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初恋情人投河自尽内幕

图：张若名

张若名，1902年生于河北保定，1915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翌年正式升入该校正科（本科）第十级（届），与邓颖超同班。

1919年“五四运动”后，张若名参与包括女师同学在内共同成立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与邓颖超等共同赴京请愿。

一次，请愿返程的火车上，张若名与“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商议“女爱会”与“学联”合并成立“觉悟社”。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正式成立。

“觉悟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出版《觉悟》杂志。发表文章用数码谐音代号。周恩来是五号即伍豪，邓颖超是一号即逸豪，张若名是三十六号即杉陆。

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署名“杉陆”的长文《“急先锋”的女子》，当时，张若名还不满18周岁。

《觉悟》杂志仅出版一期，周恩来、张若名等4人被捕，关进警察厅营务处的囚室，周恩来被判有期徒刑2个月，张若名被判罚金60元。

出狱后的张若名，一度回到保定老家。但不久即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与周恩来等人在捐赠和资助下，于1920年11月7日远航法国，勤工俭学。

中国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在法国无法自救，于是，寄希望于刚刚建成的里昂中法大学。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招致法国里昂当局出动警察，蔡和生、李立三、陈毅等104名学生被强行遣回中国。当时在巴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人声援营救，都无济于事。

周恩来初到欧洲时，思想徘徊在欧美民主政治与俄国共产主义之间。里大事件后，对民主政治失望，转向信仰共产主义。

1922年6月下旬，“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该组织简称“旅欧少共”，后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若名由周恩来介绍加入“旅欧少共”，后自动转入共青团。

中共《新华网》2005年刊文《鲜为人知：周恩来和他的初恋情人张若名》介绍，1922年是周恩来与张若名感情最融洽的一年。

但是，周恩来出于对张若名的家庭出身，以及才高气盛的性格一次次与其辩论等原因，最终选择了邓颖超。1923年春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张若名离开了巴黎，十分伤心地和周恩来分手。

1924年张若名因在法国参加列宁去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面临被驱逐，加上与当时中共共青团支部组织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张若名退出中共党组织。

桑农在文章中说，周恩来、陈毅等人由于看到个人奋斗的无望，转而寻求集体的力量；张若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大门依然敞开，退出中共组织后，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对于张若名告别“中共”的选择，周恩来等人竭力反对，但张若名决心已定，毅然与他们分道扬镳。据说，她后来与丈夫杨堃定情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经过6年的苦读，1930年张若名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当时正在里昂，现场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

1931年至1937年，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期间，张若名的生活相对平静而安逸。她专心于教学，致力于中法文化的交流。

好景不长，北平沦陷后，中法大学部分学院南迁，张若名等人留守，仅能领取基本生活费。整整八年，除了参与《法文研究》的编务，她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

1946年，北平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又回到文学院，继续教授法国文学课程。1948年初，张若名的丈夫杨堃接受云南大学聘请，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由于担心国共分江而治，一家人将天各一方，张若名受聘于云大中文系，与丈夫一同南下。

1949年，天翻地覆，张若名在老朋友的推荐下，加入了民盟。从1950年起，她不断地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申请材料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但年复一年，不被批准。文章说她也从来不灰心，还常去听党课，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1957年，中共反右派运动开始，张若名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儿子杨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她认为儿子需要教育，竟然将信交给组织，希望中共党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结果导致儿子被打为右派，关进劳教所，22年后才恢复自由。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拿出张若名历年思想汇报材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其1924年退党之事，终于被翻出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张若名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当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将丧失殆尽，中午，她便投河自尽。

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即召开了对她的声讨大会，民盟也随即将她除名。直到中共改革开放，其儿子杨在道从劳教所出来，上书邓颖超，请求她帮助为母亲平反，张若名被平反：张若名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九评》中分析说，中共组织不但具有邪教特征，而且本性流氓。近代许多中国人的悲惨经历都是有力的证据。

责任编辑:华长玖来源: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