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艰难归亦难

一、跳出农门

黄浦江东侧有一条支流，叫姚家浜，浜的东端，有一个召稼楼古镇，浜的西端是杜家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班小火轮从召稼楼经杜家行直达上海十六铺码头，小火轮上往来的是心系城乡两地的本地居民，看着小火轮往来的岸边人想象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沿着姚家浜北岸，有一条可达黄浦江的官道，在这条官道上，有一座巍峨的张家牌楼，牌楼后是清末浦东富豪张阿鉴的私家祠堂，牌楼的两侧不知何故尽是姓朱的族人，我家住在这个小宅最西端。这个十几户的小宅，人杰地灵，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个个考上大学，3个985，一个211。

杜家行东端有一所庙，庙中有小学，俗称东庙。童年的我，往来在家与东庙的沿江路上，大概不到一公里。春天里，麦苗象绿浪，金黄的油菜花香沁人心肺，江边的芦苇干挺叶宽，随风起舞。冬天时，田野的绿被太薄了，满目望去，焦黄的坟山，褴褛的裸棺，杂乱无章地分布在田野里，其中一具裹着稻草的棺材中躺着我的先父。它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底色。

社会翻天覆地，开始统购统销，有了农业户口的帽子。后来合作化，土地归集体，农田中缺苗处无人补种瓜秧了，田埂边赤豆、芝麻，也几乎没有了，拿什么解馋？自留地越来越严，壁脚旁场地只要种了菜就计入自留地面积，宅旁的树木要归公了，农民们把树砍了当柴烧，光秃秃的村子无树荫乘凉了。

挣工分吃饭，夏收后与年终两次按工分分钱，扣除按人口分配的口粮、农副产品款项后所剩无几，有的人家还是透支户（工分钱少于实物分配的钱）。眼看坐小火轮回家的工人，衣着光鲜，皮鞋铮亮，有的家里还有自行车，眼红啊。可是学校老师说，工人劳动复杂，强度大，多劳多得，农村学生心里多不服，命苦啊，谁让我们是农业户口！

一心向往城市，机会终于来了，上海电机厂考文化课招工，我和镇上3个青年步行20多公里到闵行考场参考。大家觉得考题不难，几天后，厂里打电话到生产大队要人，队长说：“一个也不能走！”人生第一次进城尝试就这样失败了。

公社化后吃食堂，开始还可以，后来越来越差，终于散伙了。粮食短缺，中学生农业户口28斤，居民户32斤，还有副食品供应票，在青菜和稀饭中度日，更无钱可花，没办法想去拔草药卖。盛夏的野外到处寻觅，一次到浦西煤气厂内，看到廊下有一桶冷饮，啊，是冰镇绿豆汤。拿过桶旁的杯子，畅饮，沁人心肺，这辈子再也没有喝到这样甘甜的饮料。环视厂区高大的建筑，这里好像是我的人间天堂。

我的中学在杜家行的西端，校内有一座天主教堂，大家称这座学校为西庙。农村孩子体力活多，小学时，养兔，养羊，割草是我的事。中学后，队里农活、自留地农活、家务样样要干，甚至到浦西砖瓦厂推过砖坯车，念书只是在校内时的事。要学好，就得用功。农村本无电，冬天白天短，夜晚用煤油灯，一人二两煤油，全家不到一斤，夜晚起夜用还够，哪能灯下苦读？学习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拂晓第一个早起烧粥，柴火前读外语，背课外阅读诗词。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古人名句激励我前进。

高中毕业升学，班主任老师看了我的志愿表，尽是师范，委婉说，第一清华，第二北京工业学院（现名北京理工大学）。我无奈地说，我家穷啊，只能报吃饭不要钱的师范。发榜了，我班录取率三分之一，上海县第一，工矿企业是农村学生的向往，十个人录取工科大学，唯我一个是师范。到大队开证明迁户口，大队长板着脸说不行。哭着跑到学校、派出所，他们打了电话，才迁成户口。

1962年8月21日，怀揣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坐上了开往浦西的市轮渡，心潮起伏。浦西、浦东，那时在上海是城乡的别名，进工厂的梦破了，脱离农业户的梦圆了。别亲人，无乡愁，去遥远的北京，去寻找或许更美好的明天。

二、上天入地

第一次登上绿皮火车，惊鸿苏州粉墙黛瓦，迷恋长江渔火涛声，闻到了符离集、德州的鸡香，看透了天津油亮的狗不理包子，可望不可及啊。好在北京终于到了，宽畅的长安街，车水马龙，雄伟的天安门，庄严肃穆。

进师大校门了，学哥学姐笑脸相迎，校内鲜花怒放。最称道的是，这儿的校花更芳芬，鲁迅、刘少奇在这里找到了知音，毛泽东、叶挺、陆定一等显贵家蓓蕾在这里绽放。六年中，听过钱三强、启功等大师的学术报告，看过英语原版彩色电影，抬着国徽走在国庆游行队伍的前列，偷偷仰望城楼伟人。后来听过江青羊嗓子声叫骂，目睹彭大将军被反剪双臂跪在地上，被拳打脚踢的惨象。

最后，我们被“一脚踢到”寒冷的大兴安岭特区，一个名叫加格达奇的初建林城。报到时，一个把履历表念成“复历表”的人事干部，把我和女朋友分到建筑工程处。在那里我们只能当力工，一个缺技能的累活，女朋友在这个单位是唯一的女力工。

在这里，最难忘的是冬季筛河沙。拂晓，大家脚登长筒毡靴，身穿光羊皮大袄，头戴有遮耳的狗皮帽，手着无指棉手闷子，艰难爬上敝蓬大卡车，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奔驰在原野河滩上。起码半小时，寒风像针头扎在脸上，帽沿、眼睫毛上结满白霜。到沙滩上，连滚带爬下地，不断蹦跳，脚才能有感觉。干一阵子话，烤一会火，中午拿出冻得石头般硬硬的馒头烤焦，就着雪团吞下。

煎熬一年，探亲假再过北京，七年前初识的长安街觉得更宽广，更动人了，但已是我的过路风景了。

三、敢留在这里吗？

探亲回来半年后，重新留在本地分配工作，到正初建中的碧水公社当教师。这里的公社是政企社合一的基层社会组织，以林业为中心，生产单位连队编制，还有学校，医院（像工作室）、邮局、银行、以及唯一的一家商店。店里货物品种极少，仅少量烟酒，罐头等日用小商品，大多在帐篷内。

林区木材生产旺季在冰冻日，无冰的日子一到，搭建安身之处的大喜日子到了。领导指着仅有梁柱屋架的建筑说，建材、技术工匠统一分配，粗活杂活，各单位自己干。统一分配有轮次，均供不应求，怎么抢占先机，看各位单位头头的软硬实力了。

造房，有些活是高强度体力活。和大泥，水、泥巴、柴草搅拌在一起，然后在钉满细木条的墙上摔搅好的泥草，裸手在泥巴中劳作，皮肤开裂，满身泥浆。

学校是清水衙门，要建材，要技工搭火炉、火墙、盘坑经常拖拉，来工匠了，笑脸相迎，好烟招待，有时要招待吃饭。房屋勉强能住时，缺的零星建材。修修补补，全靠自己解决，仅有的一家商店并无出售。工人在物流中劳动，不混水摸鱼，也是近水楼台。一个给我上门窗的小木匠是上海知青，他送我一个自制的小方桌、两个方凳、两条长凳、一个和面用的面板，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还有在建筑队工作的同命运的人，在困难中常常雪中送炭。在这个教师低贱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情份啊！

水是基本生活资源，住宅区内有公共水井，一个钢管打到地下，上有井头抽水。冬天里，室外滴水成冰，只能在固定的时段，用开水化开井头中的冰，再抽水。冬天以井管为顶峰，形成一座小冰山，路滑易摔。春夏冰化了，周围泥泞不堪，污水横流。

最低温度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冬，取暖是大事，林区烧枯木，生产单位开着大卡车，身强力壮的工人集体上山砍伐，拉回家。学校无车无壮劳力，只能自己拉小车上山。

一次，夫妻两上山，拉了一小车干木下坡。冰路下山几无阻力，越滚越快。妻子车后面说，拉不住了，快出来。我火速从车架内跑出，重车飞奔而下，滚到山脚下，咔嚓一声响，车把断了。再也不敢上山了。

好在我家附近还有个贮木场，山上拉下来的木头按规格截断，一些短的无用的梢头单位不要了，工人下班时好的扛回家，等他们下班后，天黑无人时，我再专门拾一些更小的枝丫，勉强度日。为了减轻缺柴压力，每年严冬都会回南方。车票贵，回一次家，一年的积蓄全花完了。好在返回时带回一些几无供应的大米、咸肉等，稍微改善一点生活。但负重旅途转车惊心动魄，一次在齐齐哈尔，车门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把妻子推上车，车要关门了，我急得大叫，幸亏执勤的军警把我推进仅留小缝的车门，惊险啊！

那个年代，中央红头文件说，学校被资产阶级专政，教师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于是农村的学校有贫宣队，城市的学校有工宣队领导学校，舆论煽动学生造老师的反，出现了黄帅式的学生，教师在上，下两层夹板之中生存，一次因批评学生在教室内胡闹，学生又骂又扣高帽子，气急，过去搧了他一个巴掌，他立即从龇牙咧嘴的火炉上抽出一块砖猛扎过来，我一弯腰，砖从头顶上飞过。茫茫黑夜，何处是尽头，坊间一个段子说，老师向领导诉苦，领导说，你好好干，将来把你调到商店当营业员。

一声春雷，“四人帮”倒了，大学开始重新招生了。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学兄把我调到新建的师专教书，专教物理。临走，人事科长对我说，呼中人民不愿你走。这个帽子实在太高大了。别了，知识无用的十年！

四、天赐良机

我的职业生涯从小学教学开始，随着青年职工的孩子长大，我像蚂蚁爬树般地教了初中、高中。近十年苦熬，在恢复高考前夕，我在呼中区文教科工作，见证了考生报名过程中规则改变的喜剧，大龄青年放下了心中的石头，批阅过背后充满故事的沉重试卷，敬佩他们中的坚韧不拔者，并幸运地当了这群人的老师。

大兴岭师范大专班招收的学生，很少本地子女，更无应届生，绝大部分为北京、上海等地的知青，文革中正念高中，年龄大，不少人有家庭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不能上好学校、好专业。这些人聪明、好学，我比他们仅大四岁上下，当他们的老师，我觉得汗颜，他们为了改变人生的命运而苦读，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翻出压了十年的发黄旧书，教书学习是一体。畏惧北京、上海的高门坎，我考入了妻子故乡的重庆建工学院，一所历史上从重庆大学分出后又回去的国家重点大学。教师中不仅有欧美回来的老先生，还有不少苏联东欧留学生，培养出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巨星。

我在那里毕业后留校工作。妻子研究生毕业后留某师大工作，公派出国。为照顾两个孩子，我只能调到师大。

师大有不少西南联大的遗珠，最著名的要数吴宓，命运坎苦。我们小字辈更没人关心，次子从沪郊农村迁过来，本该上附小三年级，但种种理由出来上了一年级。师大的骨干教师大多为本校毕业生，教学语言为四川话，学生来源主要是云贵川。外地人融入不易，妻出国多年，生计不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闯物价关，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北京教授竟卖起了馅饼，内地师范教师更惨了。一次带次子回沪探亲，码头旁小面二元一碗，难吃！像难民一样在五等舱度过五昼夜，一上十六铺码头，一碗阳春面，八角，鲜美！访亲戚时，一家嫌礼品轻，竟被退回，内地与沿海的差距，扎人心。

想回老家了。

前些年，从东北迁走户口时，按政策顺便托运一些木材到上海，想扩修祖宅，不允许。遇到了知青返城有家难归的类似情况。

妻子得博士后归国，仕途顺畅，后来当了副校长。转眼间，岳父母先后驾鹤西去，两个儿子也先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次子工作在上海。妻一心扑在工作上，1998年暑假，学校创收出资的九寨沟之游也没有陪我去。

校领导班子换届，党政一把手均五十七八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妻下岗去挑物理系申博重任，缺少行政资源是难以胜任的。另外三个资深校党政副手高风格支援兄弟院校，当然升了正职。老黄忠带领年轻将领粉墨登场。10月长假，我和妻游峨眉山散心，途中照例遇猴子挡道抢食，山顶上突下大雨，两人均淋成了落汤鸡。

正巧上海某大学硕士点建设急需人才，师大领导爱惜人才，扣妻人事关系放行，我得恩宠，彻底放生。

1999年2月12日，重庆的天阴沉沉，我们夫妻二人登上西南航空的航班。乘客虽寥寥无几，因快过过年，有奖活动搞得火热。好彩头，我们喜得了一个漂亮的飞机模型。飞机降上海虹桥机场，晴空万里，时隔37年，我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