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下等人

老话说得好，人分三六九等，说明人可能还是有个高低上下的差别。但是何为上等、何为下等，标准是什么？每个人心里那杆秤恐怕不尽相同。

翻看民国的报纸，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上中下等人的议论，判别的标准五花八门，非要概括归类的话，大致有衣食住行、思维认知和道德观念几个方面。

衣食住行的内容最丰富，如上等人热衷穿长衫，下等人为便于劳动多穿短衣。画家陈乃超为了凉快穿着白纺绸的短衫出门，进了一栋大厦的电梯，操作工竟视而不见，及待其他衣冠楚楚人士进入，才启动电梯上下运行。陈画家受到严重伤害，专门撰文《穿短衣的反响》对此进行评论，称自己平时穿长衫来到此处，不论有没有乘客，电梯都是扶摇直上，这一次穿了短衣，“那司机者便将眼睛放在额上”，并进一步概括“上海人是看不起穿短衣的，以为是下等人”。

其他文人亦有此类呼声，在报纸上呼吁“下等人其阶级果然分别在长衣和短衣么？”并开门见山指出，若是有人格，就是穿短衣恐亦无伤大雅，若毫无人格，即使衣服十二分漂亮二十分道地，总是“下作”。

好在风水轮流转，随着西风东渐，西装革履又把长衫打得满地找牙，取而代之成为上等人的标配服饰。

吃的方面更加明显。上等人吃白米，下等人吃高粱，上等人的零食里有巧克力冰激凌，下等人捞到西瓜吃都不容易。然而，即使下等人在食物上几乎没什么选择空间，仍被贴上“下等人大都贪吃”“贪吃懒做”“脑满肠肥”的标签，甚至将贪吃作为决定下等人命运的决定性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炉火论”，该理论将胃口比作炉子，称适当加入燃料则炉火旺盛，若将大量燃料倾入，炉火便压熄了，借此批判下等人之所以下等，就是源于“乱吃多吃”，搞乱了头脑。

在住的方面，有篇题为《都市中的游牧生活》文章，用艳羡的语言描述上等人“住的是前有花园，后有草地的大洋房”，此外还有饭店、姨太太的公馆、舞厅。中等人则住在房屋、晒台、弄中、旅馆里。至于下等人，夏天栖身小菜场、冬天躲在弄堂口，此外还有粥店、老虎店（开水铺）、鸦片馆、小客栈等等，虽然选择很多，但显然是一蟹不如一蟹，度日如年。

交通方式上，汽车自不必说是上等人的座驾。但公共电车也分等级，坐头等车厢的是上等人，乘三等车厢的是下等人。由此出现了极为奇怪的现象——纵使头等车厢里的人满得像罐头，这些“上等人”也要咬牙坚持，死活不愿移步到宽松的三等车厢。

以认知和反省能力为标准的观点较为客观。如1948年5月，《申报》的自由谈栏目，探讨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分别，认为“不是因地位的高低，亦不是因职业的不同，而应当用他们反省的程度为标准”，称“所谓反省，就是回忆过去的行为而辨别他们的是非善恶”。能够勤于反省自新，就是上等人，沉溺于现状不思反省进取，则是下等人。也有一些悲观的观点，如编剧蔡楚生的剧作《王老五》，用贫穷、顽强、有着阿Q的气质来定义下等人，描述下等人在极其困苦的境遇中挣扎着，希望生活安定，而结果却大抵在生活压迫与时代苦难中悄悄地死去。

最为一致的判定标准应数道德观念。1939年，汪精卫媚日投降，其言行遭到媒体界猛烈炮轰，骂其“背叛人民”，称其行动无耻、罪无可逭，是“汉奸”和“下等人”。

纵然人们在以吃穿用度为标准来定义人等上会存在分歧，但称呼卖国贼为下等人想必是全票通过。即便有反对的声音，肯定是嫌唾骂的还不够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