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香港的良心，中共国的敌人

2025年12月15日，黎智英，认定其犯有所谓“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这一判决，标志着北京强推《国安法》以来，对香港新闻自由与民主运动最沉重、最具象征性的打击。

现年78岁的黎智英，已被羁押逾1800天，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却在庭审中始终保持从容。多家媒体记录了这一幕：

“黎智英今日身穿灰色西装外套、浅绿色毛衣、黑框眼镜现身，微笑向家属打招呼。”

散庭时，他依旧平静，与家人微笑挥手告别。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被击垮者的姿态，而是一位孤勇者的形象。

正如古语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士人不惧牢狱，牢狱便反而成为道义的高地。

审判黎智英，并非香港法庭意义上的依法审判，而是一场由权力意志主导的政治定罪。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习近平的权力意志在香港的延伸。治罪黎智英的逻辑，与当年毛泽东迫害习仲勋并无二致——彼时是“利用小说反党”，今日则是为香港发声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形式不同，本质却完全一致：莫须有，为极权政治服务。

黎智英不仅代表香港的良心，也是香港的义人。将他判为有罪、投入牢狱，犹如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一只牢笼，把一位受文明世界尊重的人权捍卫者关在其中。

一、香港的良心，为什么成为“国家的罪人”？

当法庭因政治需要而审判一位无罪的义人，真正站在被审判席上的，早已不是个人，而是法庭本身，以及法庭背后的集权体制。正因如此，黎智英反而以一种胜利者、光荣者的姿态站在法庭之中。这一情景，不禁令人联想到不久前网络曝光的画面：1989年拒绝参与镇压民主运动的38军军长徐勤先将军，他的受审，是他作为义人的光荣，而审判的法庭反而像在演一幕荒诞剧。他们身处不同年代，却站在同一条道义线上。

从公开的庭审记录与审询内容可以清楚看到：

黎智英并未参与所谓联络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实际行为。所谓罪名，完全是政治构陷，其真实目的，在于将香港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送入牢狱，以制造恐惧、形成寒蝉效应。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黎智英成为中共眼中的“国家敌人”？

答案只有一个：责任与道义，也是基于对香港的感恩：

“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所得一切都归于香港之自由，如今感恩得以生命回报自由。”（2020年8月10日）

还有更多的言论与公开声明，集中体现了黎智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道德立场、责任意识与法治信念：

关于新闻自由：黎智英多次强调，创办《苹果日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守住香港的言论自由”。他坦言，坚持独立立场必然带来风险，但如果“连说真话的人都沉默，香港就真的完了”。

关于法治与和平抗争：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黎智英反复声明：“我们追求的是法治，不是暴力；是制度改革，不是革命。”他明确反对纵火、私刑等行为，呼吁示威者保持克制，显示其一贯的守法立场。

关于个人责任：面对指控，他直言，“如果为了自由必须付出代价，我愿意承担。”他没有选择流亡，而是留在香港接受审判，并强调：“我不是为自己抗辩，而是为香港仍然存在的自由辩护。”

关于香港命运：黎智英警告，“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法治，香港的繁荣只是空壳。”这不是口号，而是基于香港成功经验的现实判断。

综上，黎智英的言行始终围绕自由、法治、和平、责任四个核心价值。他不是颠覆者，而是在极权压力下仍选择说真话、承担后果的媒体人——这正是“香港良心”的真实含义。

二、审判黎智英，中共自陷于不义之地

而我曾经写文章说，天安门广场曾是中国第一自由广场，1989年，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中国失去一次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香港是中国的第二自由广场，习近平通过《国安法》、通过镇压雨伞运动，使香港这块大陆门前的自由飞地败落，中国又一次失去政治文明升级的窗口期。

台湾是大陆红色帝国的离岸自由广场，习近平仍然不想放过，正在致力于倾党国之力，图谋摧毁，如果实施，结局将极为惨烈，不是红色帝国完全崩溃，就是台海两岸生灵涂炭，现有的一切文明成果被归零，成为百年大灾劫。

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审判黎智英，正在遭到文明世界的共同谴责，黎智英判决引发国际强烈反弹：

美国总统川普：亲自向习近平提出释放黎智英，强调其年龄与健康状况，属于人道营救，并已就此案与习近平直接讨论。

美国国务院：定性为对自由的打压，呼吁基于人道理由释放黎智英，并指出其健康严重恶化。

G7外长联合声明：集体点名，呼吁“结束相关起诉、立即释放黎智英”。

英国外交大臣：谴责政治动机起诉，并在《中英联合声明》框架下采取外交行动。

IPAC跨国议会联盟：多国议员联署，认定审判不符国际公正标准。

台湾陆委会、国际特赦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香港记者协会：一致指出香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遭系统性侵蚀。

结语：习近平应当警醒与反思

黎智英为何感恩香港？因为香港背后，是港英时代所确立的开放、自由与独立法治。一百多年来，英国未曾为香港制定“国安法”，也无人因“颠覆英国政府”而入狱。

黎智英反对的，从来不是“中国”，而是一党专制：

1960年代他是大陆的少年难民，逃离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灾难；如今，却又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再度沦为政治犯，香港更多的人士也成为政治难民。

回望百年前，从国共两党听从共产国际发动的《省港大罢工》，到十多年前香港雨伞运动的镇压，以及《国安法》与黎智英案，共产党势力已是第二次摧毁香港。

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文革，他得到了什么？

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八九民运，又得到了什么？

今日的习近平，若继续以同样逻辑镇压香港、威胁台湾，最终也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