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其父母坟墓缘何被毁

瞿秋白与杨之华在莫斯科留影

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35年被国民党抓捕后处死。在其被处死前的一个多月中，瞿秋白完成了《多余的话》。他在“代序”中写道：“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在文章中，瞿秋白坦言自己不过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在《我与马克思主义》章节中称自己根本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本论》更没有读过，仅有的常识，几乎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但因为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才“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认为当中共领袖是个历史误会的瞿秋白还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个“更重要的误会”，因为这是由他这个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所谓“专家”开始的，这样的研究能有什么结果？

在最后的“告别”中，瞿秋白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剧”，因为自己始终无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也正是因为这“惊世骇俗”的《多余的话》，本已被中共认定为“革命烈士”并安葬在八宝山的瞿秋白死后也不得安宁，其家人也是备受磨难。

据大陆《文史参考》2010第10期的《“瞿秋白冤案”不始于“四人帮”的迫害》一文透露，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学界和中宣部都对戚文提出了批评。

然而，当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看到《多余的话》与《评李秀成自述》后，下了如下断言：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认为瞿秋白“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并表示：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应该说，此时的毛将其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了起来。在那样的年代，既然毛下了这样的短语，其他人只能遵旨行事。本已进行的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停办。

1966年文革爆发后，“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多余的话》被称为“瞿秋白叛党宣言书（自白书）”。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5月6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合办《讨瞿战报》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其尸骨被扒出抛扬，而且强迫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对着丈夫的森森白骨进行批判。

而就在这之前，红卫兵还冲进江苏常州西门公墓，砸坏了在那里的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坟墓，而葬于济南南郊的瞿秋白父亲瞿世玮的墓碑不仅给砸掉了，且坟也给平了。

死后不得安宁的瞿秋白的家人也同样不得安宁。不久，杨之华也被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北京户口，转到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其他亲属也都受到各种严苛待遇。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岁的杨之华在秦城监狱含冤病逝。文革结束后，中共给瞿秋白予以平反，只是一个“平反”就能化解了“九泉下仍遭受的莫大凌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