他们在教育和职业训练上获得了改善，被歧视的情况也减轻了，因而在经济方面出现了长足的进步。贝克认为，虽然人权方面的立法有助于降低社会对这些人的歧视，但政府为他们特别实施的职业保障名额制度，以及为了补偿他们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实施的措施，对他们来说，则是坏处多于好处。

美国目前的经济体系里，究竟还存在着多少歧视问题？各方面对这个问题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在本单元中，有篇文章就针对波士顿联邦准备银行所发表的报告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该报告认为，黑人在申请银行贷款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很多媒体都对这个研究报告加以报导。贝克则对该银行对问题的分析方法提出质疑：如果银行在贷款给黑人的时候，因为歧视这些人而只把钱借给财务风险比较低的人，那么各银行对黑人所承作的贷款，发生呆账的比例应该会比白人的贷款来得低，而相对的获利率则应较高才对。波士顿联邦银行准备银行所在报告里引用了很多数据，却没提供呆账率数字，也没相对获利率数字。由于这份报告缺乏最重要的数据，而且后来有不少文章也把报告所犯的错误指出来，因此虽然该银行的报告很多人知道，但对黑人受到歧视的指控，则是没有根据的。

第六个单元共收录八篇文章，探讨的是犯罪和毒瘾问题。贝克表示，犯罪问题几乎已是世界主要城市里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贝克认为，在过去数十年来，抢劫、窃盗等犯罪案件不断增加，但在现代生活里，这并非是无法避免的事。如果政府能够制定适当的政策，应该能够遏阻这些犯罪的发生。政府可以做的，包括对严重犯罪者加重惩罚，特别是持枪犯罪者，更该加重刑责。另外，政府也应运用更多的资源来提高破案率，让罪嫌尽早被定罪。1997年有人发表的研究结果支持贝克的看法，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的入狱比例比以前提高很多，是犯罪案件在过去15年里大幅减少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和抢夺财务有关的案件。

本单元有几篇文章谈到了毒品合法化的问题，也和犯罪问题有关。贝克赞成多数毒品都合法化，但他知道这不是万灵丹，而且本身也会有问题出现。不过，不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毒品问题宣战，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因此贝克认为采取完全不一样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值得当局考虑的。

贝克表示，如果毒品能合法化，那么暗地理交易的毒品价格，大概会降低90%以上。这样一来，某些已染上毒瘾的人，就没必要因毒品代价那么高，而只得借由犯罪来维持吸毒习惯，在毒品价格大跌后，大型毒枭也不再有暴利可图。同时，贫民窟的年轻人也就不会那么想靠贩毒为业了，因为和其他不需什么技术的工作比起来，贩毒的所得不见得较高，而且也不见得比较有意思。

第七单元的主题是利益团体和政府决策，共有七篇文章。本单元讨论的是各种特殊利益团体的问题。这些利益团体透过推动立法的方法，来嘉惠团体成员。例如，多数先进国家的老年人，都能从政府得到很多医疗和退休金补贴，原因就是他们发挥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不过，由于政府在各种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必须把大量的预算花在社会保险、医疗补助，以及农业补助等项目上，以致于政府能够用在改善道路建设、学校设备，以及警力的维持和国防等基础建设上的钱，就明显地缩水了。结果是，很多的政府功能反而长期被严重忽视了。而且短期来看，这个问题能获解决的机会并不大。因为不管当政者是谁，来自于利益团体的压力一点都不会减轻，政府还是会把大量的预算用在利益团体所支持的措施上。

同样的，某些产业支持政府的所谓“工业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有助于减少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政府补贴。然而过去的经验显示，一旦政府推动任何工业政策，各方的利益团体就会用尽各种方法，来试图影响这些政策，以争取自己的利益，没有人会真的把国家整体的利益当一回事。事实上，就算政府有心以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成长，但由各国的经验看来，这种做法注定是会失败的。不仅欧洲过去所推动的相关计划都耗资庞大而达不到效果，连日本都承认应该放弃由政府来主导经济发展的念头。贝克的看法是，美国在1990年代有不少重要的产业和服务业，在世界上仍居领导地位，只要政府不在利益团体的压力下，过度干预企业的经营，就是最好的政策了。

贝克还指出，某些为居无定所的美国游民争取权益的人，故意夸大游民的数量，并夸大他们生活的困苦，因而引起大众的注意，也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力量。贝克表示，事实上这些人所提出的数据并不可靠，也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可以支持他们的说辞。相对的，有不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犯罪率升高、教育品质大幅滑落等，却一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被注意到。

贝克表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提升效率和社会福祉，不过，由以上的例子来看，这些经济学家实在太天真了。不过，以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公共政策及政府的各种法规，即使短期对政策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但长期而言，还是可以发挥不小的影响力。

第八个单元谈的是政府功能和税收制度，共收录十一篇文章。贝克表示，在现代生活里，政府对于人民的基本需求，应该要负起主要的责任，例如政府应保障民众安全，使人民不会因为犯罪案件和外来侵略而受到威胁。另外，当某些家庭因为外在因素而致生活陷入困境时，政府也因适时提供协助。但贝克认为，当时政府在这些方面，却没有尽到很大的责任，因为政府的责任范围实在扩增太快了，除了必须支持农产品价格，并提供老年人生活补助外，还得规范劳动市场。额外的事情那么多，政府反而没有足够的经费和时间，把最重要的工作做好了。

贝克指出，政府的权利扩大之后，官员更有可能会滥用权力，并因而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不少国家爆发的贪污事件，就证明了这点。由于政府官员所做的决定，往往会对民间企业或个人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些人会送很大的红包来贿赂他们，而官员并非圣人，有些受不了金钱的诱惑而接受贿赂，利用职务之便来图利他人。因此，有人认为政治人物的任期应加以限制，一方面可减少贪污，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民意代表更了解民众的需求。不过，贝克认为，限制任期的做法可能会有反效果，因为任期一旦被限制，政治人物更可能想在任内滥用职权，来图利特定的团体。同时，如果民意代表的任期被限制在很短的时间，就会觉得没必要为了在国防、税务以及环境保护等复杂的公共议题上做出好决策而增加相关知识。

贝克表示，政府规模扩大后，也大幅增加了法官的权限，因为有一大堆模糊不清的法律必须由他们来诠释。如果最高法院的联邦法院的主要责任，是解决基本宪法上的问题，那么为了让法官能独立行使司法权，而规定其职务为终身职，是个不错的构想。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见解来诠释那么多法律，等于是在制定法律。在此情况下，终身职的规定就没那么吸引人了。因此，贝克建议把联邦法官的任期改为固定任期制，但任期可订长些，而且可续任，如此，法官就会更注意选民和国会议员的反应，而又不至于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之下。

第九单元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和经济制度”，共收录九篇文章。贝克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这是1990年代的事），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都是19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事，贝克强调那是一项铁证，显示以市场为主轴的资本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方面，是迄当时最有效率的制度。而过去几十年来，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者一直强调这件事，共产主义戏剧性的落幕，终于证明过去在理论上正确的说法，在现代世界也站得住脚。

贝克指出，1950年代后期古巴和台湾都是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岛国经济，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当时两国的平均国民所得还算不错。后来，古巴开始推行共产主义，而台湾则慢慢地往市场开放的方向走。事实显示，古巴现在仍是个以农为主的国家，所得成长的速度相当缓慢；相反地，台湾则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富国，而且是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出口者，这不证明市场力量优于中央控制吗？

贝克表示，在东欧国家刚开始反抗共产主义的时候，不少人把瑞典的制度当成学习的典范，而他在1980年代初到东欧访问，就发现不少人认为瑞典的制度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是最佳的模仿对象。于是贝克就决定写篇文章来消除这种错误的印象，因为从1970年代以来，瑞典的经济就表现得很差，主因就是政府税收和支出都快速扩大造成的，该篇文章曾在瑞典支持自由市场的团体间广为流传。在该文刊出后，瑞典的经济政策仍千疮百孔，但不少中欧和东欧的选民，显然还是对瑞典所推行的制度存有幻想，因为他们透过选举，让某些原来的共产党员再度掌权，而这些人事实上并不认为共产制度是完全错误的制度。

第十单元的主题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议”，共有十篇文章。贝克表示，过去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快速扩张，不仅促进经济成长，也大幅减少了小国所处的劣势，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大的国内市场，但可用国际市场来取代。这表示，长期以来在政治或经济上对立的族群，已经没必要为了扩大经济规模的好处，而被迫共同生存在一个国家里。

贝克指出，很多规模很小的国家，就是利用国际市场的管道来销售产品，而在经济上有相当杰出的表现。这些小国家成功的例子，鼓励了几个面临严重族群问题的国家走向分裂，例如捷克斯拉夫就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也分裂成波士尼亚、克罗埃西亚，以及塞尔维亚等小国。此外，很多国家的族群也因此而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力，甚至要求独立，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东北地区的加泰隆尼亚，以及库德族等。

在这个单元里，有篇文章批评欧洲联盟的欧洲单一货币计划，该联盟计划以欧元来取代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等成员国的货币。由于各国货币在当时的国际资本市场里，已经能够有效地竞争，因此贝克建议欧洲联盟应往相反的方向走，也就是增加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借由单一货币的实施而减少彼此的竞争。

贝克认为，要提升各欧盟国家货币的竞争，第一步就要让每个成员国都接受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为法定货币。在竞争的程度提高之后，某些个国家透过扩大通货发行来挹注政府收入的趋势，就会缓和下来，以便控制通货膨胀压力。如果各成员国的货币相互竞争，那么通货发行控制很差的国家，就不再因为拥有独占地位而受到保护。当某国货币开始大幅贬值时，该国的家庭和企业就不再继续持有“自己”国家的货币，而会转而持有别国的货币。西欧很多国家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很多人看了之后也写信给贝克，赞成和反对的都有。

为了因应人口成长和环境受到破坏的问题，1990年代后期连续开了几场国际会议来讨论如何保护世界资源，其中有些是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召开的。贝克指出，生物学家Paul Ehrlich等人不断针对人口成长的问题，向世人提出警告，但迄1990年代末，没人能告诉我们，人口成长究竟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影响，世界人口一直增加，但无论穷国或富国，平均国民所得都达到几世纪以来的高速增加。同时，在经济持续成长而民众教育程度提高下，生育率很快降了下来。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提议要以强迫堕胎等残酷方式来控制人口成长，事实上根本没必要。

贝克表示，在环境问题方面，苏联车诺比等事件的确对全球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环境保护运动往往在没有坚强的证据下，就预测会有重大的坏环境灾难发生，像Ehrlich就曾预测在1970年代会因为人口成长迅速而出现大饥荒。这些环境保护者的做法，反而有损其可信度。

贝克再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环保问题被过分渲染了，那就是有人不断宣称地球大气层因为二氧化碳的污染，而产生严重的温室效应。虽然在召开各种国际会议之后，已成功地对工业制造二氧化碳的情况加以限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真的会有大灾难发生。贝克认为，还没有理由在这件事情上着墨太多，最好的做法是，继续监测全球气温的变化，并且留意有没有其他迹象可以显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第十一单元的课题是“股票市场和经济衰退”，收录了四篇文章。在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后不久，贝克写了一篇专栏，预期股市崩盘应不会导致经济大幅衰退，而当时的《商业周刊》在标题为“情况究竟会有多坏？”的封面故事里，把当时的市场惨状拿来和1929年的情况作比较，其他很多篇文章也抱持同样立场，担心该次股市崩盘可能把整个经济拖垮。而贝克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虽然股价重挫24%，但对民众财产来说，只稍微减少一点而已，其中包括民众的人力资源在内。贝克根据该算法所做的预测，后来证明是正确的，美国经济可说根本没衰退，而股价也在几个月内又回到先前高点。

在198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日本经济景气大好，股价屡创新高。西方国家很多人认为，日本官员一定有什么方法，能找到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然后透过政府补贴等方式予以支助。西方国家也认为，日本政府一定也积极干预股市，以人为方式让日本股价维持在那么高水准。但贝克的看法是，这两种说法的可能性都很小。原因是，其他国家也有头脑很好的官员，但他们不论是在挑选具有开发潜力的产业，或在防止股市因利空消息而下挫方面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彻底。

在第七单元“利益团体和政府决策”里，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些人把日本的工业政策想得太好了，贝克就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在本单元里，有篇文章则强调，不论是日本政府或大企业，都没有操控股票市场，该篇文章发表于1990年。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少人指责日本股市受到操纵，因为日经股价指数从1990年高点，一路下挫到1993年的低点，整整跌了60％。同时，日本政府虽然一再试图进场振兴股市，但都功败垂成。

第十二单元的主题是“经济学家”，只收录三篇文章。头一篇对贝克夫妻俩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在1992年10月13日那天，知道贝克获得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天是星期二。由于事前并没有预期会得奖，所以该消息让他们感到特别欣喜，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他们的反应。

贝克表示，他们知道在过去至少十年当中，他一直都是得奖呼声很高的人选，虽然他所写的每篇论文或每一本书，都曾引起某种争议，他也曾经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批评瑞典的经济制度（该篇文章收录在第九单元里）。很多经济学家过去都公开表示，贝克应该很快就会得到诺贝尔奖。几位美国经济学家每年都会来个赌局，猜猜当年会由谁得奖。连续好几年，贝克都是最多人猜会得奖的人选。因此，有段时间每到十月的时候，他们总会有点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秋天的来临，急着想知道该年贝克会不会得奖。

不过，贝克表示，1992年他们却没有这种心理压力。主因是前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由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获得，1991年是由寇斯（Ronald Harry Coase）得到，1990年是则是米勒（Merton Miller）和其他经济学家合得。贝克说，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让他们没把诺贝尔奖这件事放在脑子里：从十月初开始，贝克就因为得了重感冒、发高烧，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医生劝他住院接受治疗，但他们都不想这么做。

贝克说，那天清晨，吉蒂五点就起床了，她想把一大叠期中考的试卷改完。而贝克则睡得很熟，几星期以来，他头一次能睡得那么好。吉蒂下楼到厨房里，吃过早餐后就开始工作。五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吉蒂一听到电话铃响，就赶紧冲过去把电话接起来，因为他怕第二声铃声会把贝克吵醒。吉蒂心里想，八成是哪个粗心的人拨错了号码，才会那么早打来。她把听筒拿起来，发现声音听起来像是长途电话—可能是她妈妈从伊朗打来的？不过，对方的声音打破了沈寂，且以英语问：“请问贝克教授在家吗？这是从瑞典打来的电话。”吉蒂告诉对方，他还没起床。对方接着说：“这是件重要的事。”

吉蒂开始觉得那一定和公布诺贝尔奖得奖人有关，但他们并不知道经济学奖是在那一天公布，或许打电话来的人，只是想多知道一些别人的资料吧。吉蒂叫贝克好几次，但都没叫醒，只得想办法把贝克从熟睡中挖起来。后来贝克终于醒了，拿起话筒，开始听对方讲话，脸上表情仍然很平静，看不出对方究竟在说什么。后来，贝克的脸上才漏出一丝丝笑意，回答说：“阿瑟•林德贝克（Asser Lindbeck），请代为向委员会致谢，感谢他们给我这份荣誉。”吉蒂在这个时候，才终于确定贝克得到了诺贝尔奖，她竟高兴的叫了起来。贝克表示，那是一通改变他一生的电话。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突然间人们都把他当成各种问题的专家、万事通。但贝克一直试着坚守在自己专精的范围里，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贝克是因为把经济理论用来分析社会问题而得奖的，特别是有关种族和性别歧视、教育等人力资源的投资、犯罪及惩罚的问题，以及家庭的组成、结构及解体等。而每个人都知道，多数人在决定要花多少钱买水果、衣服或汽车等商品时，都会考虑成本及效益，克贝认为人在做任何决定时，都会用到这种基本的想法。

不过，有时把这种理念运用在社会问题上，会遭到强烈的排斥。他举例说，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就表示罪犯的行为也会因为诱因而受到影响。因此，假若想干坏事的人认为他们不会因抢劫而受到惩罚，那么犯罪率就会上升，这不仅只是法律及秩序的问题而已。当合法的就业机会很少时，犯罪率也会上升，原因可能是失业率扩大，也可能是青少年在离开学校时，根本没学到什么技术。

贝克在六年半写专栏时，都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每个人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在得到诺贝尔奖之后也同样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人生，也都没有自以为有能力解答所有的问题。

贝克认为，经济学家不论在公共政策的讨论，或企业决策的分析方面，都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人们对此需求也越来越强，但经济学是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的。民众所要的，超过了经济学家所能给的，而这正是经济学家一方面受到各界宠爱，但另方面却仍不断成为笑柄的原因。

读大师时论，有如头脑体操

对于贝克的时论文章，已故的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在1997年10月出版的《生活的经济学》中译本推荐序，以“读大师时论，有如头脑体操”形容。他认为贝克是理性选择学派的巨擘，而该学派有些观点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有时却又让人气得吐血，认为简直比反动派还要反动，他说贝克的专栏文章就充分显露出这种特性。

他以贝克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市场如何在保障着妇女＞为例。该篇文章扼要的回顾了美国近代妇女的就业和所得增加之后，论说妇女就业和所得增加，主要归功市场而非民权立法，也不是对“妇女的保障计划或妇女运动”。他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是右派，简直还是极右。不过他觉得贝克的严格论证并非瞎说。设若没有一个庞大的就业市场和妇女角色的变化，的确也撑不出妇女就业及所得增加的结果。只是贝克可能疏失掉要整个市场的形成有太多因素，例如各种民权及妇女运动的压力迫使资方要更努力的去开拓市场，它的结果最后回馈到劳力市场上等等。将这些原因抛弃在外，只从各种结果的统计数字里寻找因果关系，可能就犯了因果错置的风险。在政治及社会学里极重视“社会形成”的探讨，他着重人们的实践行为。南方朔认为贝克疏忽，甚至低估了实践行为这种“超市场”因素的重要。

不过，如果遽而认为贝克是个大保守派，那倒也未必。南方朔举例说，1994年美国计划调高烟税，另外联邦法院也对当时秩序混乱，但却快速发展的电讯业进行规范，贝克都义正词严的，从市场的角度公开反对，贝克对香烟市场做了分析，而后雄辩的指出香烟加税收效甚微，而且还会真正伤害到穷人，甚至还造成进口走私，治丝益棼。而联邦法院企图规范尚在形成中的电讯秩序，除了是外行领导内行外，也将滋生无数困扰及后遗症。他认为十多年来，在各种市场清楚的问题上，贝克的评论一向令人信服，由于贝克的缜密思考，反而能提纲挈领，抓住问题的本质并维持在一定的正义性。而贝克在税收问题、治安问题、教育问题等方面的经济分析都极为精彩，且多别人连想都想不到的视野。尤其是他在谈到企业犯罪及伤害时的处罚问题，认为罚不是罚它所造成的伤害。而是要罚它原始的企图利益，因而罚宜加重。这种论点证明了贝克绝非某些人想像的保守。南方朔因而认为贝克是个相当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家，其见解光谱异常宽广，有许多非常独特，但也备受争议的观点。

总之，南方朔觉得阅读贝克在《美国商业周刊》上的经济评论专栏，无论对专业的经济学者、政府或国会人士、企业界，以及一般读者，都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头脑体操。而再重新阅读《生活的经济学》这本专栏文章集结成的书后，南方朔再度感受到那种读大师著作有如“头脑体操”的知性乐趣。（待续）

(本文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