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怡先生有个关于“家乡沦陷”的著名观点，我感同身受，十分赞
成。但我想补充的是，除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道德价值的普
遍沦陷外，还有一种大面积的沦陷时刻都在发生。这种逃无可逃救无
可救的沦陷，其面积超过960万KM2（八十年代确界为1042万
KM2），沦陷的内容是中国生态环境和地球生态环境。
中国有600多个大中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占67%）在地面沉
降中沦陷，每年下沉几毫米至几厘米。比如，上海正在“下海”。上
海旧城区及浦东新区因地下水超采导致地层压缩，地面沉降，每年
“下海深度”2~4cm，以致新建几年的建筑下沉、开裂、成为危房。
上海、天津海水倒灌，北京形成“大漏斗”上千平方公里，成都地下
水位下降已达3米，西安大雁塔因地面沉降而倾斜……纯粹物理学意
义的国土沦陷还包括沙漠化、荒漠化、盐碱化、沙尘暴、地质灾害、
洪水溃堤、土壤侵蚀及水土流失。而另外一些沦陷，比如植被减少、
湿地减少、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冰川消融、气候改变、环境污染、
生物入侵、物种灭绝、能源短缺、人口失控、泛城市化、经济失衡、
政治困局、媒体缺位、文化注水、道德崩溃、社会冲突、公共危
机……则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和普遍性的现象，挑战着崇尚天人合一
的中华文明，也考验着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拣拾起中华文明挑战与应战的纷乱脚印，考量
民族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和相互行为，包括五千年的文明意象，五十年
的发展成本，五年的经济转型和文化反思，用数据说话，以良知作
证，进行一次漫无边界的文化散打，帮助认识我们的现实处境。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长城的功过、河流的命运、生态资源的家底
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在长城后面固守了五千年
据说，古老的中华民族有超过五千年的辉煌或不辉煌的历史，曾经影
响过世界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常常提起长城。
中国进入皇权社会以来，修建长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头号政治任
务，筑墙、积粮、称王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步棋，几乎每
一个朝代都要重复一次。在抵御外辱的“国家需要”面前，中国大陆
上长出了无数瘢痕式的难看东西，取代了莽莽沧沧的原始森林。这些
东西就是长城，包括齐长城、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魏晋南北
朝长城、隋长城、金长城、宋长城、明长城、清长城，还有难以确认
的唐长城和辽长城。这些城墙最早是始建于公元前555年的齐长城，
距今2560年。最晚的清长城是湘西凤凰的碉堡长墙，长百余里。能
够号称万里长城的只有四条，即秦长城、汉长城、金长城、明长城。
众多的长城累计总长超过10万里，虎踞龙盘，翻山越岭，在荒漠化
的背景中可谓瘢痕累累。从此，中国人民为墙所累，在名为“外辱”
实为“内压”的生存状态和各种各样的“大墙”之中左冲右突，难以
脱身。墙式思维成为“中国盒子”的哲学核心。
仅从修长城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防御型、封闭型和内敛型的民族，
属于划地为牢的品种。修长城的政治划界和显示防御姿态的意义远远
大于军事价值，大于保境安民的实际价值。长城表现了“在德”而不
是“在险”的政治理想，是封建帝王防君子防小人不防强人的心理安
全防线，是中国皇帝消费百姓买单的皇家花园的围墙工程，墙上记录
了无知、胆怯和傲慢。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修了长城而社
会和谐，消弥外患，四海晏然。
也许是偶然巧合，也许是必然结果。当我们俯首中国地图，追踪长城
的脚印，却发现长城与中国地理地带的南北分界线关系密切，充满自
然地理要素。比如，北方长城（蒙、冀、晋、陕等）与400mm等降
雨线重合，长城南为半干旱的暖温带，长城北为干旱的中温带及寒温
带。长城南为森林草原，长城北为荒漠及荒漠草原。长城南以水蚀为
主，长城北以风蚀为主。长城南为农业区，长城北为牧业区，等等。
长城内外两重天。综观中国历代长城的走向，大部分都有类似特点，
即与中国自然地理要素及地理地带伴行或重合，成为中国雨水线，万
里风沙线，农牧区划线、干旱半干旱、暖温寒温带、乃至行政区划线
的人文地理标志之一，以及国人长期的精神文化图腾之一。
未经详细考察，我们无法证明修建长城与环境资源耗竭及生态环境破
坏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把“塞外”大面积沙漠化、荒漠化及干旱化
完全归罪于长城。但是，我们确切知道修长城作为历代帝王大事，耗
竭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之后，却并没有达到修建的工程目的。当北方强
悍民族的铁蹄视长城为无物而恣意践踏之际，专制残暴愚昧的封建君
主，通常都是弃城而逃，一走了之，显示出封建王朝的不负责任和苍
白无力。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长城在军事上避免了战争或赢得了战争，
却有大量事实表明因修长城而削弱了国力，天怒人怨。孟姜女哭倒长
城现白骨的传说，就是对秦朝暴政和“修城经济”的民意表达的曲折
反映，是暴政之下“不和谐”的民间声音。
当今天的某些国人欺骗世人，把“月球上可以看到长城”的谣言四处
播散时，长城的意义，已经不仅限于历史、生态、文化和旅游经济，
而具有了现实的思考意义。因为，在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里，在当
代大大小小的造城、修路、建坝、架桥、植绿和造林工程里，特别是
在近年来全国性的建水坝运动中，我们都看到了长城的影子，看到了
躲在公共工程后面的封建意志和私人利益。甚至修复长城的工程本
身，也表现出某种封建意志的重复和连续。
五千年前，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聚集，从采集、渔猎、游牧到农耕，
产生过影响世界的农耕文化，发育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源头之一的华
夏文明。古代中国文化生态繁荣昌盛，包括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百废待举、百科全兴。然而自秦以降，也就是从兴建万里长
城开始，封建皇帝全面专制了中华民族。远交近攻，内紧外松，封建
割据、官场博奕、文化专制、唯我独尊的政治攻略成为既定国策和主
流文化。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传统价值被彻底颠覆，中国的自然生
态与社会生态开始恶化，并开始为大一统的封建帝王统治支付高昂的
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
据考察，现在风沙蔽日的黄土高原，曾经是大树参天的原始森林。荒
凉广葇的中原大地，野象曾经成群出没，水肥草美。而黄河源区，河
套平原，关中平原，曾经都是生物总量极高的华夏文明发祥地，真正
的原始绿地。两千年间，仅靠发展小农经济，供养封建官僚、贵族及
皇室，就把这些地区亿万年的地球储备消耗干净，使其变成荒滩戈
壁，黄沙漫地。长城与黄河时而伴行纠缠，时而交叉袭夺，交互作
用，在北纬35°~40°的北方大地标示出一条黄色的生态脆弱带。其
中有的干旱荒芜，有的沙进人退，还有的已经退化成为北方沙尘暴的
沙源地。顺着地球北纬线，从山到河到江到海，形成了中华文明从北
向南的三个发展台阶，以及“逐生态而居”的历史足印。这些足印表
明：高纬度高海拔的黄河文明正在被废弃，中纬度中海拔的长江文明
已难以承受人类生存压力，低纬度低海拔的下游和沿海地区正在接纳
人类的生态移民，成为新的文明发育区。
从黄河文明，到长江文明，直到海洋文明，人口与经济不断南迁，荒
漠与沙化追随着人类脚印南移。这些事实证明，人类的不当行为将造
成环境退化，退化的环境将改变文明的进程。早年移居西北干旱地区
的回族民众，是历史意义上的生态移民；而今天游动在全国城市之中
的河南安徽农民，则是现实意义上的生态难民。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分
析，我国现有22个省共1.86亿人口需要生态移民，而全国各地仅有
0.3亿人的接纳能力，还有1.5亿人无法安置。
五千年来，究竟是什么生存方式，把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由西而东和
从北向南的“脱水模型”和“脱绿返黄模型”？值得国人深思。
单边主义横行了五十年
在五千年历史中，五十年只是百分之一的一个瞬间。就在这个瞬间，
古老的中国正在抬腿，向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际社会迈进。这是一
个历史性的大跨越，也是一个发力五十年，抬腿五十年的超级慢动
作，至今重心还没有前移落地，也不知究竟落脚何处。然而也就在这
五十年中，国家民族的支撑腿正在沦陷：自然资源即将消耗殆尽。
汉字是一种证据确凿的文字。当我们对五千年和五十年作深度思考的
时候，才发现五十年比五千年原来只少了“一撇”，或者说，五千年
比五十年多出“一撇”。我想，这不仅是文字上或语义上的区别，也
不完全是数量级的“十”与“千”的区别，这“一撇”也许是环境信
息的某种真实反映，它代表了自然资源的丢失，或者是正在失去的千
年传统和道德良心。
就“十”这个单位而言，这一撇正如有没有皇帝或者有没有民主一
样，不是“多与少”的关系，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1955年，全国人大以全票赞成通过了包括三门峡工程的《治黄综合
报告》，会场上没有反对票。会场外，只有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黄
炎培之子）和一个叫温善章的技术员提出异议，黄反坝，温主张低
坝。如黄预言，三门峡水利枢杻工程建成不久，形成渭河下游拦门
沙，15亿吨泥沙淤死了八百里秦川和千万亩良田。三门峡最后放弃
了360M淹没线，三年后被迫炸开施工底孔导流排沙，经多次改造后
功能全废仍无济于事。如此废坝废库，却给关中平原造成了“枯水沙
尘满天，汛期小水大淹”的环境灾难。几乎完全失败的三门峡工程，
引出了陕西省两会每年都在呼吁“炸坝”的大问题，并影响了陕豫两
省安定而不团结的政治局面。再看五十年后的治黄成果，在十几座干
流大坝和上百座支流水坝的拦截下，高山让了路，河水低了头——黄
河从三年两决口，百年大改道的大河，变成十年八断流的干涸死河。
仅1977年至1999年28年间，断流年份多达22年（80%），1998
年黄河更出现连续断流六次，累计226天（62%）的千古生态奇观。
黄委会的专家断言：黄河成为内陆河及季节性河流已成定局，不可逆
转。
八十年代初，关于“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条黄河”的争论，争来了长
防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救了长江的命，却也招来了祸福难料的三
峡工程。如今，“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条淮河”的问声又起。人们更
应该问的是：一条河流，如今为什么活得这么胆颤心惊？
古人治水，且疏且导。大禹导江，东别为沱；开明拓峡，蜀地疏渠；
李冰筑堰，四六分成，这都是顺天理，得人心的环境生态工程，造福
后代子孙。比如岷江中游的千年水网，上至都江堰宝瓶口，下至彭山
江口，金堂淮口，在成都平原的冲洪积扇上形成自流灌溉的巨型扇型
水系，世所罕见，至今还在发挥工程效益。古人治水顺势而为，四两
拨千斤，今人治水好大喜功，千斤移四两。治淮工程跨部跨省跨市跨
县区，好心办好事，结果不如意。治淮十年，投资几百亿，淮河越治
越死，终于难以复生。今人治水犹如治人，水路一堵一截，迷信大坝
万能；言路一打一禁，只容一种声音，如此治国治水，怎能称为“和
谐”？还要强词夺理，污为“中国国情”，真是天下奇闻！
五十年前，批个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冷战梁思成，残缺北京城，压
制黄万里，黄河水不行；臭骂梁潄溟，错批百万人。多年来，人杰与
人祸的战争，是中国环境问题的深层次病根，现代语言叫制度性缺陷
或体制性弊病。问题是，当政者的一意孤行总能得逞：人杰因言论而
致祸，遭受打击，被群起而攻之；人祸却能因祸而肥，明知故犯，集
体作弊，损人利己，败中取胜。这个机制，使博奕双方最终都会先后
成为输家，成为制度陷井的牺牲品。五十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政治制
度，使公务部门成为高风险部门，使公务人员在权力金字塔的传递带
上骑“虎”难下，舍名求利，铤而走险，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生
态难民”。所以，国家环保总局潘岳副局长说：“环保问题，实质上
就是政治问题”。真是一语中的。
过去，政治就是专制；后来，政治挂帅经济，不问环保；如今，抓经
济、讲政治、秀环保。这是一个被颠倒的错误程序。一个负责任的政
府，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优先于政治制度设计，而不是相反。因
为，政治理想的基础，不应该是无米之炊和塑料宴席。
人能忍，环境不会忍。环境的报应都是现世报，还要加收高利息。自
1957年“挖出”敢说话的55万右派后，1958年开始“超英赶美”。
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大开杀戒，砍光祖宗的山，毁掉子孙的林。其
报应是直接造成三年大饥荒，全国树皮扒光，草根吃尽，泥土充饥，
易子而食，竟然在和平时期因人祸活活饿死几千万人。
明未清初，八大王张献忠诛杀川人600万，“清史”留名。共和国建
国十年后，西南王李井泉饿死川人1200万，占当时四川7000万总人
口的17%左右，却无人过问（自《四川情况》中央调查组肖风
等）。革命左派李某治川，心狠手辣，一“左”到底，比变态反王张
儆泄???薏患啊＠钅彻拇怠耙惶跣模?还删ⅲ?桓鲅?保?巴沤?lt;BR>起来犯错误”，终至于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天府之国’
搞成‘地狱之国’”（同上）。李某“宁左勿右”的施政方针，受到
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和庇护，在国内有五个省长或书记因饥荒大面
积死人而下台之际，而抢粮“冠军”李某却进了政治局并升任西南局
第一书记。李政委从晋绥到西南，以只向上负责的单边主义而青云直
上，酿成千年惨案，成为“人治”及“左祸”的一个标本。这是一个
不应回避更不应淡忘的新鲜的历史教训，国人应当记取。“左祸”祸
国秧民的严重后果，超过法西斯主义，世界深受其害，中国沦陷最
深。
在政治上采取单边主义，将直接导致专制主义，导致左祸发生。在生
态问题采取“人类中心论”的单边主义，就是从理论上把丛林原则普
世化，把环境暴力合理化，依此原则，人类不管其它物种，能杀多少
杀多少，能用多少用多少，一代不管一代事，报复性的消费主义。如
此行事，再有十个地球也满足不了人类的毁灭能力，再有几十亿人
口，也会被“左王们”饿死，被“先富们”穷死，被环境困死。
河流干枯了，水体污染了，沿河而居的城市村镇，很多都“守着大河
没水吃”，我国有1/3的农村人口喝不上干净的水，有400多个城市
常年缺水。仅我国七大江河已经不多的水体，被污染水体即超过
2/3，其中重度污染的劣Ⅴ类及Ⅴ类水体高达37.6%，中度污染的Ⅲ
类Ⅳ类水体占37.6%，可饮用水体仅24.8%，不到1/3。以水利社会
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正走向无水可用的生态绝
境。
“十五计划”的两难选择
2005年1月，中国总人口达到了13亿整。五十多年来，中国人口由
4.5亿增加到13亿，增加了近三倍。中国960万KM2土地，天然无
法居住的占1/3，50年来水土流失总面积超过1/3，可供居住的只有
1/3。由于土地沙化和荒漠化，可使用土地减少了一倍，由600万
KM2下降至300万KM2，人均土地面积从13333M2下降至
2308M2，锐减5.8倍。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
倍。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量是
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淡水
拥有量是1/6。中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拥有淡水量为
2400M3/年，为世界第109位。按照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能够养活的
人口按淡水计为3.2亿人，按耕地计为2.6亿人，按林地计为1.7亿
人。在生存资源发生巨大危机的前提下，潘岳先生多次提出，现在的
问题不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能不能安全度过的问
题。
[next]
中国的生态危机迫在眉捷，一触即发。而制造虚假繁荣和橱窗经济，
肆意侵害生态环境的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还在大量发生。比如，从
“十五计划”开始的全国性的大坝运动，对中国大江小河进行了全面
性的规划和开发。梯化河道，石化河岸，硬化河床，渠化河流，意在
把中国河流全部变成提款机器，以支撑GDP。现在全国江河唯一没
有纳入开发计划的是雅鲁藏布江，唯一没有开工建设的是怒江（怒江
已规划十三级电站梯级开发，并已进入前期工程，因遭受普遍性的反
对而暂停）。不正确的发展观和淡漠的生态观为害神州，使集水区干
旱化，农牧区荒漠化，汇流区明渠化及水库化，河枯湖淤湿地沙化污
染日甚，水生态危机此起彼伏，难以遏止。
全世界现有大型人工水坝49697座，中国占了52%，达25800座。
如果计入各类中小水电站，中国已建水坝8.6万座，已建水库8.48万
座，水库总库容达4583亿M2，全国地表水17%成为“库容”，名
列世界第一。无序开发，强行向河流索取电力，把生态资源变成经济
利益，变成政治资本，这可能是近年来中国生态退化乃至恶化的根本
原因之一。而牺牲千年河流生态换来的电力，只能接受当今世界高耗
能高污染工业和初级加工工业向国内转移，可谓得不偿失。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欧美掀起了反坝运动，主动拆除了大量干流及
支流水坝，其中美国拆除水坝500余座，欧洲累计拆除水坝上千座。
拆坝运动把河流从混凝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还给自然，还给同
样有权享受河流的动物和植物。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和有良知的知识
分子，在修水坝之前，应该具有更深远的环境思考而不是只顾眼前利
益。因为，修水坝短期受益（大中型水坝使用寿命为50年），获利
有限，其环境负面影响及生态后果，却远远大于修长城。
我们并不是反坝主义者。问题是，很多干流大坝或支流水坝都是违法
工程，有些是秘密进行的黑工程，或者是欺上瞒下的“假评估伪论
证”工程。2005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发文叫停30个未经环评
（EIA）的违法工程，其中26个是水坝工程。几天后，国家环保总
局又公布了第二批46个违法电力项目，其中国字号的大型企业占19
家。在《环评法》公布实施1年多之后，国家职能部门被迫拿起法律
武器来依法行政，但愿不会遭遇被其它利益部门联合抵制消解的命
运。
过去二十年，为加快发展步伐，在国内曾采用过区域性的差异发展战
略，以经济特区和各类开发区为区域经济龙头，集中而不是优化经济
资源配置，刺激区域经济发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杀贫济富的一
场劫夺，对一些人的“倾斜”发展，侵害了一代人的生存权力；而对
一些地区杀鸡取卵式的“资源提取”，原住民得到的只是仅够糊口谋
生的“以工代赈”。西部大开发曾被叫做“管线工程”。西电东送、
西气东输、西油东送、南水北调，油路气路电路公路铁路，齐请西部
资源下山，有水快流。自然资源变成国家财富从西部原住民手中溜
走，中央财政收益和部门利益拿走了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西
部更穷了。东部振兴老工业基地，中央财政的“毛毛雨”根本无济于
事，在众多资源枯竭型的工业城市里，正在出现大批工业生态难民和
移民。中部自称塌陷，滞涨由来已久，开发程度并不高，经济却出现
“拉美化”苗头，更加难以崛起。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中，对资
源开发利用采取了平拉开，一起上，有水快流的刺激政策，对自然资
源的保护和战略储备，却缺少有效的规划及控制，缺乏生态补偿机
制，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机制，造成资源破坏、无序开发、经济行为
短期化和发展后劲不足。
前总理朱，一手签WTO，单脚入世；一手抓GDP，8%主义。如此
宏大的经济安排，却欠缺环境思考——不与环境资源打商量；也欠缺
政治认同——国内国际都不满意（也许只有少数人满意）。朱总理绕
开了不应该绕开的东西——政治与经济的配套改革，以权宜之计行国
家大事，结果是好心办错事：既“焊死”了开放改革的方向，又认可
了权力寻租的交易，还助长了生态破坏的行为。然而，作为“不管政
治，只管经济”的国家“业务”总理，他能有其它选择吗？
九八年长江洪水之后，环境保护问题终于被上升到国土安全的高度，
从天然林全面禁伐开始，打响了国土保卫战。然而由于欠账太多，由
于权力割据和体制缺陷，旧的掠夺没有停止，新的掠夺又在开始。国
土继续沦陷，在生态退化而不是政治进步中改变颜色。近年来，更出
现了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同在且勾肩搭背，“盛世经济”与“未
世心态”并存且同比增长的社会怪象，出现了以经济小发展来作为政
治大退步的理由的国家怪局。
面对生态危机的思考
盛世来了，河流干了，花不见了，人更狠了。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资本和GDP成为新的上帝，掠夺资源的浩劫
正在大面积加速度发生。被政治化的GDP成为脱离市场规律的脱缰
野马，瞎跳瞎闹。由于依靠投资拉动GDP（投资在GDP中占40%以
上），各级政府不惜血本地炮制出大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包括
“钓鱼”工程、“烂尾”工程、“拉链”工程、“洗钱”工程、“洗
煤炭”工程、权力美学的“养眼”工程和招商引资的“钩框锯”工
程，造成了表面繁荣的假象，经济空转的事实。“经济空转”，就是
依靠唯生产力的经济中心论，片面地、孤立地强调经济发展，致使物
资生产偏离了生产目的而无节制发展，有限资源超常规地转化为无限
的物资生产。“经济空转”使物资由短缺变成过剩，造成极大的社会
浪费，而有限资源由短缺变成即将告馨。
自身资源已然不足，还要让人“分羮”——过份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
（外贸依赖程度高达70%），使世界低端市场主宰了我国资源分配
的方向，高消耗高污染的夕阳产业大量拥入，“垃圾”产品大量生
产，企业在不对称的国际化过程中成为国际资本的生产工具。8亿双
袜子换1架波音，到底谁在赚谁？60亿双出口皮鞋，要耗费多少猪
皮牛皮，退化多少雪山草地？连年翻番的纺织品出口换汇套现，谁为
生态环境买单？当代主政者在“世界加工厂”的梦境中耗光了中华民
族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却在欧美“绿色壁垒”前一再碰壁，一再妥
协，万分委曲而求全不得，压船压仓压库乃至退货返销，造成浪费惊
人。
如此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只能被转化成为“经济毒品”和不断衰减
的效价关系，却不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可靠支撑力。清末，中国
GDP占世界GDP51%，民初占27%，1922年占12%，1949占
5.7%，2003年仅占4%。这说明，牺牲资源与环境去和世界“拼经
济”，实在是得不偿失。仍在山坳之中的中国，没有足以称雄世界的
国家资源，没有工业扩张的技术体系，因此必须放弃自欺欺人的宏大
叙事和恶性竞争，回到生存、温饱、和谐发展的基线上来，调整社会
发展目标。不负责任的盲目发展不是硬道理，而是少数人的歪道理，
小道理。
有人拆字“和谐社会”，言称“和”为人人有口饭吃，是经济安排；
“谐”为人人皆可说话，属政治领域。“和而不谐”必生内鬼，争端
四起。而“谐而不和”则饿鬼遍地，刀枪相见，争夺生存权利。“吃
饭”与“说话”同等重要，并不矛盾，应该共存。所以，要得社会和
谐，应使政治、经济一起发展，不可偏废。国人应知雄守雌，生存者
适；社会须以外和内，和衷共济。惟此才可达成“君子国”的和谐社
会发展目标。乍一想来，此说似乎合乎实际，言之成理。
可能出于对国家工业落后的恐惧和对社会“生产能力”的怀疑，近百
年来，政府主要目标只有事关权力的政治目标和事关金钱的经济目
标，权钱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生活”本身似乎已无足轻重。这就是
资本主义早期出现过的“异化”现象。政治挂帅，经济中心，而“文
化”却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革命”，唯恐消灭得不彻底。在政治
经济的联手掠夺下，“文化”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被弱化乃至消
失，过早地进入博物馆和收藏领域。于是，生活质量被改造成金钱数
量，生产数量代替了产品质量，物质文化解构了精神追求，商品价值
转换了文化价值，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将退化成为政
治经济的标志——金钱的一个记号，只标明钞票产地。社会价值体系
的崩溃，成为生态环境大破坏的直接原因。
从九十年代中期兴起的GDP主义，正在成为中国生态灾难的边际效
应。数字政绩和泡沫经济，正把中国推向难以逆转的生态危机。美国
及瑞士的研究表明，在世界144~146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指数
（ESI）中，中国排名133名，为倒数第十二名。其经济不稳定性系
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研究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去了GDP的13~15%，其GDP每1元产值，环
境的代价为6元，高居世界第一。GDP成本超过50%，也是世界第
一。中国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GDP耗水量是世界水
平的5倍。中国化学耗氧量（COD）世界第一，排放温室气体世界
第一，水体污染世界第一，能源消耗世界第一。CO2排放量世界第
二，农药生产量世界第二。我国单位产值排污量是世界水平的十几
倍，单位能源消耗量是美日的5~7倍，劳动生产效益，却是发达国
家的几十分之一。
再来看看发展前景。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不及世界水平1/2，十五年
后，45种主要矿产资源将只剩下6种。我国石油储量为世界水平
12%，天然气为世界人均水平4%。五年后我国石油将有57%~70%依
赖进口，五年后铁矿需进口57%，铜矿需进口70%，铝材需进口
80%。我国探明石油总储量仅能维持20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
而美国石油储量可用60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2020年，在超
过70%石油依赖进口的条件下，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2000万辆，
保有量将超过1.3亿辆，届时中国城市街道与道路将因缺油而铺满废
铁，象一场恐怖电影。
在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的新台阶上，汽车只是某种私家玩具和公关
“礼器”。而在主政者眼里，它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在环保NGO
看来，它将耗竭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并产生大量的污染。而在消费者心
中，它只是一项新的家庭消费预算。在下级“劫持”上级和屁股指挥
脑袋的时代，人们在普遍性地“近视”和“弱视”之外，只能争先恐
后地去占领欲望的制高点，在经济泡沫中消费最后的消费，包括自
己。
国土正在沦陷，洪水开始滔天，而极少数人正在抢运财宝，抢捞救命
稻草，用公共权力给自己打造逃生的小船。近几年来，已有4000贪
官携4000亿美金成功逃离，登陆他们仇恨的“资本主义”。大多数
人逃无可逃。有人看见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前，那只4人小乐队的演奏
还在坚持。
我们将在“盛世”或未世的歌声中面对死亡，或者永生。也许。
怎样守护祖先传给我们的土地？怎样珍惜从子孙那里借来的资源？怎
样诚实地面对3.67亿未成年人的眼睛？怎样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让自己活得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为了不做环境的“老赖”和历史的
被告，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勇气和良心。
国土仍在沦陷，生态继续远去，花儿都谢了，我们不能背过身去。
有人预言，中国的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先于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发生。也有人说，任何一个危机发生，都将引爆其它几种危机，形成
复合型的公共危机。对社会而言，任何危机都是一种灾难，应该合力
预防和规避。本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就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
本，建设和谐社会。为此必须及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减小社会成
本，增加社会效益，争取“起个大早，赶个早集”。中国自然环境问
题的解决之道是社会生态的改善，社会生态改善之路是宽松的人文环
境，改善人文环境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对立和对抗变成对
话和对等，实现官民和睦和社会和解，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实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治软着陆。
为了政治软着陆，必须切实保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让
国民能够切实成为国家资源的拥有人及看护人。
在“罪感”文化主导的欧美，专门拈过拿错的“乌鸦嘴”振兴了社
会；而在“耻感”文化行世的中国，报喜不报忧的“喜鹊们”终将会
唱衰神州。
稳定压倒一切，还是“一切”压倒“稳定”，并不取决于“长城”的
长度和厚度，也不取决于富裕的程度和管理的力度，而是取决于制度
的合理性和政府的亲和力，包括社会改革的希望和决心。团结求存、
共度难关是有可能的，因为群众并不仅仅“眼睛是雪亮的”。
因此，抢救日益沦陷的国土，要害在于主张公民政治，推行生态政
治，实施民主政治，全社会一起来重构社会理想，重建社会诚信，共
建文明社会新秩序，共建“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的和谐社
会。舍此，别无它途。
参考资料（略）
撰稿：谭作人
四川省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副秘书长
《四川省大熊猫保护管理条例》立法建议人
《文化人》杂志编委会副主任、执行主编
电话：（028）85415735 13308030863
二OO五年五月·于成都
注：本文为2005年5月28日在成都文友读书交流会上的主题发言
稿，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