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忆母亲
有天夜里,我梦见母亲。母亲已经很老了,头发花白,腰板却依然挺直,站在老屋门前,像许多年前那样,望着远路,仿佛在等谁回来。可是她的眼神又是茫然的,像隔着一层雾,看不清我,也认不清自己究竟站在哪一段年月里。我在梦里喊她,喊了好几声,她只是迟迟地回过头来,目光落在我脸上,又慢慢移开。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已经开始忘记了。
醒来以后,窗外还是深夜,我却再也睡不着了。
旅美五年,山长水远,真正让我放不下的,始终只有母亲。人到中年,离故乡越远,越会知道,这一生所有看得见的出走,背后都拴着一个看不见的来处。而我的来处,就是母亲守着的那个小院,是屋后那一片菜地,是一盏灯火里她忙碌的身影。她在,我便觉得家还没有散。
母亲八十岁那年,我就想为她写点什么。那时我以为,八十已经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人生了。母亲兄弟姊妹四人,只有她活过了八十。大舅六十三岁时,在梯子上干活,一脚踩空,摔下来,引发脑溢血,没能抢救过来;姨娘走时六十九岁;小舅舅离八十岁只差几天,表哥原本还在张罗着给他做寿,谁知人说倒就倒了,终究没等到那一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母亲已经九十岁了。九十年,说出来只是轻轻几个字,可那里面装着多少风雨,多少离散,多少忍耐,多少不曾对人说出口的苦难,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活过了一个家族里许多比她年轻的亲人,也活过了一个国家最动荡、最艰难、也最剧烈变迁的岁月。她生在民国,长在战乱,成年后又被命运反复推搡,像一株长在风口的草,从来没有机会安安稳稳地只做自己。她这一生,不曾拥有过多少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日子。可是她却像许许多多旧时代的中国女人一样,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承受,默默操劳,默默把一个家从风雨飘摇中一点一点捞起来,扶正,撑住。
2020年过年,我陪母亲在乡下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恰逢疫情暴发,村庄安静得近乎封闭,天地像忽然慢了下来。白天短,夜晚长,尘世的喧嚣一下子退得很远。那一个多月,我几乎是重新认识了母亲。
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轻手轻脚地下床,摸索着穿衣,洗脸,生火,扫地,像一个永远被什么催赶着的人。屋里屋外,经她的手一收拾,立刻就清爽了,亮堂了。桌椅摆得正,灶台抹得净,地上连一点多余的灰都不肯留下。她把日子过成了一种近乎仪式的秩序,仿佛只要屋子是干净的,院子是整齐的,饭菜是热的,这世上的风吹雨打便总还能挡一挡。
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总是把床单拉展,把被子叠齐,几十年如一日。那不是给谁看,也不是为了夸赞,而像是一种深入骨血的本能。哪怕只是洗几棵菜,她也要把菜一棵棵理顺,头朝一边,尾朝一边,不容一点杂乱。记得她八十四岁那年,双琼帮家里菜园栽好了白菜秧苗,母亲回家后,竟又弯下腰,一棵棵全部重栽了一遍。我问她为什么还要费这道工夫。她淡淡地说:“没栽齐整。”
我当时听了,只觉得好笑。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一句“没栽齐整”,几乎就是母亲一生的注脚。
她这一辈子,什么都讲究个齐整。哪怕命运早已把她的生活冲撞得七零八落,她也还是要把眼前的一张床、一畦菜、一口锅、一顿饭,尽量归拢得有头有尾,有模有样。她没有能力去改变时代的洪流,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她可以把自己手边那一点点生活,守得不乱。那是一个旧式女人最微小、也最坚决的尊严。
我家的后院种着许多树。成片的柚子树、小桔树,嫁接的甜橙、水蜜桃、几棵枣树,还有一棵二十多年前移栽的杉树,如今已长成一把巨大的伞。夏天站在树下,凉意一阵一阵透过来。三棵八月桂长得很慢,可一到开花时节,香气就会从院后慢慢浮起来,浮到窗边,浮到衣襟上,也浮进人的旧梦里。
院后还有一亩多菜地。那块地像是母亲晚年的疆土。风吹日晒也好,细雨寒霜也好,她总是在那里,弯着腰,一点点翻土、栽菜、除草、施肥,仿佛地里埋着她永远也放不下的心事。我常常劝她,种这么多菜,自己又吃不完,何苦还这样辛苦。她总是笑,说:“不种,这地就荒废了。只要还能动,动一动手脚多好。等哪天真干不动了,也就只能撒手了。”
“撒手”这两个字,她说得轻,听的我心里忽然一沉。她像是早就知道,一个人终有一天是要对这个世界撒手的,所以在此之前,哪怕还能动一根手指,也要让自己活得像是在活着。
我曾多次把母亲接到城里住,想让她过得舒服些,可她总住不习惯。城里的楼房太高,门也关得太紧,人和人之间隔着墙,隔着电梯,隔着防盗门,隔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冷清。她在那样的地方待不住,住不了几天就念叨着要回去。她惦记院子里的果树,惦记菜地里的菜,惦记村里哪家老人病了,哪家小孩又长高了,惦记谁家要办红白喜事。她的心像一张网,网住的是那个村庄里细细碎碎的人情、烟火与牵挂。至于城市里的繁华、热闹、商场、美食,她像是天生就无动于衷。
母亲一直是这样的人。她的世界狭小却深邃,日子清贫却扎实。她从不追逐遥不可及的光,只是默默垂首,踩实脚下的泥土,守住屋里的灯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