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闲居近30年，是怎么养活一家40口人的
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往往是由多个小家庭联合组成的，通常可以达到数十人的规模。当时，一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大多依赖有能力的，特别是有固定收入的男主人。
陆游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虽说陆游半生居于乡野，但生活也算滋润。他娶有一妻一妾，除第五子早夭之外，其余六个儿子成年后都娶妻生子，且没有分家。孙辈仅出现在陆游诗文中的就有七八个，此外还有曾孙、曾孙女等。
据学者考证：如果按每个小家庭五口计，再加上陆游夫妇、奴婢等，陆游一家最多可达四十口人。
陆游34岁出仕，86岁去世。这52年中，陆游仕少闲多，总计在家闲居近30年。那么，这样一个“闲人”陆游，到底是怎么养活四十口人的大家子、实现经济自由的呢？
房子和票子
如果只考虑房产和固定收入，那么陆游应该算是“中产阶级”。
山阴陆氏是绍兴大族，陆游的高祖陆轸在北宋“以进士起家”，祖父陆佃则官至执政。可以说，陆游从小家境不错，虽不算大富大贵，但家里也给陆游留下了不少遗产，足以够陆游“少不治生事”。
按照宋代祠禄官制度，一些不受重用，特别是受贬谪的官员，可以到道观里担任宫观官，即便没有实际执掌，也可以得到经济收入。例如，淳熙九年（1182），陆游在闲居乡里时，名义上的职务是“主管成都府玉局观”，他可以领一份祠禄官的俸禄，这也是他主要的工资来源。
陆游的现代雕塑，表现陆游晚年忧思的形象。来源/浙江绍兴沈园陆游纪念馆（南苑）
陆游的行书代表作《苦寒帖》，笔意清劲。来源/故宫博物院
此外，陆游也有出仕的时候，正式工作的收入一般更高。宋朝官员的俸禄是比较丰厚的。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元丰改制后，宰相仅俸钱每月就有“三百千”。虽然陆游的收入没有那么多，但也不会太少。
陆游40岁时，用自己当镇江府通判所得的俸禄，在鉴湖边上营建了三山别业，并在第二年入住，这也是他日后最主要的居所。
当时，普通房子都用茅草顶、土坯墙搭建而成，再围以短篱，因此有“茅屋三间围短篱”之称。陆游的房子则不然，三山别业的核心建筑是王夫人所住的正室，是好几层高的楼房。除了正室，陆游家里还有“南堂”草舍、东西斋屋、前后小庭、堂屋、若干座小轩，此外又有老学庵、龟堂、道室、山房等，以及连接这些建筑物的栏廊；在房屋之外，陆游还专门开辟了数亩园地，或用来饲养家禽，或用来做花圃、药圃、蔬圃……
不难看出，陆游的别业虽不能说是富丽堂皇，在当地也算是高门大屋了。
绍兴陆游故里的三山别业（南堂，复原建筑），按《剑南诗稿》等文献复原的陆游南宋居所。来源/浙江绍兴陆游故里景区
三山别业并不是陆游唯一的房产。除了家里留下的在绍兴城区的旧居外，他还曾在云门寺边上建了一个房子，供自己居住。晚年时，他又在绍兴府城东南营建了自己的石帆别业，而这处别业同三山别业一样都购置了相应的田产与耕牛。
可以说，地产和固定收入，为陆游打下了“经济自由”的基础。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虽然陆游每个月都有稳定收入，但这显然不足以养活一家四十口人。因此，陆家人平时会在自家土地上种植水稻、大麦和各种粗粮，也会把部分田产租出去，收取租米。
当时，浙东地区的人们习惯一天吃两顿饭，主食包括米饭、面食、粥等。其中，大米分为粳米、籼米两种，籼米口感较差，但煮食时出饭率相对高。陆游家自给自足的则是粳米，算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了。
江南稻作场景。来源/（宋）佚名《耕获图》
不过，陆家的伙食有时也会稍微差点。在农闲季节，为了节省粮食，把主食换成稀粥、芋头等也不是稀奇事。陆游对饮食质量要求比较高，曾不止一次委屈巴巴地“吐槽”自己不得不吃粥或芋头，甚至夸张到说“朝晡恃粥何劳叹，齿脱牙摇已数年”。
既畜鸡鹜群，复利鱼蟹贱。（陆游《戒杀》）
种菜三四畦，畜豚七八个。（陆游《幽居》）
乡间百姓一般还习惯饲养家禽、种植蔬菜，陆家也不例外。蔬菜自不必说，鸡、猪和常见的水产品都在饲养范围内。由此，饭桌上的菜和肉就有了保证，甚至蔬菜还能由奴婢家人等拿到村市上出售，帮补点家用。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人一般不太重视鱼、虾、蟹等水产品。在陆游看来，真正珍贵的肉食是羊肉、猪肉等，特别是当他有闲钱买了艘钓鱼船后，甚至发出了“鱼虾日日厌煎烹”的感慨。
陆家人不仅通过耕作保证一家大小的基本饮食，还开辟了茶园、花圃和药圃以满足家用。山货是山区民众的重要经济来源，茶叶就是其中的一种。陆游家种的茶，不仅可以满足自家人日常需求，还偶尔赠送给邻居和交游的僧人。在当时，卖茶也是常见现象，常有“溪姑负笼卖秋茶”。而且，以陆家的产茶规模，放到村市上售卖只算得上是“零售”，因此不会受到官府专卖制度的限制。
宋人撵茶、品茶的场景。来源/（宋）刘松年《撵茶图》
花圃和药圃，是陆游最用心照料的两片园地，甚至到了“老子不辞冲急雨，小锄香带药畦泥”的程度。
传统农村中，缺医少药是常态，而陆游对医术又颇为擅长。因此，陆家药圃所产的药草，许多都卖或送给了周围有需要的人。赠药、售药的举动让陆游在村民中拥有了不低的声誉，陆游还曾赋诗一首以自夸：
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
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
——陆游《山村经行因施药》
看来，依靠自家的土地和家人的辛勤劳作，陆游一家人不但能基本实现饮食起居的自给自足，还能用自家生产的农产品到市面上交换，换取其他需要的物品，或是再赚点零用钱。
比上不足的落差感
有好几处房子和不少田产，有固定的官职和稳定的收入，家里人能通过劳作解决一日两餐，能收点租，还有闲钱购置新的田产、钓船和耕牛……在许多人看来，陆游一家四十口人已经实现了“经济自由”。但是，纵观陆游的《剑南诗稿》，他却常常“哭穷”，说自己是“天下最穷人”。
这种“穷”，更多来源于精神层面。
一方面，陆游一家实际上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陆家的条件虽然远远好于普通百姓家庭，但也不如当时受重用的大臣的生活水平。正如宋史学者包伟民所说：“官宦寓公之家必须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后裔更不甘‘委其为乡人’。”
反观陆游一家，不但寓居乡里，要亲自躬耕，很多时候在饮食上还要选择芋头、稀粥、鱼蟹之类的“平替”食物，实在说不上是维持着高端的消费水平。并且，陆游几个儿子的政治成就都不算出色，其中两个儿子直到陆游去世都还未出仕，孩子们还有丢下书本、出去收租的经历，这也并非陆游想看到的。偏离诗书传家、业儒发家的轨道，或许是他心中的一种遗憾。
另一方面，空间产生的疏远感自始至终伴随着闲居乡下的陆游。乡野意味着偏远和闭塞，尽管三山别业就在当时的官道隔壁，距离绍兴和临安都不算远，但“远离中心的疏远感却是切实存在而无法摆脱的”。
尽管南宋的士人文化圈相对分散，但在距离的阻隔下，陆游想要真正融入以临安为核心的圈子还是很困难的。除了民间传闻和官方的榜布，他只能通过与以前的士大夫友人联系，以获取信息。
宋朝朝廷向地方通报信息与指令，主要是通过“邸报”传递的，而“邸报”又只能存放在州县政府、仅供官吏查看。在农村里挂名当个祠禄官的陆游显然不可能让官府把邸报送上门来，某种程度上，这让他更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顾以野处穷僻，距京国不三驿，邈如万里。”精神上的这种“邈如万里”，可能更让陆游感到痛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