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名汤口述：接运一万四千反共义士归国

    韩战打了一年后，形成胶着状态。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六月二十九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训令联军统帅李奇威（Ridgway），向中韩共提出停火谈判建议。七月八日，联军代表与北韩及中共代表在开城开始停战谈判。十月底，改在板门店谈判。谈判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遗俘问题；联军总部始终坚持自由遣俘原则。四十一年二月，在韩国巨济岛的战俘营内，七千名华籍战俘首先向联军总部呼吁，愿意前往台湾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四月十二日，韩国釜山战俘营的华籍战俘，刺血上书总统蒋公，表示效忠，愿到台湾参加反共抗俄。至四十二年元月底，釜山战俘营的华籍反共战俘，以血书呈献蒋总统，请求坚决回台者，多达一万四千余人。十二月二十三日，韩境中立国遣俘委员会终止解释工作。同日，联军统帅赫尔（Hull）上将宣布，将用一切便利，于一九五四年一月间，将华籍反共义士送往台湾。

    有一天，周总长突然召我到他办公室，说是总统决定要我率领一个小组，赴驻日联军统帅部交涉，将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接回台湾。骤听之下，颇感惶恐，因此前有关反共义士业务之联系，一向由外交部和国防部总政治部办理，突然要我去做，顿感无从下手；我当即表示，此事非常重要，总统要我去办亦深感荣幸，惟此一任务，论性质应归总政治部办理，似由总政治部派员去接运为宜。周总长认为我的见解很对，不过他表示这是总统的决定，他要我跟总政治部商量。当即去看总政治部蒋主任经国先生，他也说这是总统的决定，他并说我的英文好，交涉方便，我说张彝鼎副主任英文更好，他笑笑说还是我去好，同时表示全力支持。我于是告诉他一定尽力去办，并问他，向联军统帅部办交涉，交涉些什么？如何交涉？蒋主任要我去外交部请教叶公超部长。当时的外交部是在目前的台湾银行总行办公，叶部长也表示并不清楚，他找一位司长拿来一大宗文件给我看，阅后略悉内容。叶部长要我尽快进行，希望我在二天内出发，因为美方在催。我表示若一人去则立即可以成行，但我总要有些人去帮忙；要组成一个小组，则至少需时三日；他觉得我的意见很对，但愿我三天内一定启程，同时表示将先电我驻日大使董显光，嘱与美方联络。嗣即积极筹画，挑选人员，成立小组，召集人员分工，办好护照、经费等事项；晋见总统，并拜访美军顾问团及美国驻华大使，两天内完成行前一切手续。

    因联军统帅部设在东京，接运留韩反共义士，大问题要在联军总部先解决，然后由他们转告驻韩美军办理。启程时，外交部人员告诉我，董显光大使已准备举行正式宴会，邀请美国驻日大使、联军统帅以及有关将领，要为我在宴会上介绍，望我能够当晚到达。于是我们乘坐的C46运输专机，经过冲绳加油后，由于东京羽田机场的天气不好，故降落在东京郊外一处美军基地。下机后冒大雨坐车一小时又三十分钟，进入东京市区，再由美军送我至董大使处，已近晚上八时，幸宴会尚未开始，宾客皆穿晚礼服，惟我穿着被雨水淋湿之军常服，颇窘，幸好有几位熟识的将军在场。我当即与联军统帅赫尔四星上将约定，翌晨拜访他的总部，望与其幕僚开会洽商接运反共战俘有关事宜。

    次日，拜访赫尔上将后，当天下午参加了特别安排的幕僚会报，先说明韩战状况及战俘处理经过情形。我在会中提出接运华籍战俘的问题约为五点：一海上运输，应有兵舰掩护；二望派机担任空中掩护，以防中共拦截；三战俘离开俘虏营时，望给予足够的保暖服装，除身穿大衣等物外，每人军毯两条；四战俘从战俘营到码头上船之前的沿途运输、保护及饮食，希望有妥善的安排与充分的供应；五有关医疗的全部支援。联军统帅部参谋认为我所提出的问题很合理，将请其上级决定；翌日，获知联军统帅部同意按我所提问题办理，并已电告驻韩美军第八军军长泰勒将军，嘱迅作准备，同时派机将我接往韩国。我抵达东京后的第三天早上，美军即派C119运输机，将我们一行十余人全部载往汉城，王东原大使与美国军方代表在机场迎接。为办事联络方便，我要求住在美军第八军军部，他们完全同意，并拨给我办公房间、车辆、打字机等。

    抵美军第八军军部之日，军长泰勒上将（Taylor）在其司令部前广场上主持一项阅兵典礼，对我表示欢迎；他的旗台上，除联合国旗帜外，有美、英、澳、韩及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参加韩战的会员国国家的旗帜，仪队系由美、英、澳、韩及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部队混合组成，典礼开始，先奏中华民国国歌，然后奏美国国歌，仪式庄严隆重。我身为中华民国军官，受此礼遇，深感光荣；同时亦感到国家在国际地位上的重要，我国此时仍为联合国一分子，回想当年发起筹组联合国时，我国为发起人之一，我国位列五强，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虽因中共叛乱，但以时势之变，我国仍然受到友邦与国际社会的尊重，我当时代表国家受此尊重，??是万分荣幸。尤其是我当时阶级仅为少将，泰勒已是四星上将，以一少将接受代表联合国一百多个国家的大国上将的隆重欢迎，自是更觉殊荣！

    我们住定之后，即分别拜访接洽，处理接运有关事务。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将反共义士顺利接回台湾，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想像的那样简单；因为反共义士回台湾，是令共产党最感丢脸的事，当反共义士离开战俘营时，中共和北韩的军队都可能老羞成怒，发动抢俘，也可能因此引起另一次战争。我提出这些问题时，美方人员也表示值得顾虑。因此，我又与美第八军参谋长及有关人员商谈，假如北韩与中共发动抢俘，他们应如何事先计画，有所部署，策定应急措施。当反共义士离开战俘营时，车辆如何准备，车队如何编成，行程如何排定，指挥、道路警戒与通信等问题如何解决；到达仁川之前如何选定休息地点，以便整理东西，清点人数；上船后的组织，启航后的海上护航与空中掩护等，一切措施，均应预作详细计画。经过分别商谈后，他们深表赞同，立即分工进行有关作业。一切计画策定后，泰勒将军发出通知，约定举行一项联军释俘会议，邀请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

    释俘会议系在汉城郊外一个师的司令部举行，出席会议者数十人，包括美方将领，中华民国由我所率的部分人员，韩国参谋总长白善驿所率有关人员。泰勒将军代表联合国主持会议，向我们提出释俘的计画纲要以及预备计画。简报约二十分钟完毕，泰勃又分别询问中华民国与韩国代表以及有关人员的意见。我觉得他的计画对我前两天所顾虑与他们提出商谈的问题均已包括在内，是一项相当完善的计画，我当代表中华民国表示同意。韩国参谋总长亦无异议。因准备周详，如此一项重要的大规模国际会议，费时约二十几分钟即告结束。于是开始照计画执行；而美国即为此一计画的主要执行者。

    反共义士离开义士村走出大门之后，沿途一切运输、掩护、应变、安全等措施，由美军一位旅长洛逊上校（Col. Lomson）指挥，全部作业所包括的细节，叫做洛逊计画。这项计画仅仅运送中国反共义士的卡车，即达五百六十辆。洛逊上校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美国军官。而包括装备（衣服、大衣、鞋、袜、军毯）、饮食、医疗、船舶调动等的后勤工作，则由联军后勤司令部负责，指挥官是一位少将，与我相处极好。此外，尚有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与空军第五航空队，担任海上运输的安全掩护。

    了解计画全部细节与执行情形的准备工作后，我即赴大使馆向王东原大使详细报告，并自拟一电文，请转国内周总长转报总统请示。

    在此同时，我觉得反共义士走出义士村大门之际，应该发布一项文件，也就是一篇宣言，这篇宣言应由反共义士的名义发布，以他们的口气，向全世界宣告，说明他们厌弃中共暴政，奔向自由，回到自由祖国的意愿，这篇宣言由我亲自起草，完稿后，我认为兹事体大，应请示政府决定，因请大使馆发回国内转呈总统核定。翌日得覆，总统完全同意，无任何修改，于是印成油印稿，同时译成英文，待反共义士出营时，当场向全球记者发布。随后自由世界各地报纸，均曾刊布此一反共大事的重要宣言。

    我根据联军释俘计画，为实地了解反共义士出营后之路线安排及预想的各种情况，曾请美第八军派遣直升机与有关人员，陪同我赴义士们行经路线察看；若发现不妥之处，仍可商量改正，同时可以确定何处可以发动华侨欢迎，而那些地方又应有何种表示？察看后均分别与我大使馆、美军及韩国方面接洽办理。总之，此项交涉接运反共义士的工作，困难在所难免，但幸参与此事者及有关方面，均能密切合作，故能奠定圆满达成任务的基础。

    联军统帅部决定释俘作业在二十日开始执行，我即告王东原大使转告国内，准备接待。我于是日清晨坐直升机降落于义士村前草地；其他接待工作人员则分别乘汽车前往义士村大门前照应。

    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时零五分，在义士村（亦称印度营）等待了四个月的反共义士，第一批抵达自由门，自由门的彩牌上，飘扬着联合国、中华民国、大韩民国及美国的国旗，反共义士服装整齐，身背背包，走在队伍前面的高擎大幅国旗，走在队伍中的则手挥小型国旗，我在门口同他们前面的领队握手，欢迎他们。同我在门口迎反共义士走出自由门者，尚有韩战停战委员会主持遣返工作的联合国代表布里安少将等。义士们出村后，即按规定上车，整个车队分段由车队的领队与宪兵护卫，向仁川方向出发。车队浩浩荡荡，非常雄伟壮观，而义士们于艰苦奋斗赢得自由之后的喜悦兴奋表情，尤其令人感动。车队在公路上前进时，附近民众都挤在大路两旁，热烈鼓掌，高呼欢迎口号。而我与美方计画主持人，仍在高度警觉之中，顾虑中共与北韩可能抢俘；当然，我们已有所准备，但总是希望没有意外发生。总算还好，从反共义士开始走出自由门到最后一人离开义士村，敌方并未采取任何骚扰行动，而所有中国籍的反共义士，也按照每人自己的意愿，全部高兴的回台湾自由祖国，并无一人愿意滞留韩国。

 反共义士的车队离义士村后数小时，抵达爱斯康城，此处距仁川十公里，为义士们上船以前的休息站，该处搭了很多帐篷，执行后勤作业人员准备好了热茶和咖啡；一月间，韩国温度低，许多地方且是白雪皑皑，义士们在此喝一杯热饮料，正可增加温暖，抵抗寒气，同时可以检查一番，看看还要准备些什么，临时有人生病则可在此处获得医疗照顾。我陪同联军统帅、美军第八军军长、后勤司令、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生（Stevens）及美国驻韩大使等一行，同至爱斯康城，看义士们喝茶休息的情形，对接待安排的周到，义士们表现的良好，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

图片说明：反共“志愿军”战俘获释后乘车前往仁川

    中国籍的反共义士回到自由祖国台湾，系根据韩战停战协定的附件，与联合国的自由遗俘志愿遗俘原则。停战协定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第十一款载明：「…任何战俘凡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他们后的一百二十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为他们协议出任何其他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分，使之成为平民。」而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最后一分钟过后，韩战中的战俘便开始成为平民；亦即一月二十三日□晨第一秒钟开始，他们就恢复平民身分，这也就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印度籍的荷玛雅将军，因不愿得罪中共，又不敢擅自违背联合国处理战俘的原则，乃决定于战俘恢复平民身分的前两天，将战俘交还双方处理，亦即将二万二千名反共战俘交还联合国统帅部，而联军统帅赫尔将军，则坚决贯彻志愿遣俘原则，对二万二千名中韩反共战俘，于二十三日恢复平民身分后，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前往的地方，而且当遣返委员会提前两天将反共战俘交还联军统帅部时，统帅部亦提前恢复他们的平民身分，让他们前往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一万四千多名中国籍的反共战俘即选择了回到自由祖国的台湾复兴基地。

    志愿遣俘原则是联合国的决策，联军统帅部只是此决策的执行人，执行完毕后，统帅部须向联合国有所交代。我是奉中华民国政府之命，前往韩国接运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的官方代表。所以当中韩反共义士分别按照志愿遣离之后，泰勒将军即与我们商量，决定在他的第八军司令部举行一项志愿遣俘交接仪式，由他代表联军统帅主持这项仪式。参加人员包括：代表联军统帅的泰勒上将、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生、美国驻韩大使、韩国首席代表参谋总长白善驿上将、我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身分参加。仪式开始，先由联军统帅代表泰勒上将，在一份简略说明遣俘交接经过及人数的证书上签字，代表交的一方再送接的一方韩国代表签字，签字毕，双方讲几句话。然后，泰勒与中国代表彼此在交接证书上签字，彼此也讲几句话。证书一式两份，交接双方各执一份。仪式完毕后，遣俘任务即告结束，当时各国来采访新闻的记者达数十人。

    然后，我又留下处理一些善后问题，特别要向第八军军长泰勒与参与遣俘计画的有关负责人致谢；由于他们计画缜密，安排周到，致未发生任何不快之事，而能圆满达成任务。泰勒将军对此事处理经过也表示很愉快，他曾请我到他的军部一小房子内晚餐，表示欢宴我。感谢他的大力帮助与热诚招待，我也在汉城一家中国饭馆回请他。

    这次为欢迎反共义士归国，除由政府派遣我率领一个小组赴韩交涉接运外，全国各界也曾推派代表赴韩欢迎；代表全国各界欢迎义士的三个单位代表，包括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大陆救灾总会理事长谷正纲、秘书长方治，不过他们都只能在码头上跟义士们见面，其他场合他们都无法参加。

    当我在韩国一切事情处理完毕后，即乘我空军所派C46型机，从汉城飞返台北。飞机在松山机场降落后，总统官邸派了一名武官在机场等我，传总统之命，要我立即到士林官邸去见总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只好不回家，先往官邸晋见总统。进入官邸大门后，总统已在他的会客室等我。一月间，台北天气也相当冷，总统的小会客室壁炉中尚生着炭火。我入室后，先向总统一鞠躬，他要我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将交涉接运反共义士的经过提出报告。我于是即将交涉情形，接运中的顾虑，美方的执行计画与部署，实际经过情形，以及拟定与发布反共义士离开印度村之宣言等，一一提出详细报告。总统一直面带笑容听我报告，频频点头，对我的各项措施表示满意，他说已经看过我以反共义士名义撰写的宣言，接着说：「很好！」听我报告的同时，可能客厅壁炉中的炭火温度太热了，总统站起来，要把壁炉前面挡热的板子推向壁炉，但板子相当重，我当即站起，请总统复坐，要代他推移板子，总统却要我坐着不动，让他自己推；总统虽然非常客气，我仍然帮忙将板子推好再继续报告。经过一小时以上，始全部报告完毕。这次向总统报告，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总统对我是那样的亲切，他所表示的爱护与慰勉，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慈祥亲切，足以显示他对部属无微不至的爱护与鼓励。我当时觉得，自己不过为国家出了一点力，也是份所当为，而以总统的尊崇与高龄，却如此对我慰勉有嘉，??是令我感激，并赐我以无限的激励；此后我能蒙总统调任各种工作，我想与此次接运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回国的表现，自亦不无关联。

   图片说明：在仁川登船前往台湾

    待载运反共义士的登陆舰进入基隆港时，我也匆匆的赶到基隆码头，一同迎接义士们上岸。为迎接义士归国，国内各界，尤其是台湾北部的许多单位，几乎都有代表参加，而且许多单位是自动参加欢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倾巢而出，码头两边，真是人山人海，这种热闹感人的盛大场面，只有抗战胜利大游行差堪比拟。我所站的欢迎行列，有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政府各单位首长、美军顾问团蔡斯团长、各国驻华使节团团长菲律宾驻华大使所率的各国使节，及其他党政代表等。我站在这个行列的后面，跟领先下船的反共义士一一握手。义士们下船后，先在码头仓库休息、喝茶，接受各界慰劳。谷正纲先生在码头欢迎会上代表各界致欢迎词，义士代表相继致词答谢，感谢祖国同胞的热诚欢迎。嗣后，义士们又分批登车，向布置在台北林口的义士村前进。沿途所经，各要道街口，处处牌楼高耸，国旗飘扬，如同国家的大庆典一样；义士们人人面上堆满兴奋感激的表情，欢迎者同样鼓舞欢欣，好像迎接久别的亲人，迎接国家光明的前途，迎接革命战争胜利凯归的英雄；义士车队经过台北市区的时候，更是万人空巷，鞭爆喧天，鼓乐齐奏。

    林口的义士村，是反共义士归国后暂时集中居住的家。在义士们归国之前，政府已临时成立一个辅导组织，这个组织由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负责，高魁元先生等帮助推动执行有关工作。而辅导工作的主要任务，则在先让反共义士的心情安定，然后逐步了解个别的志愿与才能，同时也要注意有无共谍分子的渗透，最后再为他们进行适当工作的安排。

    反共义士住定后，全国各界纷纷前往义士村慰劳和慰问；如当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行政院长俞鸿钧、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妇联总会总干事皮以书等，大部分由我陪同，先后前往慰问。此外，还有些影歌星不断前往慰问。林口的义士村房舍，系临时新盖者，以物质条件所限，因陋就简之处甚多，如每逢天雨，道路泥泞难走。但义士们吃得很好，生活自由自在，精神十分愉快。

    反共义士回台湾，是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政治上进行心理作战所赢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因中共一向宣传，说是我中华民国政府贪污腐化，不得人心，而他们是一切为人民，美国在民国三十八年发表白皮书，显然也是受了中共宣传的影响，而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是中共派出的「志愿军」，当他们在俘虏营可以自由选择去向时，他们却牺牲与其家人团聚的机会，甚至忍受其家人遭受斗争的痛苦，不愿再回到大陆铁幕，而愿意投奔台湾，这表示台湾的自由祖国有自由，也说明了自由的可贵。从此加以引申，则可推知此一事件的更大意义，那就是如果给大陆上八亿人民一个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与自由行动的机会，无疑的，他们也会像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一样，主动地投靠三民主义的乐土，投入自由祖国的怀抱。中共参加韩战，在军事失败之后，在外交与国际政治上又遭到这样的惨败，??是既羞愧又愤恨；中共老羞成怒，因在广播中或其他宣传文字中把我列为显著攻击的目标，编造谎言，说是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是由我强迫他们来到台湾的。

    中共的壮大以至窃据大陆，原是趁我政府于二次大战期间全力对日作战的机会；当时中共假借参加抗日之名，在各地牵制消耗国军的力量，同时设法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美国政府不明了这种内幕，受了中共欺骗宣传的影响，反而处处帮中共讲话，给予中共接济，认为我们的失败系由于政府无能与官吏的贪污腐化。殊不知我们的失败主因是由于抗战使得民穷财尽，加上中共的挑拨、分化、造谣与叛乱，美国因不明??相，反而当我军事失利退出大陆之际，发表白皮书，实在是落井下石。民国三十八九年间，可说是我们国家处境的最低潮。但韩战爆发，中共参加韩战，暴露其侵略企图、凶残本质，变成美国的敌人之后，美国乃转而考虑我国，重新支援我国，予我军援与经援，并与我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所以韩战的爆发实为我国一大转机。而反共义士的归国，则使我们在国际上与政治上赢得一场非常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前途，从此又展现出一片柳暗花明的好景。就对国家贡献来说，这是我最值得回忆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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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接运一万四千反共义士归国》，是以中华民国八十三年初版之《赖名汤先生访谈录》（新店： 国史馆）同名一节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