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琐记 —— 监狱的分类

这个题目中的“监狱”只是一般用法，是指政府关押人犯的地方，并非是法律文书中的监狱。一般外人（指没有进过监狱的、又非公安人员）把政府关押人的地方都称之为“监狱”。例如我岳父“文革”中受迫害在军区中被关了好几年，他老说坐过监狱，我说那不是监狱，他就不服气，还辩论过，我说那不是政府执法机关办的关押场所。其实，同是执法机关办的关押场所，在法律文书中，其间区别也是很大的。其中就有收容站（现在已经取消）、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包括监狱工厂、监狱农场）等。“监狱农场”老百姓一般称之为“劳改场”。

收容站是收容盲流（改革开放前，人口不准私自流动，凡私自流动者就称之为“盲流”，警察见到就要送往收容站）的，包括许多上访人员和无业游民，有时候也关一些找不到理由关但又非关不可的人。那时从理论上说这些人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不能用“关押”这个词，而用了带有温情的“收容”。北京的收容站设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人们简称为“功德林”。这里因为是临时关押、流动性大、经费少、收容量大（特别在节庆或有重要外宾来访期间），伙食特别差。1970年代中，北京看守所、监狱的伙食费已经是每月12.5元，功德林才6元，每顿都是窝头稀菜汤，即使如此，晚上无处睡觉的上访者也愿意去。我遇到过一个从功德林转来的犯人，他说，有天晚上，快熄灯了，有个三四十岁的胖女人，听说是通州来上访的。抱着一个孩子，拖着两个孩子，非要进来，看守拦住并轰她走。“去去去，你怎么又来了，这没有你的地方，又想到这里吃白饭！”女人一边往里闯，一边理直气壮地说：“谁稀罕你们那两个破窝头，这么晚了，我到哪儿睡去？不到你们这里，到哪去？”说着拖着孩子往里走，看守也无可奈何。因为被关的人从道理上讲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功德林不上锁，只是把门从外面插上。据说功德林是模仿八卦修建的，关押在这里，开着门也很难跑出去。

拘留所在1970年代属于北京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管，它关押的大多是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政拘留的处罚，也在这里执行。那时行政拘留最长是15天。这些人进了拘留所，大多是几天、十几天也就放了。少数被公安局“判”（书面语言是“送”）“强劳”（强制劳动，比劳教轻）或“劳教”。一些案情复杂、一时弄不清的嫌犯，那时也采取拘留处理，有以拘代押，以拘代审的。如果被逮捕了（签署了逮捕证）就要升级到看守所了。北京市拘留所在东城炮局胡同，简称“炮局”。拘留所的人员流动仅次于收容站，这里伙食也不行，一些常常出入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小青年们有顺口溜云：“富宣武（宣武公安分局监押机构的伙食较好），穷朝阳，‘炮局’的窝头眼（儿）朝上。”

“看守所”本来应该是关押逮捕以后等待审判的“嫌犯”（这个词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搞“法治”和“无罪推定”才用的；而过去是“有罪推定”，凡人一被抓起来就是“罪犯”）的，但“文革”期间以拘代押，以拘代审的人大多也是关在这里。看守所在普通百姓中是个陌生的词，我曾听一个初次犯罪的中年农民说：“过去，我从看守所门口过，见有当兵的拿枪站岗，以为是看守国家财宝的地方呢！这回才知道是关犯人的监狱。”大多数人称看守所为监狱，这是不准确的，它也只是个临时看押机构。到看守所来的犯人，大多是被逮捕起诉了，在这里等待正式审判和判决。正常的法治社会，看守所一般关押的是被起诉的、但有可能逃逸、串供、继续犯罪或对证人有威胁的嫌疑犯罪人员（如目前台湾的陈水扁就是因为有可能“对证人构成威胁”，才被收拘的，否则，在特侦组调查完毕、起诉之后，就可以放回家中等待法院传票了）。如果嫌犯没有这些可能，一般是在家中等候法院提审，如被法院判有罪，则进监狱。

1970年代我们是公开说不搞“法治”的，不用说被起诉的人员了，只要一被怀疑有罪就有可能被关押。为什么三十年前平反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甚至可以说出现了“囹圄为之一空”，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一切都是领导人和临时性的政策说了算，不仅打击面过宽、过严，而且株连了许多无辜的人，可以说是“冤狱遍于国中”。

上面说的仅仅是北京市一级的情况，市以下的八区九县，各个区县都有公安分局，每个分局都有监押机构，但不可能像北京市分得这么清楚了。

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