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下的“交往”陷阱──“郑习会”如何反向侵蚀台湾安全

谭伟恩／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郑习会绝对不是什么互利共赢的一家亲，而是木马屠城。摄影邹保祥

一、前言：一个深层的病理现象

对2026年4月7日“郑习会”的观察与分析容易落入了一个盲区，即透过“寻求和平或稳定”来解读两位政党领导人的会晤，忽略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平等战略博弈的行为者。不幸的是，此一忽略有极大之风险会将台湾推向危险，而非带往安全。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有韧性的小国，但绝对不是强权。事实上，台湾高度暴露于风险之中；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让台湾在面对一个从不放弃武力侵略它的北京政权时，永远必须居安思维。因此，核心问题不在于“交往”（或“接触”）能否为两岸带来和平或稳定，而在于一个居于劣势的台湾，如何在不弱化自身安全立场的前提下，与居于相对优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互动？历史的实证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在安全情势上居于劣势的小国而言，跟对否认自己拥有主体性的强权进行交往，有很高的几率会得到反效果，也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不安全。

“郑习会”的根本性问题并非是台湾在野党的党主席要和中国共产党的党主席会晤是有风险的，而是即便现在台湾的执政党是国民党，这样的会晤仍一样具有风险。“郑习会”所体现出的是，台湾安全战略中一种深层的病理现象：偏好以象征性的安抚取代实质的作为，并将两岸能有“交往”化约为两岸能够和平或稳定，误认与中共高层的“会晤”会比自身实力的累积更有助于保卫国家安全。

二、台海两岸的结构性不对称

台湾海峡不仅是一个充满政治争议的地理空间，更是一个由三种相互加乘之差距（gaps）所构成之“不对称战略环境”。首先，是物质力量的差距；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军事规模，还是经济体量上，均取得压缩台湾生存空间的明显优势。其次，互动关系之主从性差距；北京当局在多数时间掌握了与台北当局互动之主从性，也就是几乎任何两岸议题都会被北京操作或定性为“中国与台湾的主从关系”，并且北京是关系中的“主”，而台北则是“从”。第三，叙事能力的差距；明明台北当局没有实际支配管领大陆地区，而北京当局也没有实际支配管领台湾及其周边附属岛屿，但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叙事上，台湾的实质独立就会被法律上台独的争议绑架，以致事实上明明已经独立的台湾却无法不去理会“一个中国”。

但基于相同的逻辑，为什么在法律上已经变成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始终不需要提供详细的解释，或甚至总是提供背离事实的言论，将事实上没有被自己治理的台湾说成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上述三种差距交织而成的环境下，两岸的“交往”就如同学者David Shambaugh指出的，是北京刻意为之的“选择性接触”与“政治讯号”传递，其背后是满满的套路与算计，而非旨在寻求和平与稳定。此一情况对于位居弱势的台湾来说，形成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增加“交往”，极可能反而强化原本试图管控之国安风险。而减少交往，通常就容易被妖魔化是台海局势不稳定之凶手。

为了凸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大设有毫无代表性的台湾代表团，图为国台办主任宋涛听取意见。图／中共国务院台办官网

三、病灶的根源

为何国民党的政治菁英与领袖偏好与中国共产党“交往”？本文认为，答案在于对“能动性”(agency)的误判。从4月7日会晤双方的当事人立场来看，这种“交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郑丽文主席证明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国民党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重要性应该是取决于自己和中国共产党在台湾议题上的“能动性”是否对称。由于“郑习会”对北京当局之所以有价值，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两岸“交往”并非对称互惠的，反而是在向全世界展示，台湾在野党领导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所设定之条件下进行交往。因此，在台湾国内层次上看似国民党具有能动性的表现，在两岸实际互动层次上体现的是：若无共产党这个“主角”，就没有国民党这个“配角”。

对台湾而言，与北京当局的“交往”不应该是政治作秀，而必须是维护生存安全的沟通。学术研究上已有汗牛充栋的文献指出，台湾的安全高度仰赖于对北京释放正确的讯息，对华府做出明确的保证，以及不断强化自身民主社会的韧性。而“郑习会”一次将这三件事全部抛诸脑后，为台湾带来高度的不安全。因为，只要国民党主席4月7日真的搭机前往上海，就意谓著台湾内部存在可以被共产党分化的群体，而国际社会恐怕也会认为，即便在欠缺官方授权的情况下，台湾在野党的领袖也还是会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这些“郑习会”所传递出来的讯号都是台湾内部对于两岸问题的分歧，而不是两岸关系将因“郑习会”而获得稳定。

其次，“郑习会”削弱了台湾在战略定位上的清晰度。对华府而言，台湾内部对于两岸问题的分歧会使美国在“美台中三边关系”上不得不保留相当程度的模糊，而一个始终难以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的美国，就自然很难用它的承诺来击退“疑美论”人士之质疑。最后，台湾的民主制度把原本良性的政党选举竞争变成稀释自我民主韧性的凶器；毋宁，那些受到选举诱因驱动的政治人物，为了能够获得党内提名或成功连任，将不惜以台湾集体变得不安全为代价，去交换自己在的政治牌桌上的筹码。

“交往”常被人视为一种降低风险的手段；然而，对位居劣势的行为者而言，“交往”更多时候既不能降低风险，还可能产生安全弱化的反效果。在一个互动关系里，相对较弱的行为者是能动性不足的，而相对较强的行为者倾向透过低成本（相较于武力冲突）的“交往”方式来让相对较弱的一方对自己“顺从”。正因为如此，台湾难以因为即将举行的“郑习会”而获得更多安全，但已然因为国内政党政治的恶性竞争而对北京释放错误讯息，让华府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模糊，以及导致自身社会的民主韧性流失。

四、结语：诱人的会谈内容，致命的政治输诚

在2026年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与中东区域战争的阴影下，“郑习会”的谈话核心将非常可能围绕在“稳定”、“避战”与“未来”。详言之，国民党主席应该会抛出台湾海峡非战区的论述，强调台湾不应成为美中冲突的前哨站或牺牲品。同时，在伊朗战争引爆的能源危机压力下，郑主席会试图说服习近平去维持台海现状，以符合其政权当下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在内政上的经济成长压力）。此外，郑主席会提出两岸应建立某种“经贸避风港”的倡议，作为确保台湾半导体与关键产业不被外国关税恣意制裁或不被其它地区军事冲突波及之策略，甚至针对能源与电力短缺的问题，寻求某种程度的两岸能源合作可能性。一旦上述这些倡议获得习近平的正面回应（哪怕只是口头性的），国民党就可以透过“郑习会”像台湾人民邀功，收割选举红利。

反之，若得不到回应，郑丽文可打“九二共识”的保底牌，向习近平承诺国民党会在立法院“捍卫”中华民国的“一中宪法”，换取解放军对台“不武”的保证，以此向国际社会证明国民党具备与中国共产党沟通之能力，同时瓦解民进党在国内政治上的“抗中保台”论述。

少有人知道郑丽文主席差一点就取得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的博士，并曾在任职立法委员期间担任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如此专业的学术背景和实务经验，极可能让她会想利用“郑习会”为台湾寻求国际空间的“微型突破”；详言之，她可能会请求习近平在某些政治性低但功能性强的国际组织（如WHA或ICAO）给予台湾用“观察员”参与的空间，并特别指定要由国民党籍的专业人士去代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如果这一招真的成功，最快今年5月下旬的WHA就会为台湾的民主韧性投下震撼弹，届时台北当局如拒绝参与WHA，必将招致非议与责难；惟若同意参与，实质上沦为稻草人，丧失参与国际组织身份的主动性，也丧失指派代表的行政主导权。

最后，世人千万别忘记，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习近平不是慈善家，而是精于计算的政客。他一定会在形式上用高规格的接待来给足郑主席面子，但在双人会晤过程中一定会把“反独”或“促统”的黄金约束衣穿在郑丽文的身上。因此，“郑习会”结束后若能带回任何与台海和平有关的“成果”，在本质上均只是时光倒流的老调重弹，而非往前迈进的开拓新局。换句话说，“郑习会”其实并无法许诺台湾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极可能将台湾封印在1992年的结界里。

这样的代价恐怕过于高昂，因为在美中竞争更加白热化的时刻，国共两位党主席的会晤将被美国解读成台湾内部的“转向”，也就是身为小国的台湾既然没有毫无悬念地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并且台湾的在野党还试图与长期威逼武吓它的政权私下妥协。这样的两岸“交往”根本不是在做外交或争取安全，而是在做政治豪赌与致命的输诚。

综上所述，我们已然高度预见国民党的郑主席会带回一份看起来颇诱人的“郑习会”合约，里面会有许多看得到却吃不到的美味大饼。这些大饼将会对台湾的民主韧性构成挑战，社会可能变得更加分裂，政府可能执政更加艰辛。然而，这些“大饼”在中共对台的导弹、军演、认知战及灰色地带行动面前，显得异常讽刺。事实上，如果郑丽文能够以在野党主席的身份从习近平手中拿到任何承诺，本质上都是以台湾“自我防卫意志”的去军事化作为代价！当国民党从对岸争取到越多红利，台湾的国家安全与社会韧性就越脆弱。北京正在用“交往”这根绞绳慢慢勒死台湾的“主权自觉”。这绝对不是什么互利共赢的一家亲，而是教科书级别的木马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