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惊魂

19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两派武斗阶段。

我们村革命的重心，由起初的批斗地富反坏右转变为两派之间相互夺权的拉锯战，开始了激烈武斗。所有的村子都按观点的不同分成了两派，一直到公社到县里到地区。

两派都有自己的组织名称，大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或领袖伟人诗词中的题名起的，如“满江红”战斗队、“八一”战斗队、“卫东彪”战团、“人民革命委员会”，简称“人委”等。

我们村的“满江红”被“人委”称作是“保皇派”，就是保护当时执政的村干部，而“人委”派则是造反派，是夺权的一派。两派的夺权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就像赛场上比赛似的。

社员们正在地里劳动着，只要听见军号一响，两派的人扔下工具就回村闹革命去了，剩下一些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在地里坚持劳动，这些人没有资格参加派别，更没有资格闹革命，他们是被革命的对象。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两派武斗的时期，他们得到了暂时的休养。

那时候我刚走出村校的大门，在生产队当了一名社员，老老实实地接受着劳动改造，亲身经历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次路过西院（“满江红”派的“根据地”，一个杨姓家族的大院）的大门，看见人们在房顶上垒掩体，掩体上有枪眼，就像电影里修筑工事阻击日本鬼子似的，有的人还拿着长矛，长矛是把杀猪刀绑在一根长木杆上。

后来又出现了新制造的长矛，土枪，手榴弹，土炸弹。土炸弹是用铸铁水壶制作的，里边放上石子或钢珠，杀伤力可想而知。

每个村两派势力有大有小，在我们村，“满江红”没有“人委”势力大，经过几番较量，“满江红”败下阵来，在村中难以立足，只好跑到邻村去搬救兵。在邻村的本派武力支援下，“满江红”又打回村里来，夺了“人委”的权。

“人委”派跑到临县的一个村子躲起来。这一躲就是半年多，从夏天到冬天，两派武斗暂时偃旗息鼓，乡村又恢复了平静。但，一场更惨烈的武斗正在平静中酝酿着。

进了腊月，家家户户都准备着过一个欢乐的过年。虽然那个时候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不安，但年总是要过的，日子总是要过的，过一个欢乐团圆的过年是每个人的希望，人们开始杀猪，磨面粉，做豆腐，蒸饼子（用豆腐渣掺合上玉米面做的饼子），置办年货。村子里呈现出少有的欢乐祥和的气氛。

一天夜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安静地睡去了。人委派联合了外县几个村的骨干，悄悄地摸回村里来。

我家住的是南房，门在北，窗在南，炕连着窗户，窗户在炕的中央，窗外有一棵桃树，月光把桃树的影子印在窗纸上，影暗疏明，外面月冷光寒，寂静无声，我们一家人睡在一条大炕上，我挨着弟弟，也不知为什么，那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我被一家人此起彼伏的鼻息声包围着，辗转反侧，胡思乱想着。

刚要迷糊着，外边传来叭叭的枪声和喊叫声：“把西院包围起来，别让他们跑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后，枪炮声顿时激烈起来，有火枪、步枪单放的嘭叭声，有哒哒哒连放的声音，不知是冲锋枪还是机关枪，更有震耳的爆炸声。

我家离西院只有几十米远，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一家人都被惊醒来，侧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父亲叹口气说：“是人委打回来了，说不定又要死人了，唉。”父亲让我们躺着不要动。母亲说：“人委的人会不会闯进咱们家里来？”父亲说：“应该不会，咱们又不参加派别，谁也不偏向。”又告诫我们，在外边什么话也不能说，更不准和哪一派的人有密切来往，老老实实干活就行了。

正说话间，突然窗外火光一闪，一声剧烈的爆炸，天摇地动，不知是一颗石子还是一颗钢珠破窗而入，啪的一下砸在我和弟弟的枕头中间，又弹射到地上。5岁的妹妹吓得大哭起来，母亲赶紧把她搂在怀里，一家人惊恐万状，生怕有人闯进来。

父亲让我和弟弟离开炕中央，躲到炕角里。我们不敢点灯，黑暗中胆战心惊地听着外边的动静。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冲进屋里来，在黑暗中弥漫。

过了一阵，枪声稀疏下来，听见有人喊：“他们往北跑了，追！”“搜一搜，看有没有藏起来的！”

又过了一会，街上传来爹呀妈呀一声一声的惨叫，不知是谁让人委的人逮住了，正在遭受着毒打······

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了，村子里像往常一样安静，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只是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

有人在村北的麦地里看见趴着一个人，脸朝下，一把长矛从脑后刺进去，从嘴里穿出来，腿上受了伤，脚下有蹬出的坑，双手下边有扒开的冻土。死者叫三货，满江红的人，三十来岁。

有人在一家大门洞里发现一个满脸血污的人，坐在地上，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奄奄一息。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他就是那个晚上喊爹叫妈的人，满江红派，他叫同军，二十七八岁，和我一个生产队。

人委派又掌了权，满江红派跑了。

三货死了，同军留下了后遗症。死也就死了，残废也就残废了。动乱时期，找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