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六日专电）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的“邓小平秘录” 今天报导，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党总书记赵紫阳对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大会说明对大陆民运的看法后，拟以对话来收拾事态，邓小平对民运对策曾态度犹豫，学运领袖王丹等采取绝食抗议行动使得情势为之一变。
“秘录”指出，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亚洲开发银行在北京召开理事总会后，党总书记赵紫阳有意经由对话收拾学运。中共于八日和十日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决定促进与劳工界、媒体和学生的对话，早日召开全人代常委会及检讨处理腐败和民主政治建设具体案。全人代常务委员长万里决定六月二十日前后召开常委会。
中共党中央对民运改以柔软路线因应并非未遭到保守派的抵抗，且在社会各界引起复杂的反应，多数学生回到教室，五月八日时，只有北大等少数学生继续罢课，反应最敏感的是媒体界和知识份子，五四以后，要求“表现自由”的气势增高。
五月九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千名以上新闻从业人员要求和政府对话的信函，新闻报导和社论也出现很大的变化，支持赵紫阳路线的色彩升高。人民日报高层在内部达成共识，采取慎重态度未像中国青年报那样积极报导，主要是担心这种作法会提供反对赵紫阳讲话的藉口而挑拨激化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矛盾。
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指出，杨尚昆国家主席于五月十一日和邓小平见面，指出王震虽反对赵紫阳五四讲话的内容，但是这项讲话确实有助使得示威趋于平静。邓氏则指出，李先念和王震等元老曾来电话要求他留意赵紫阳讲话。他接着指出，数天来一直思考到底是柔软对策还是强硬对策有利于解决问题。
杨尚昆随即向邓小平试探修改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强硬路线的可能性，表示赵紫阳希望能稍微淡化社论的语调。邓氏只回答表示有意了解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并未表示反感。
当时邓小平脑中最在乎的是四天后苏联共产党书记长戈巴契夫的访中，他和杨尚昆有相同看法，认为历史性的中苏和解不宜在民运示威中进行。
就在邓小平对如何处理民运表现出犹豫之际，北大的王丹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等激烈派学生领袖开始焦躁，主要是由于五月四日以后学运内部出现分裂而失去方向性。他们为了夺回学运主导权采取激烈的战术，进行造成情势一变的绝食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