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毛钱惹的祸有多大？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去世；

9月10日，山东省滕县姜屯公社大彦南村大队68岁社员侯致鲁在家中门前的菜地里因撕毁了同村张×峦向他买菜的两毛钱人民币而被隔离审查；

9月11日，大彦南村大队向公社汇报了情况，并说明了情况，强烈要求上级机关逮捕侯致鲁；同日，姜屯公社党委经研究决定对侯致鲁依法逮捕，并向县公安局汇报；

9月12日，滕县公安局批准逮捕；

9月13日，滕县县党委同意公安局意见，同意逮捕。

短短四天，侯致鲁老人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从这个“案件”的结论来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理由是：“当我们伟大领袖主席逝世之际，撕毁人民币，认为人民币不能花了，盼蒋思想特别严重，性质严重，民愤极大”。

侯致鲁在被第一次审讯时和张×峦被问讯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9月10日下午2点，同村的张×洪家因请人打灶台而要招待人，遂让弟弟张×峦去侯致鲁家里买几根黄瓜，侯致鲁并不是专门卖菜的，只是在地里种了几沟黄瓜，平时邻居来买时也一般都不收钱，这次，侯致鲁同样也没有准备收钱，但张×峦还是硬把两毛钱丢给了他，侯就说：“不要钱，给你，不要我撕啦”，张没有要，转身拿着黄瓜就走了，侯致鲁于是赌气就把这可能会影响他余生的两毛钱撕了扔在了田里。事情到此应该算是结束了，也许按照现在的看法，可能也算是邻里之间礼让的一件事。但是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人意料之外：

张走后，侯致鲁觉得不太对劲，赶忙将田里的撕毁的两毛钱拣了回来，藏到了火柴盒里，从自己的钱里拿了两毛钱送回到张家，但是已经晚了，张回家后已经把侯撕毁钱的事告诉了哥哥张×洪，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再加上张×洪也是村里的干部，觉悟比较高，所以当侯送钱回来时张家兄弟自然要盘问一番，侯当然拒不承认，张家兄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到田里找，不巧的事，找到了被侯遗漏的被撕毁的两毛钱的一角。证据确凿，侯致鲁被扭送到大彦南村大队队部接受盘问。

这是初次审问和询问双方所述经过，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在强大的人民专政机关的攻势下，或许可能还有某种意图的提示下，后面的审问的回答和初次审问的回答就完全是两种答案了，但从审问的记录上可以看到侯致鲁老人的无奈，下面是1976年10月10日审问记录，也是档案材料中最后一次审问：

问：侯致鲁，这几天考虑的怎么样啦？

答：这几天考虑对新社会不满

问：你说说吧！

答：对于对里种40亩棉花和种苹果树我不满，认为多种粮食社员多分点粮食多好，种苹果社员又捞不到吃。

问：再讲。

答：平时干活天热啦，我不去干活，队长批评。队长派或有时叫我刨刨地头，我认为活重。这些我对队长都不满。

问：再讲。

答：头几个月队里分的小猪秧子，我分了个小的，没人要啦，给我啦，我给队长吵啦，人家为什么不拿小的，把小的给我，我对队长不满。

问：你对队长不满，怎么能联到新社会呢？

答：我对现实新社会没有什么看法。

问：挖你的反动思想根子！

答：我撕人民币就认为毛主席逝世啦，人民币没用啦，在撕时。

问：为什么撕人民币？

答：我对新社会不满，有变天思想。

问：你怎么对新社会不满的？

答：对队里进行套种，如麦地里种玉米，把麦都压倒啦，我记了几次。我守旧老套种法，对科学套种不懂。

问：交待你的反动思想！

答：我想起以前在国民党35军73师421团当军需时，人人都买我的帐，说一句算一句，能当家，现在说话没人听啦，我不满意。

问：交待你近几年来的坏思想。

答：就认为主席逝世啦，钱没用啦。

问：什么思想指导的你？

答：我的变天思想，是还想过去那样，我说一句算一句，人家好买我的帐。

问：对其政策教育……

答：我的坏思想，还是不满新社会，有些制度如农村干活等，我不满，看不懂。

问：再交待！

答：平时见了村干部不愿多说话，就（给）看不起他们一样。

问：你对干部看起看不起。

答：我对他们看不起。

问：你怎么看不起的？

答：认为他们不如我。

问：那个地方不如你？

答：（不语）

问：继续交待。

答：我的坏思想都交待啦！有翻天思想，认为以前我当官时说一句算一句，认为现在不如那时候好，主席逝世啦，人民币没用啦，我才撕的。

问：再交待！

答：没有啦。

问：回去考虑。

答：是。

文字录到这里，有些哭笑不得，侯致鲁可以说挖空心思的把他这几十年的坏“想法”一一道出，甚至对村干部的某些行为不满也承认为对社会的不满，而问讯的人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再也深挖不出来什么了，只能说“再交待”、“回去考虑”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侯致鲁还能交待出什么。

按照人民专政机关的看法，侯致鲁这个撕毁两毛钱的举动是发泄对新社会不满的行为，这样的反动行为是有动机的，是蓄谋已久的，并且是有其历史因素的。看看侯致鲁68岁以前的经历就知道为什么专政机关会因为这样一件事上纲上线：

1909年出生；

1918年前开始读书，其中有两年在县高等学校上学；

1927年在军阀张宗昌所办的济南东流水军需实施学校学习半年；

1931年开始在家务农；

1933年，投靠傅作义部队，在35军（军长傅作义）421团（团长孙兰峰，同村人）上士军需、少尉军需、上尉军需等职；

1938年太原保卫战后回老家，到1941年期间，在家务农、做小生意、参加杜光典的游击队和在龙振标部队中当司务；

1942年后在伪鱼台县政府任办事员二年；

1946年在国民党滕县政府任科员；

1947年至1953年，在家务农；

1953年以后至1969年，先后在武汉大学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写讲义、刻蜡版，又在水利电力学院水泥厂当保管员，后又到武昌街道口洗染行当职员；

1969年全国疏散大城市人口时被遣返回原籍至事发时。

从上面侯致鲁的前68年的经历可以看到，他有过历史的污点，虽然在土改时家庭出身划为贫农，但个人成分却被划为伪顽分子。在六十年代中期之前，他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他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从档案材料上看，为不遗漏一个反动分子，滕县从1964年开始就到武汉调查他的情况，先后多次被讯问，文革中武汉的红卫兵造反派也曾外调过他的情况。到1969年，迫于国际形势，全国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成分不好的侯致鲁首先被遣送回了原籍。回到原籍后，他也先后几次被讯问情况，让他交待问题。有过这样历史污点的人，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片悲痛之中，他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撕毁人民币两毛钱，一直没有对他放松警惕的人民专政机关肯定是放不过他的。好在随着文革的结束，滕县公安局的上级地区公安局没有批准县公安局的逮捕请示，而是按照他犯有政治错误来结的案，责令对其进行批评教育。1976年10月以后他的情况我在档案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在纠正了极左思潮的情况之下，他的日子会好过些。

两毛钱惹的祸究竟有多大？对于侯致鲁老人个人来说恐怕还是可以度量出来的，但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两毛钱惹出来的祸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