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友伦：鲍威尔“降息暗示”背后的多重考量(图）

2025年6月24日，华盛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国会山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Madalina Kilroy／英文大纪元）

上周五（8月22日），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首次公开暗示，美联储可能在9月启动降息。这可能让美国总统川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间对是否降息的冲突在下个月告一段落。而鲍威尔“降息暗示”的背后，可能存在有多重因素的考量。

一、制度弹性重启：从“鹰派惯性”回归“灵活中枢主义”

鲍威尔在讲话中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新增就业趋于平缓，劳动参与率亦未明显回升。尽管未明确宣布降息时点，但他强调政策将“完全依赖数据”（data-dependent），此语气虽审慎，却已释放出明确的方向信号。

鲍威尔此次讲话标志着美联储正由近年形成的“鹰派惯性”逐步回归到一种更具制度弹性的框架，也就是“灵活中枢主义”（flexible centralism）。在这一逻辑中，央行不再僵化地以控制通胀为唯一使命，而是在就业、物价与市场稳定之间，重新找到灵活的调节空间。

这一转向也象征着美联储对2020年所推行的“平均通胀目标制”（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 AIT）进行反思与调整，回归“靶向通胀机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 FIT）。鲍威尔此次讲话，既是对现实经济状况的回应，也是在制度层面重新恢复灵活性与前瞻性，是一次制度支点的有机校正。

二、经济模型支撑：泰勒规则与菲利普斯曲线共同验证

鲍威尔的讲话不仅是制度层面的修正，同时也具备严谨的经济理论支持。

首先，从“泰勒规则”（Taylor Rule）出发，该模型主张当通胀低于目标水平、经济产出出现缺口时，应通过适度下调政策利率以稳定经济。

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核心PCE通胀率降至2.1%，而劳动力参与率停滞于61.8%，显示出经济正在偏离潜在产出。若依据泰勒规则，美国当前利率已具备超过100个基点的下调空间。

其次，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短期机制也为降息提供了正当性。尽管其长期版本已被修正为垂直形态，但在短期内，失业上升与通胀下降仍存在现实负相关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68年就指出，适度的货币扩张可以在不引发通胀螺旋的前提下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当前，美国工资增速放缓至3.3%，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下降，恰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作用显现之际。

综合来看，鲍威尔的政策姿态，是一项有模型支撑、有节奏控制的预调式策略，并非市场所误解的“政策摇摆”或“从鹰转鸽”。

三、政策与学界共识：结构性就业风险已压倒通胀持续性

此次政策信号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顺应政策界与学术界广泛形成的结构性共识。

今年6月FOMC会议纪要中，美联储现任理事米歇尔‧鲍曼（Michelle Bowman）也指出，当前通胀虽在回落，但就业的脆弱性却在上升，美联储应根据结构性信号调整政策重点。7月份，前美联储理事、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兰德尔‧克罗斯纳（Randall Kroszner）公开表示，美国移民减少与人口老龄化共同作用下，劳动力供给结构正面临断层风险，一旦就业市场开始恶化，将很难迅速修复，货币政策必须提前防御。

在全球需求疲软与资本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就业疲弱可能带来更大长期损害，美联储的灵活调节是一种成熟、克制且制度化的反应。这种“失业优先”理念已不仅是政策信号，更是当下宏观治理框架的结构性重构。

四、资本信任重建：从利率信号到制度红利的战略释放

从华人家庭层面来看，利率回落将明显减轻房贷、学贷等中长期负担，特别是对华人中产家庭而言，融资可得性的改善将有助于强化对制度的归属感与经济安全感。

从科技与企业层面来看，降息将缓解过去两年流动性紧缩所造成的早期资本萎缩，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与绿色能源等关键产业，带来估值修复与融资活跃度回升的窗口。

在全球资本结构层面，美国此番政策方向不仅有利于稳定国际美元信用，也有助于恢复其作为全球制度锚的可信度。尤其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美国此时展现出的“制度弹性+政策可预测性”的双重能力，不仅有助于国内增长复苏，也将巩固其在全球资本配置体系中的地位。

[作者井友伦（Chris Ching）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客座学者，加州、联邦执业律师、注册国际审计师（CIA），曾任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管，现致力于全球宏观政策、金融风险治理与中美资本制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