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有学生以来，就有了学生运动。特别是北宋靖康年间太学生的主战运动，和晚清千名举人上书要求专制改良的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和大胆的反对运动倾向。时至辛亥之後，虽然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张熏要复辟满清，北洋军阀要“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孙中山语），专制列强又要与民主列强联手，以共同反对中国的民主力量，支持中国的专制复辟势力，然而，因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自强、自立的精神，坚忍而不拔；因此，由辛亥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舆论和文化的自由局面，以及由新文化运动所推动起来的，首先意在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浪潮，也就为现代中国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应运而生，创造了崭新的时代条件。
然而，现代中国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虽然一开场，便表现了它明确的爱国主义方向、鲜明的民主主义追求，特别是自发的政治运动性质，但是，随着苏俄派人来中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亲自扶植和直接指挥下，要在中国发动共产命令，要移植共产专制制度於中国，要在北伐已经成功、新旧军阀叛乱已被荡平、中华民国已经获得初步和平与统一、祖国正在遭遇苏俄与日本先後大举侵略的岁月里，决心服从斯大林的革命，号召工农造反，发动武装暴动，决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建立俄属“苏维埃中国”，以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现代中国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遂在中共的一再策划和发动之下，走向了一条“运动学生和运动群众”的悖反之路。更随着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展，并在“革命、民主和救国”的名义下，制造了一场又一场“反对民主、拥护专制和出卖祖国”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直至在中共极权专制统治之下，导致了自发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历史性复归，即意在反对中共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变革之四五运动、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的爆发。
第一、自发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
一、现代中国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源起及五四运动的爆发
现代中国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源起首先是因为日本曾借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要求袁氏接受它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国内的学生民众就已经发动爱国运动，以坚决反对之。其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驻军时，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遂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了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亦迅速展开，从而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明确目标的，反对军阀专制、卖国的伟大群众斗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於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於翌日——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
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不仅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再一次致电巴黎，要求拒绝签字。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已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京师总商会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挫败弹劾内阁。於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其时，因曹、章、陆三人被迫辞职，蔡元培因保护学生也被迫辞职，遂引起广大教职员工以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却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因此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遂再度决定罢课，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此後，虽然总统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达了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了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更拘捕学生八百余人，却非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军阀政府释放学生；十日，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永远不得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民主运动的胜利。因而，五四运动才成了现代中国第一场自发的、胜利的、并且是名副其实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反对曹锟贿选、国民会议运动、三一八惨案和自发学生、群众运动的式微
由於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第一场自发的、胜利的爱国民主运动，所以，五四的精神遂成了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进步，推动国民革命、追求民主统一的政治动力。自“五四”至南方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短短数年中，就有反对曹锟贿选、国民会议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等大规模学生群众运动的爆发。
一九二二年，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戰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望。因此，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像，以留永世之骂形。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亦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压——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愈演愈烈，从而促进了全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导致了冯玉祥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由於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孙中山遂北上提议召开国民会议，以成立革命政府，和平统一中国。但是，段祺瑞执政府却公布了“善後会议”条例，强行召开善後会议，以公然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加之孙中山遽然而逝，乃造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随後，伴随着“金法郎案”的屈辱，“五卅血案”发生，国人对“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特别是大沽口事件的爆发，从而形成“五四”以後全国又一次持续性的学生群众运动高潮。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於善後会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遂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後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学生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响彻国中。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会後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开始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虽然军阀政府迅速枪决了在现场命令开枪的军官，惩处了一批开除的官兵，三一八惨案仍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怒。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国的运动。首都民众於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後的高潮期。
正是在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於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於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此後，由於初步获得了和平与统一的中华民国，正处於一个“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崭新历史时期，是故，自发的和大规模的学生群众运动遂逐渐式微。然而，在中共的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蓄谋发动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却作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一部分，而成为外患之下的一次又一次内忧，制造了一场又一场动乱或暴乱的发生。
第二、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
一、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三大浪潮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一大浪潮，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後。其时，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破坏北伐、叛变国民革命、意在武装颠覆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三年；其时，离苏俄为维护沙俄在我国东北的特权而大规模侵略我国，也已经两年整；其时，自中东路战争爆发起即受命斯大林而决策“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已经逞之不及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叛乱。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政府军正在对武装叛乱的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然而，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就不得不停止了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就离开江西前线，回京处理日事。因此，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全会《关於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於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於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在国难当头却以服从俄命而拟订的《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彼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共领袖甚至认为正在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於是，中共再一次决策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制定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决定在“抗日救亡”的口号下，“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学生游行。”由是，在中共城市地下组织的策划下，学潮顿起，暴乱益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年轻学生，不仅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游行示威，高喊“中华苏维动埃国万岁”的口号，而且一波波地奔向南京，冲砸政府机关，捣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砸毁《中央日报》，并包围国民政府数日而不散。
鉴於寇深祸重和大多数青年学生怀有一腔爱国热情，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亲自走出国民政府，与包围了国民政府的年轻学生进行了平等对话，同样以一腔热血化解了学生的怒火和误解。遂使得学生和平散去。嗣後，虽然“有背景、有预谋、有组织”的学生，又再一次集中南京再度包围国民政府，冲砸政府机关，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也只是将学生临时收押於陆军军官学校和其他学校，并迅速地和安全地将他们逐一遣散，使之各归故里。中共运动学生的第一波浪潮，遂归於平伏。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二次浪潮，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於新沙皇俄国日益感到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威胁，斯大林遂改变了要求各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命令，转而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立即遵命，并在斯大林的亲自批准下，於莫斯科发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从未想到抗日这样一个救命圈”（张国焘语）的中共国内逃亡者们，在获悉了苏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後，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组织发动一场“抗日救亡”运动。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遂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後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继续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没有镇压中共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更没有屠杀中共的学生和“群众”。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却“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笼，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後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还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苏俄与中共的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虽然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甚至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竟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继续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实际上却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後来，国民政府虽在忍无可忍之下拘捕也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谓七君子，但不久便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释放了他们。这便是国民党反对派对中共运动上海文化界的“镇压”，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反击。此事若有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国大陆，矗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将家破人亡。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三大浪潮，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内战期间。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借抢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後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後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後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就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於人民解放军。”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後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群众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於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於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一手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热情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後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白面馍馍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姑隐其名——作者）
事实正是如此，正处在内战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用ＡＫ４７冲锋枪对这些吃饱了便要跟着他的敌人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的学生，施以疯狂的扫射，更没有因为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而制造了对他们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便用坦克车和装甲车来进行血腥的辗压。
结束语：现代中国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性质命运浅析
不待言的是，如果以一九四九年来分界现代中国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则一九四九年前，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历次学生运动，不论是前期的自发学生、群众运动，还是後期的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除掉三一八慘案，均不曾遭遇镇压，甚至获得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胜利，和中共阴谋策划的成功。一九四九年之後，除掉由中共年复一年所亲自操办的、旨在反对“帝修反”的“学生、群众运动”之外，则不论是在党的号召下於校园里面贴小字报、大字报的学生或群众，还是在党、团的启发和诱导下，对党表忠心、提意见的群众或学生，甚至不论他们是否曾为中共历次镇压运动、历次内讧、甚至为毛泽东号召造反而竭尽过忠诚，均无幸逃脱被中共整肃和镇压的悲惨命运。当中共数十年的倒行逆施，终於导致了自发学生、群众运动的历史性复归，即“四五”运动、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的爆发时，中共则不仅敢於明火执仗地进行镇压甚至敢於公然地屠城了。其“胆量和魄力”岂是段祺瑞之辈所敢想象。这里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不论是前期的自发者，还是後期被中共所运动者，均欣遇了辛亥之後的那个“进步时代”。这个进步时代就前期而论，乃是一个民主力量敢於、并能够与专制复辟势力进行公开较量的岁月。因此，即使是镇压了学生群众的段祺瑞执政府，亦只能以迅速垮台为告终。就後期而言，这个进步时代，则正处在民主力量已经战胜了专制势力的公然复辟、并正在外患内忧之下艰难追求民主建国的年头。民主的基本理念，新闻、言论、集会、结社的基本自由，则决定了已经结束军政、正在实行训政和准备宪政、并最终要还政於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敢也不可能施以残酷的镇压。但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在中国大陆，任何一场自发的学生、群众运动，甚至是任何一批曾为中共所运动的学生和群众，之所以都遭遇到中共的蛮横镇压和血腥镇压，其根由，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人民正“运交”一个全方位的“专制复辟时代”，人民由是而失去了新闻、舆论、集会、结社的一切自由。更何况，这个“复辟时代”，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复辟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号之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