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文化群体思维威胁民主

第68届格莱美奖(Grammy Awards)颁奖典礼于2026年2月1日在加州洛杉矶孔雀剧院(Peacock Theater)举行。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Patrick Keeney撰文/信宇编译)
青春的慰藉之一,在于对世界抱持信念时的坚定不移。人们确信自己的道德准则已然确立,对复杂问题的理解不仅真诚而且正确,这种信念本身就令人倍感慰藉。世界在他们眼中清晰可辨;是非对错泾渭分明;稍有怀疑和细微差别被视为软弱或逃避。
这些确定性很少会突然崩塌。相反,它们会在经验的缓慢积累中逐渐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发现生活并非易于判断。境遇会使原则变得复杂起来。良好的初衷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朋友也会背叛我们。世界远比年轻时的自信所暗示的更加复杂、矛盾,也更难以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
对复杂性、易错性和自身确定性局限性的认识,是成熟过程中悄然取得的成就之一。它标志着信念学会了克制,道德上的严肃性获得了谦逊感。
然而,当今公共文化却大多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它奖赏幼稚的武断,却惩罚犹豫、保留意见或善意的分歧。无论见解是否深刻,自信总能赢得喝彩;口号取代了论证;克制被重新定义为道德上的失败。
2026年2月1日,第68届格莱美奖(Grammy Awards)颁奖典礼在加州洛杉矶举行。在典礼上,这种颠倒黑白的现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年轻的创作歌手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在热烈的掌声中宣称:“在被盗土地上,任何人都没有违法行为。”但她并没有具体说明这块土地究竟属于谁,是谁盗走了它,以及这个主张是基于何种历史或法律依据。
然而,观众并不需要任何解释。艾莉什的声明之所以获得好评,恰恰是因为它避免了复杂性,也没有引发任何疑问。
此举展现出来的并非道德上的严肃性,而是一场高中生式的表演,一种青少年式的自以为是,被绝对肯定地奉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或许我们可以宽容地将这种不假思索、断然的言论归咎于艾莉什的年轻。然而,这种姿态,我们早已在好莱坞许多演艺界人士身上习以为常:自信满满、直言不讳,却对真正道德判断所需的思考负担漠不关心。
这就引出了问题的核心。如今对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并非显而易见的行政审查或政府命令,而是一种更为隐蔽且影响广泛的力量:文化群体思维(cultural groupthink)。这种不算正式却影响深远的奖惩机制悄然限制了可接受的观点范围,塑造了人们认为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需要犹豫不决,以及哪些问题不再被提及。
这种趋势在现代名人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好莱坞以及更广泛的娱乐产业已成为意识形态趋同的典范,尤其是在一些极具争议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上。从气候变化和性别问题到种族正义和国际冲突,好莱坞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论调,并以年轻人特有的自信语气传递信息。同样的道德说辞、口号和结论被反复提及,仿佛仪式般一成不变。
比莉・艾利什事件并非个例,而是一种征兆。它揭示了一种更广泛的模式:公共言论与其说是探究的途径,不如说是检验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工具。异议的代价并非深思熟虑的反驳,而是通过社交媒体的围攻、抵制呼吁、职业排斥或悄悄的封杀等形式造成的名誉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沉默往往是理性的选择。毕竟,大多数人都有家庭要养,有生计要保。
更大的危险在于这种名人文化所传递的观念:对于某些问题,只有一种被允许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任何偏离都意味着道德上的失败,而不是错误。政治和社会问题被简化为教条,而非辩论。一旦被赋予了这种道德意义,异议就从定义上变得不合法。
这种逻辑如今已远远超出好莱坞的范畴。新闻界、医学界、学术界、公司治理界,甚至法律界,都存在类似的模式。既定的词汇限制了讨论的范围;某些前提必须得到肯定,对话才能开始;而另一些前提则根本不容质疑。论点不再根据其本身的优劣来评判,而是被视为品行不端或动机可疑的证据而被驳回。
这对民主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民主制度并非依赖于一致同意,而是依赖于能够权衡各种不同观点、容忍不确定性并根据证据和论证修正自身观点的公民。群体思维奖励盲从、惩罚独立判断,从而削弱了这些能力。久而久之,公共话语失去了其纠正功能。错误之所以持续存在,并非因为它们具有说服力,而是因为质疑它们的代价太高了。
当对话被教条取代,民主社会便会变得脆弱不堪。它们丧失了自我纠正的能力,对内部差异也变得更加不宽容。公共对话沦为道德表演,其目的不再是理解对立观点,而是展现美德、谴责异端。言论仅保留其表演形式,失去了检验思想、纠正错误的作用。
因此,捍卫言论自由并非捍卫残忍、冷漠或为挑衅而挑衅,而是捍卫思想的多样性,并承认复杂问题鲜有简单解决方案;进步依赖于思想的公开辩论。民主制度并不要求公民意见一致,而是要求诚实的论证、认真的倾听,以及接受分歧并非道德缺陷,而是公民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
残酷的现实就是,即便其他人与我们一样充满热情、道德高尚或才智过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可能与我们不同。真正的挑战在于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反对者并非出于无知或恶意,他们或许也和我们一样,出于严肃认真的理由而得出结论。这种普遍的认知会让我们失去那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迫使我们正视自己也可能犯错的可能性。
这种谦逊很少受到赞扬,但它却是民主生活的基本美德之一。与之相反的是一种沉默无语和自我审查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只说安全的话,只相信被认可的话。这样的文化或许看似稳定,甚至堪称美德,但实际上却极其脆弱。当现实袭来时,那些丧失了公开辩论习惯的社会往往难以应对。
捍卫民主生活最强有力的手段不是强加共识,而是敢于异议、耐心倾听,以及愿意进行真诚对话,在对话中我们可以改变想法。
须知正确理解的言论自由并非对民主的威胁,而是民主的基石。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基尼(Patrick Keeney),博士,加拿大学者和专栏作家。
原文:Stolen Land at the Grammys: How Hollywood Groupthink Threatens Democrac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