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居民包括国家抗旱防汛指挥部的许多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来到天安门广场，支持学生追求民主的诉求。由于两、三万座病险水库大坝的存在，国家抗旱防汛指挥部在每年的汛期到来之前，也就是在四、五月份要发布“保证水库大坝安全度汛”的命令。但是在１９８９年，国家抗旱防汛指挥部的“关于确保水库安全的通知”却是在“六四”之后的第五天才发出的，比往常整整晚了一个月。在表达支持中央政府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效忠活动中，水利部则于６月２８日发出“关于在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加强汛期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认定反革命暴乱分子十分有可能破坏水库大坝，造成全国动乱。为保证水库大坝安全，一个月中连发两道金牌，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其实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追求民主的民众遵循的非暴力的运动，他们不是反革命暴乱分子，更没有计划去破坏水库大坝。
“六四”距离今天已经整整十八年了。“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前几天有媒体来采访关于中国现在存在的三万多座病险水库问题，又看到国家抗旱防汛指挥部发布“保证水库大坝安全度汛”的命令，就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两个关于水库大坝安全的文件。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居民包括许多国家干部放下手中的工作都来到天安门广场，支持学生追求民主的诉求。
“六四”过后，每个北京人，都要交代是否去过天安门广场，还要检举揭发别人。这是一道十分有意思的逻辑思考题。Ａ和Ｂ都过天安门广场，并且还在天安门广场上打了招呼。Ａ是否要主动交代去过天安门广场？Ａ是否要检举揭发Ｂ？同样Ｂ是否主动要交代去过天安门广场？Ｂ是否要检举揭发Ａ？Ａ去过天安门广场，只有Ｂ知道。但是Ａ可以推断，Ｂ不会检举揭发他。如果Ｂ检举揭发Ａ去过天安门广场，Ｂ的唯一证据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Ａ，就是当时Ｂ也必须在天安门广场上，在检举揭发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卖了。同理，Ａ也不会出卖自己，所以也不会检举揭发Ｂ。就这样，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说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交代材料到底是真是假，单位领导也是不追究，因为他们也去过天安门广场。似乎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都是外地人，或者是香港人，或者是台湾人，或者是外国人。北京人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您能说，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街上死了人？您看到打死人了？清查就一阵风似地过去了。大家都很庆幸，又过了一关。北京市民们当时还挺感动的，认为基层领导还挺为下面着想的。其实，臣民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基层领导也相安无事。否则小虾大鱼一起抓。但是如今，“六四”就成了北京人最大的结，一个结不开的结。北京人最不愿谈的就是“六四”。让遗忘来医治精神上的创伤。
最近，中国三万座病险水库的安全问题又成为热门话题。１９７５年８月河南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以及两座中型水库以及５８座小型水库相续溃坝，造成２３万人死亡。在溃坝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全国水库大坝进行了普查，发现有二万多座水库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称之为病险水库，这些病险水库占水库总数的三分之一。之后，中央政府每年拿出巨额资金，进行除险加固工作，经过３１年多的努力，病险水库的座数从二万多座增加到三万多座，比例从占水库总数的三分之一上升到百分之四十。
中国有如此之多的病险水库大坝主要原因有∶
——水库大坝施工质量差；
——气象、水文、地质、地貌等基础数据存在严重错误；
——没有合格的设计或者设计存在严重错误，包括溢洪道能力过小；
——水库中泥沙淤积速度常常超过设计，泥沙淤积使得水库失去大部库容；
——建设水库目标的矛盾和水库运行调度的错误；
——水库大坝的超期服役；
——现行的水库承包制度不利于水库大坝的维修等等。
其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政治决策层的决策错误，是社会的腐败，是只顾谋取暴利而置亿万民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的特权利益集团的结构。
１９７５年８月溃坝的板桥大坝，溃坝原因是大坝设计存在严重错误，溢洪道能力过小，在水库运行中又出大错，在最紧急关头由于溢洪道闸门被锈死，来不及打开。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建成的青海沟后水库，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３日溃坝，溃坝的原因是面板顶端与防浪墙底版接缝橡胶止水片的质量低劣，严重漏水。
中国现有水库近八万六千座，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造的，建造水库的目的是防洪、发电、航运、灌溉、供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等，往往防洪是最主要的目的，而且众多的水库在中国防洪体现中起核心骨干作用。要用水库大坝防洪，首先要求大坝有好的质量，在洪水中能巍然屹立，抵挡洪水。但是由于水库大坝的工程质量问题，洪水来了，它就挺不住了，就要溃坝了。这样的水库大坝怎样能发挥防洪效用？正因为是水库大坝的普遍存在的工程质量问题，所以国家抗旱防汛指挥部在每年汛期到来之前，都要发出一道金牌，“保证水库大坝安全度汛”，而且要求省市主要领导昼夜值班，不得半点疏忽。
但是，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也吸引了国家抗旱防汛指挥部的许多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保证水库大坝安全度汛”的命令四月底未下，五月未下，这道命令直到６月９日才下达，这是“六四”后的第五天。而当时淮河已经出现了第一次洪水。１９８９年的这道金牌比以往晚了一个多月，其原因是国家干部都去干他们认为比保证水库大坝安全度汛更重要的事情了。６月８日，水利部和部机关党委向国务院和中央机关党工委表了态，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策。此时尘埃已落。“该干啥还得干啥”。６月１４日杨振怀部长传达了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和李鹏在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认真学习，坚决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守岗位，搞好防汛，以实际行动为稳定局势做出贡献。
水利部的具体行动就是在６月２８日再发布一道关于水库大坝安全的命令∶“关于在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加强汛期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文件认定反革命暴乱分子十分有可能破坏水库大坝，以造成全国动乱。为保证水库大坝安全，一个月中连发两道金牌，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布林德（Ｈ．ＢＬＩＮＤ）在１９８２年总结了世界上部分水库大坝失效的原因，把战争影响和人为破坏作为溃坝原因之一。只是中国溃坝的三千五百个案例中，还没有人为破坏的记录。其实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追求民主的民众遵循的非暴力的运动，他们不是反革命暴乱分子，更没有计划去破坏水库大坝。所幸在这一时期，也没有水库大坝溃坝，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把溃坝的责任推到反革命暴乱分子身上，推到１９８９年震惊中外的北京学生的天安门运动上。否则溃坝的碑文会这样写∶“时值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反革命暴乱，救护不力，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祸惨烈。……”。
（王维洛先生为国际知名中国水利问题学者，现旅居德国。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