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还不能举行任何的纪念活动，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耻辱。我认为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纪念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对人类的影响非常大。
“六四”开花在中国，但结果在东欧，像苏联、东欧，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土崩瓦解了。无论过去共产党怎么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看来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至于救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到现在为止，大家有一句习惯的话，国外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总是谈：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忽视了1989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分水岭，如果从 1978到1989年可以看作是中国改革的一项理想主义时期，朝野上下从政府到民众，大家对改革都抱有很高的希望，都是支持态度。然后由于价格双轨制产生了一大批官倒，就是当时中国的腐败还是个人腐败。
“六四”就是以反腐败为主题，还有就是要求民主、自由，那是另外一个主题。我个人觉得，当时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因为“六四”针对官倒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康华公司，是邓朴方的公司，所以邓小平面临个人的东西时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那个反腐败最后没有结果。“六四”以后呢，我认为个人腐败迅速发展为组织腐败，以及制度性腐败。所以这是一个分水岭。
*中国人为什么觉得活得越来越艰难？
改革的成就大家谈的非常多，我认为它有成就。如果看不到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必需品时代进入到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那也不是事实。
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知道工资只有几十元，大家工资除了购买食品还有少量的衣服，及其他的一些开支外，几乎是购买电视机、电冰箱之类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困难。那么改革开发以后呢，就是迅速的在十几年间呢就走完了这条路。现在对城市普通家庭来说，就是购买电视机、电冰箱还是空调这些都不是一个太艰难的事情。当然除了下岗工人之外。这标志着进入了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
但是尽管现在大家感觉到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中国人普遍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活得越来越艰难了。为什么呢？改革开放以前，大家的工资，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不包括住房、医疗、养老，这些呢都不包括工资里，做为社会福利，那么大家的工资呢，已经做为国家的增值去了，得存在那里。那么到90年代以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还有孩子的教育，这些都做为改革项目。
从1994 年以后逐年一项一项推出，那么大家的工资养活自己，在食物方面不再困难，那么这方面的开支是逐年增大，尤其是教育费用，从1994年北京高校直属的增收学费以来，每年几乎是以30%的速度增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了。北大、清华十所全国的直属名牌高校，上涨的幅度更大。象北大一年的学费要一万多块钱。至于那个住房，改革开放后这更加是一份沉重的开支。
现在对于广大城市家庭来说呢，大家都以为自己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开支太大了。而且等于要大家承担双重改革成本。原来扣除的政府不再偿还给人家，同时改革项目要大家再负担一次。所以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下岗工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现代化橱窗”带来的幻相
现在中国贫富差距极大的增大，贫富差距大到什么样子呢，它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值域是0.1-0.6。在0.3-0.4之间是正常的，在0.3以下是绝对平均，超过0.4呢就说明贫富差距很大。到了0.5左右呢，这个就在崩溃边缘。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改革开放以前是0.16，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以前的高干他们有很多非货币收入，比如他们的住房，他们的保姆、勤务员、汽车其它的种种消费，比一般的老百姓好得多，这不包括在工资里面。这叫非货币收入。那么考虑基尼系数虽然没考虑这部分收入。所以这个基尼系数不是太正确，但是说中国社会大体上还是一个相对平均的社会。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迅速的上升，在80年代中期就到了0.38，那么去年(200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68，这个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基尼系数。美国立国已经200多年了，他的基尼系数还只有0.412，那就是说我们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他了。那么这是一个衡量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衡量方法，这个衡量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银行存款，那么截止去年(2001年)底中国的银行存款是7万亿元，那么这7万亿的72%是集中在8.9%的人手里。那么其余的就是人均占有不足几千块钱。那么相对中国现在的物价以及各项支出来说，这些人均占有不足几千块钱的财富就不算什么了。
另外还有就是包括银行存款的社会总财富分配，那么就包括住房还有其它的有价证券等等，那么这就是截止2000年底有一个大体的算法，就是中国的财富占有倒金字塔，15%的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5%，那么剩下的就是85%的人仅仅占有社会总财富的 15%。这样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等国。
所以呢，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算出，底层人物占总人口的69%。边缘化人物，就是指在城市里失去工作，在农村里没有土地，就是流浪到城市里的三无人员。三无人员按照共产党的解释，是无工作、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那么一个人这三样东西都没了的话，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些人占社会总人口的14%点几。这两部分人加起来是83%多。就是说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使广大农村的农民，已及中小城市的下岗工人，已经够成了中国庞大的边缘化阶层。
很多人到中国去，只看到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的生活确实不错，我认为呢，这是改革开放造就的四个现代化橱窗。这四个现代化橱窗确实使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幻觉。深圳比纽约还漂亮，上海可以和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媲美。但是毕竟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还不到一亿人，几千万，才占中国人口的1/15。而且就算是生活在四个城市中的人也不是人人都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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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权力资本化 政府行为企业化
邓小平设定的改革目标说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那么前半部分的目的是达到了。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产生暴富的方法是极不公平的。
中国产生这一批富人，是通过权力资本化，政府工作人员通过手中为人民服务的公务权转化成了他的资本。又用这种资本与社会进行交换。所以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权力资本化的同时，就是政府行为企业化。为什么政府行为企业化呢？政府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公共服务部门。他也不认为自己是用纳税人的钱。大概是去年(2001年)吧，就是禁止我发言的时候，就禁止讨论纳税人概念。不准谈，钱从哪里来，就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在中国不准公开谈。
政府行为企业化的结果，就是全体公务员把自己手里拥有的权力看作是资本。把找他们办事的人民就是法人都当作是客户，那么他要谋求利益最大化。所以这就又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我就说中国有一个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中国有一个软政权化。软政权化就是所有的政府公务员谋取个人利益都是以破坏国家法律为前提的。那么整个信用在这个情况下就会破产。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个人以为啊，二十多年来在政府的带头示范下，整个的信用非常不好，道德低落。
**社会道德第一个层面：国家没有信用
我个人认为社会道德分成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国家信用，就是国家说话的来源和真实性。那么我现在不谈别的，就谈今年(2002年)在海外媒体，《纽约时报》、《经济时报》对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数据的质疑。那么这一点在国内我们历来就是非常清楚，统计数据是造假的。只不过是国外的人没有注意到。今年 (2002年)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搞经济增长的索罗教授，他是曾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所以在这方面做的比较权威。那么他就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一个质疑，他就说中国宣布他的经济每年增长GDP是7-8%，他说农村经济这几年几乎是没有增长，那么城市部分需要负担40%多，增长率才能达到总和增长率。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史，没有任何城市能达到年增长40%的。
那怕最为中国王牌的上海在技术上也没有可能。那么他提这个以后，其余的人都跟着质疑。接着今年(2002年)就是连篇累牍质疑这个东西。
应该说这些质疑是可信的。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自己算了一下，从1997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每年保持在7-8%之间，平均大概是7-8%，但是我们的就业增长率还不到1个百分点。就在0.89%以下，这在中国产业结构上，中国并没有以劳动力型转到技术力型。在需求劳动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大幅度减少，经济增长率居然达到这么高。对于就业而言不可能是这么一点点增长，几乎就不到一个点，从这一组数据就可以看出。
至于国家在别的方面的撒谎，就是开动各种媒体，每天连篇累牍的制造各种谎言，包括“六．四”的谎言，大家都司空见惯了。所以国家信用不好，那么远东经济评论甚至用骗子共和国来描述中国这一名词，这是一个层次。
**社会道德第二个层面：行业协会没有信用
第二个层次现代社会比如行业协会是非常重要的信用代表者，但是中国的行业协会本身就不具备社会信用。他本身就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任何一个行为协会，包括组织协会，家具协会等的会长都是由中国各级人事局任命的干部，都享有一定级别的。他是代表政府去管理这个行业的企业。做为政府代表的功能，同时他又代表企业与政府讨价还价，所以他本身就有两面性格，他本身就能轻松在两者间不断地转换角色，两个角色说的话他都要说，这本身就是角色发生严重的混乱，他就不可能有信用。
**社会道德第三个层面：社会没有信用
另外一个就是中介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的社会信用。近年的所有股市丑闻做假帐都有会计师事务所参与。比如深圳特区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中天琴(音)会计事务所，我记得98年16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都有造假帐，还有给人家搞假验资的。
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外，如果一个会计师要是造了假帐，他就终身被禁止再进入这个行业。那么中国的会计惩罚成本不高，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关了门停了业以后，会计师马上又进入另外一家事务所换个工作就是了。或者是换个名头。重新成立一个合伙人组织，照样营业。惩罚成本非常低。会计师的受惩率相对于律师要高一点。
律师要做弊的话要沟通法院一块做弊。所以中国有句话说打官司叫做打关系。每一个律师的成长不是说他的业务有多高，而是说我在法院有多少关系。我认识某某院长，认识某某法官。谁跟我是哥们，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社会信用也非常不好。
**社会道德第四个层面：个人没有信用
至于个人信用大家都知道，过去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家对于同学、同乡、邻里亲戚非常信任。但是现在呢，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越演越烈，有一个词叫杀熟，就是熟人的熟。我分析了一下市场拐卖人口的案件，竟有90%几是发生在同乡之间的。四川的女孩子出来打工，骗她的人都说我们是老乡，你跟着我们回去，我们给你找工作。甚至还有同村的，甚至还有叔叔拐卖侄女，邻居拐卖邻居的。那么现在大家对外人戒备都比较大了。讨这些熟人之间行骗容易。
所以呢，整个国家的道德信用，孔子有句话，人无信不立。把国家信用，个人信用都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这个做为道德准则的信用，伦理准则的信用在中国茫然无存。做为国家来说，国家带头不守法，尤其是中共政府，比如89年大家知道，宪法规定大家可以游行，那么为了便于政府操作，他马上可以修改宪法，那么政府可以高于法律，这个国家的信用当然不会好。
**现政府正面做能力差 负面做能力强
在改革初期，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家乡的河流是清的。但是现在，从南到北，七大水系，没有一条好的河流，黄河已经干了，长江成了第二条黄河。珠江、海河、淮河都已经成了高度污染的河流，地下水呢也严重超采，这是一方面啊，所以这一个时期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还有是国土已经不再安全，沙漠化已经达到了38%，那么这些还不包括黄土高原这一类的严重缺水的地方，事实上人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地方，沙漠正以每年一千公里的速度推进，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国的环境生态再也不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中国需要一个比较明智一点的政府。由于这个转型期，各个阶层的矛盾、利益诉求都不一样，那么有时政策偏重于这一阶层的时候，他就要注意调节另外阶层的矛盾。但是我们目前的政府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非常堕落一个政府，为什么说他堕落呢，一个统治集团，他需要几个基本素质。一个是社会管理能力，他要有能力把这个社会管理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朝正面做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但是它现在从反面，比如控制社会舆论，还有用种种特务手段来监控等，它倒是用科技用的非常好。尤其是近二年搞的金盾工程，那么根据研究，到二00八年的时候，这个金盾工程完成对个人的声控系统，就是在中国的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面都将监控任何人，
大家记得“六．四”后来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清洗呢？就是因为世界银行出钱，英国一家公司出技术，在北京的所有主要交通干道上，设置了一个监视系统，本来是帮助中国监视交通的，但是后来根据监视录像带，把所有参加六四的人抓了起来。所以从那时大家开始怀疑，科技能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那么最近中国去年 (2001年)开始向美国、欧洲的高科技公司购买监控系统，用来监管网络的。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成了一个国内互联网，而不是国际互联网。
**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是政府的帮手
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应该说都是帮政府的忙的。人家都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一只口袋里装政府给的钱，另一只口袋里装企业给的钱，那么政府是政治精英，企业是经济精英，所以呢他就是为这两类精英说话。
有一个经济学家他就更说得直接了当，他就干脆说，这个世界是由三种人构成的，一种是政治精英，一种是经济精英，还有一种是为这两部份精英服务的学者。至于其它的人就不在他们的构成的世界之内。那么他们就认为腐败是中国转型期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中国转型期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方面走到最极端的是香港的张五常，他建议中国干脆让这些贪官污吏赎买国有资产，就是按等级确定贪污的等级，比如官大，可以贪污的多一点，官小可以贪污的少一点。像巴拿马国家确定一三五是这一批官员贪污，二四六另外一批官员贪污，他说这样中国就可以进入比较好的状态了。但是我认为他的这个建议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那个高薪养廉也是行不通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经济学中，生产和分配是同样重要，那么这些财富生产出来了，如果要是像我前面分析的，85%财富被占人口15%的贪官污吏占有，那么这样的增长到底是对谁有利呢？所以呢，这笔帐是要算的。我就是主要在算这笔账，而且我认为这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良心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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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政府在1999年是一个转向最厉害的年份。从1999年到2000年，在政策选择上，中共政府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换。
**世界独家：政府出面，动员大家炒股，转嫁银行风险
第一个标志是：中共政府是已经毫无遮掩的国家机会主义泛滥，最典型的就是在股市上面。我记得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公然发表文章鼓励全体中国人民参与股市炒股，这在世界股市发展史上以政府出面，动员党报出来发表文章是独一家。那么为什么要动员大家炒股呢?
是因为国有企业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从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从拨款改贷款以来，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国有银行，那么国有银行的来源就是城乡居民的存款，那么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债。那么这笔国有企业还不出国有银行的债，意味着国有银行对城乡居民的存款也不能兑现，如果一定要挤兑的，那就是国家银行破产，导致我们国家的自由资本金越来越低。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所有国有银行的自由资本是占9。2%以上，那么到了1995年呢，就下降到了3%，就是9。2到3%。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布雷顿体系垮掉以后，整个银行货币体系是靠巴赛尔协议的一些条款约束，那么巴赛尔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任何银行的自由资本金不得低于8%，如果低于8%，就视同这个银行已经破产，那么从技术上，国外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银行自由资本金呢不到3%，是已经破产了，那么现在完全是靠国家信用支配的。
那么国家就要向股东和股市聚集钱，去转嫁银行风险，就是把国家应该承担的转到全体股民身上，所以这几年的中国股市不断的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在股市低的时候政府就出台，比如允许个人向银行透资，让大家炒股，等到炒起来了，银行又突然撤资，给大家规定了一定期限还款，那么很多人还不出就跳楼自杀，非常多。
**有利下层人民的政策无法落实
第二个标志是：任何有利于下层人民的政策那怕政府调子在高，政府也根本落实不了。比如要解决农民的费改税问题，中国农民真是苦，大家都知道当初湖北的一个乡长李昌平，写了我向总理说真话。他说的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国农民负担从1993年以来， 费税最多的达48种，农民从土地上的收入已经交不起费税了。
中国从搞了分税制，有油水的那些税，比如海关税、烟税、酒税，就是那个国税。那么地方税呢，农业税是一个大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是刮地皮。就是越到基层，到了乡以下就没有拨款了。中国的政府建制乡一级的也只有乡党委书记、乡长等几个是国家干部，其它的大多数是农村抽调上来的。他们的工资是国家财政拨款里没有的，那么就全靠从农民头上刮，所以农民负担是越来越重。过去就是在1949年以前啊，只听说农民没有田种，要田种，那么在改革开发以来呢，农民很多人弃田不耕，外逃出去。
这些都有具体的例子，象湖北一个自杀的农户，她是每年辛辛苦苦地种地，种到后来发现投入的种子化肥各种费用算进去是投入了350多块钱，但是她最后卖掉全部粮食收入还不到300块。白辛苦一年还不说，还要贴几十块钱，来交这个所有的税费负担。于是她就要求不种这田，结果当地不准她。她一再要求，结果当地的保安队在干部的带领下就痛打了这个农妇一顿，这个农妇就上吊自杀了。
这个案件南方周末登过，其它在各地都发生过这种事件。过去在封建社会大家都知道，安农以安天下，但是现在中国农村是已经非常不安定了。而且农业经过改革二十年，他已经从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变成了一个没有剩余的产业。从1995年以来，占劳动力75%的农业，所产出的全部收入，只占GDP的18%，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0%，他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剩余的产业，所以大家知道朱熔基讲了几年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
去年(2001年)吴邦国在全国到处巡回演讲，动员各地要费改税。五月他在山东演讲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他不要讲了，朱熔基五月在清华大学已经讲了，费改税已经停止了。就是因为基层干部抵制。他们知道如果费改税，他们的工资 70%就没有着落。于是他们消极怠工。向中央表示，我们什么都收不上来。中共政府还需要靠这些基层官员维持这个统治，所以就向这个统治集团让步，让步的结果就是牺牲农民，那么这样的政策出台是很困难。
**有利统治集团政策推行迅速
但是有利于统治集团这个政策推行非常迅速。那么近几年来啊，公务员已经加了三次工资，总比例也提高了原来的38%以上，在这个情况下，今年(2002年)据说还要在加一次工资。那么这样的政策，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比大家高，尤其是近年来，工业相对比农业，稳定而且有提高，同时他还有很多的非货币收入，比如住房啊、医疗啊，等等等等，还有在提高他们的工资。
只有一个原因，统治集团过去是靠意识形态当家，现在在这一点已经不起作用了。政府只有不断的提高工资来收买他们，这是一方面；另外还允许他们用合法的贪污，所谓的合法的贪污就是创收，大家知道80年代以来各个政府部门都开始创收活动，中国你只要进了政府的门，拿一张表格要交多少钱，还有就是办一样事情要交多少钱，本来他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就不应该收钱，但是每过一道门槛他就要收多少多少钱，你拿一本小册子你要交多少钱，这是一种在政府看来天经地义的一种收入。
**政府抛弃工农
第三个标志是现在政府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是谁。中国的宪法到现在也没有改，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制国家，但是现在工人阶级是边缘化了。他的联盟者农民呢也是非常穷困了。
从99 年起，江泽民的统治集团已经完成了思想转变，最开始的第一步是99年修宪，那么在两会期间，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要写进宪法。在遭到反对后，就写了国家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当然我认为，国家保护公有财产不受侵犯成了一张纸，因为以最高统治集团起表率作用，那么下面的政府工作人员包括政府企业的都在蚕食国有资产，大量的掠夺，那么共有财产实际上是没有不受侵犯的。
私有财产要明确一个前题，先得明确私有财产的来源，不能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把贪污腐败的收入合法化，先确定了这之后，然后再保护私有财产。
到了2000年，江泽民就推出了三个代表。到最后2001年规定私人资本家可入党。这是公开表示政府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合流。通过这三步，就是说他们也已经完成了执政集团对自己统治基础的确认。自七月讲话以后，就从中组部，派出各种代表团，各组工作组到省里，再各种工作组到市里。然后市里在下派。就是让大家恢复了文革以后废除已久的政治学习制度，让大家学习，拥护三个代表，拥护七一讲话，大家不信到国内去问一下，在政府党政部门恢复了政治学习制度了。
**教育产业化，中下层人民得不到教育
第四个标志，是政府公然把教育作为产业发展。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反贫困，要确立的一个长期反贫困的策略，要搞义务教育。在台湾要起飞的时候，他就拿出GDP的12%到22%去投入教育，但是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GDP的3%，那么现在政府搞教育产业化以后，等于是把广大贫困农民，中下层人民的孩子卡在教育门槛之外了，因为交不起学费。所以从1994年，中国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贫困生群体。那么这个贫困生群体到底多少，大家谁也不知道。
我可以跟大家讲两个数据，一个是新华社2001年1月8日发布的对北京14所高校的调查，那上面公布说，贫困生占14所高校的 25%。但是北京青年报差不多同时发布的一个调查，说高达30%多。这是中央一级的院校。贫困生农村来的孩子应该少一些。大城市的生源多一些。那么在底下的院校多一些。
在国民党时代、北洋军阀时代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那时候呢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读书都只能读师范院校，就是因为师范院校不收费。但是现在师范院校也收费了。收多少呢，各学校不一样。我是前年到湖南的常德师范大学讲课。那么说到收费问题，学生他们就哭起来了。最后我调查了一下，他们哪儿一年收费是3千8，很多常德那个地方的农民的家庭年收入是一千二百块钱。所以要拿出三千八来供一个孩子读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问他们的校长，怎么对待这些学生，他说我们采取了一个优惠政策，可以允许他们读一年以后，休学然后去做工，然后再来读。我说，我国现在是劳动力严重过剩，连政府下岗的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又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呢？所以这个优惠政策等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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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官不贪
“六四”后政策的转换已经表明了江泽民选择了统治基础 - 占总人口的11%点多。就好象是船在行进，下层人做在下层船上。我曾经到过贵州，贵州山清水秀，农民太穷，土法炼铅。炼了几年以后，收入倒是提高的不是太多，就是原来的一年几百到家庭年收入1千7百多块。整个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寸草不生，树全死光了。从那时候生出来的孩子全都是大骨节或者是瞎的。他们的水已经不能喝了。都要运矿泉水进去。我问那里的乡干部，你们这样发展，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我们也知道。没办法要发展啊。大家连今天都没有，那里还谈得上明天呢。
只要大家去读政府的两院报告，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就会得出三个越来越的印象。一个就是贪污腐败的官员数目越来越多，第二个就是贪污腐败的数额越来越大，第三个就是贪污腐败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这就说明反腐败已经根本不起作用。我曾经在2000 年发表的“中国当地的经验演变分析”中说，中国是政策性腐败，就是同体监督已经不能反腐败了。而且官员是无官不贪。
官方对我这篇文章是非常恨，而且我个人的处境非常恶劣，后来发展到中纪委全会公报第六段写了三段话 - “我们要理直气状的相信我们不是制度性腐败，我们要理直气壮的相信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理直气壮的相信我们党是有决心有能力反腐败的。”
我觉得这与“文化大革命就是就是好”有什么差别呢？中国的官员都是把中国看作是他们捞取钱财的地方。不然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大家也知道，近年来抓的所有贪官，比如说云南省的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被抄出5本外国护照。
**无地农民和下岗工人
大量的无地农民涌进城市，滞留在城市边缘，给城市造成了非常大的治安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2000年轰动中国的张君案件，这个集团杀了几十个人，那么到最后被枪毙了。南方周末就派了记者去湖南罪犯的家乡去调查，最后就写了一篇张君案件反思，他谈这个犯罪集团的成员都是多子女家庭的，一般都是7个子女，最多的是家里有十二个子女，都没有田可种，只好挺而走险。在张君家乡附近又有一批人模仿张君的犯罪集团，并且认为张君哥是好样的。要不然我们活不下去。这篇文章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产生张军的土壤不除，张军第二，张军第三，张军第四，还会出现。这个说法确实是没错。
但是湖南省急了，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这个报导否定了湖南省委省政府为改善湖南人民生活所做的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本来南方周末中央就很不喜欢他，借此机会就把总编江艺平撤了，又撤下了大批的记者。现在事实上城市犯罪有一大批就是挺而走险、无路可走的。那么这些农民的问题可不可以解决呢？现在的农民啊，大多数是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很多人都是小学程度。那么这种情况注定了他们是低素质的劳动力。没有任何技能训练。
现在中国的一些传统产业在慢慢淘汰，新兴的产业有的位置根本不是为这些人准备的。也不是为城市里的下岗工人准备的。因为这些人的素质跟不上新兴产业的要求，很多人的失业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失业。
很多人搞再就业工程的时候都回避谈这一条，正视这些农民和下岗工人在现代化的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和可能这个问题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方法处理。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就要编织社会安全网络。前者的话就认为这个失业是暂时性的，是后者的话，就是要编织一个社会安全网络。
但是事实上中国现在编织安全网络根本没这个能力。那么就会形成大量的无地农民附着在城市的边缘，就象那个墨西哥和印度的新德里，大家都知道这些城市就象一个环行结构，最中心是城市，然后城市边缘就是贫民窟，一层一层一层，垃圾成山，到处是垃圾，而城市的排污系统跟不上。墨西哥城后来被迫迁都。建立了一个新墨西哥城，就是因为墨西哥彻底贫民窟化了。印度的新德里也是非常肮脏的一个城市。
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那种典型的贫民窟化的现象，是因为中国每年搞城市市容整顿的时候，都开上推土器无情的把这些三无人员搭起来的棚子铲除。我自己就去看过几次深圳市铲除新洲河的那些三无人员。那些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拿一些厚的纸板，木板搭起一个棚子，人能够钻进去就行了。随地大小便，还养鸡养鸭，到处都是垃圾。他们住在深圳的新洲河的上游那里，每到下雨时(深圳的雨特别大)把地表的东西刮到河里去，垃圾成堆，臭不可闻。
**地下经济泛滥
地下经济泛滥。地下经济到底在中国占有多大的比例，是无法从官方统计数据中找到。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杨帆，他算了一个数据，他认为地下经济至少占GDP的30%左右。
地下经济是黄赌毒，黄色产业，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叫做繁荣娼盛，这当然不是沿海城市独有的。而是中国的县级城市农村里面这些现象都特别的多。中国为什么近些年来爱滋病啊每年增长的非常快，中国自己的卫生部也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爱滋病类型在中国都存在。而且它主要发生在几大人群中间，一个就是流动人口，第二个就是河南那里还出了好几个区域。比如云南、甘肃、新疆啊几个贩毒的重点地方。那么这些地方都是爱滋病高发人群。
现在政府采取不作为政策。就是不从积极方面去处理。政府就跟农民讲，你们不要接受记者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此以后人家什么都不买你们的，也没有人帮助你们。结果记者去采访，他们就把记者赶出来，打记者。所以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作为政策，回避自己责任。
有人戏称中国现在是五色经济。蓝色经济是走私。黄色经济是娼妓啊等等。白色经济就是毒品。黑色经济是贪污腐败。还有一个灰色经济，就是介乎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
贪污腐败的损失占中国经济的比例，据研究从1998年以来，占中国的GDP13% -16.8%。贪污腐败的官员每六个贪污腐败的官员中间只有一个受审。这就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基本成本问题。那么贪污腐败拿的好处那么大，受审率又那么低，官员们当然就前仆后继的去贪污了。中国就有人把大家看过的红色娘子军里的砍头不要紧，改了一下，叫做砍头不要紧，只要金钱真，杀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
**通过WTO改变政治腐败是幻想
政府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还有外国大资本联合控制中国。那么如果再加入WTO以后，外国法人也会寻求和中国的权势集团结合。
过去有人说过中国加入WTO以后，会有利于遏制中国的腐败。根据国际经验，这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支持。墨西哥和印尼，都是WTO的成员国，为什么他加入WTO不能遏制他们的腐败，咱我们中国加入就可以遏制了。而事实上，不是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改造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而是他们到中国顺应了中国的制度环境。
这港台资本就不用说了。本来与我们就有文化亲和力，很容易认同我们的制度性腐败。至于美国的大资本，大家也知道，都知道要找高干子弟合作。别人还告诉我，过去招一个职位，写明要求家里有高干背景，还要在某些地方工作。比如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过去是蒙托罗拉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至于其余的人，包括一些外国银行到中国贷款，都要找中国的财政部长，政协主席的儿子作为代理人，到中国去活动，让中国贷他们的款。这些情况说明他们很知道在中国怎么样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希望通过加入WTO以后，一些经济上的归正，来改变中国政治上的腐败，我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迅速黑社会化
这个问题这几年是越来越厉害。前年开始的打黑蚁行动，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有几个。
一个是浙江温岭的张瑞，他自己成立一个公司，号称董事长，他还有八个社会身份，其中有四个是政府部门的。一个是浙江某报的名誉社长，一个是他们台州市企业家协会的，及湖北遂州市的政协副主席，还有其它的。他家的门口挂的是浙江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温岭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67个党政要员，都与他的黑社会集团有关系，都是他们的顾问啊等等。
东北刘永的网络是延伸到副省长慕绥新，市长马向东。揭露出来的无论是在广西百色的周正南，还是梁序丰他们都有这样的背景。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政府官员不好出面做的事，都可以让黑社会做。大家也知道，国外的黑社会也有跟政府有关系的。但是最多是跟警察部门。没有人跟政府官和事务官合流的。
**结语
我想中国未来的前景是现实的延续。那么现实既然是这样，我并不认为中国未来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会有多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