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摘录了杨的“语录”。
杨洁篪外长记者会答问妙语摘录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１２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就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外交工作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选取了杨外长部分精彩语录：
“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
“各国运动员在其他地方如果不能打破世界纪录的话，到北京来也许他们的机会更多一些。”
“三个中国人的排放量，还抵不上发达国家一个人的排放量，好比咱们吃一顿早饭，一个人吃三片面包，另外三个人每人只能吃一片面包，谁应该节食呢？”
“中国的历任外长都有个人的风格，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广交天下的朋友，促进和平发展事业。”
“我是属老虎的，但是我在同外国同事们打交道的时候，我要平心静气地讨论如何促进双边和多边的关系，如何来携手为解决地区和世界的问题共同来作出努力。当然，他们肯定知道我会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利益。”
“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没有根本的矛盾，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且说实话，我的兴趣是极其广泛的。”
“我本人也喜欢练练毛笔字，打打乒乓球，听听南腔北调，特别是京剧和评弹。不过现在这种机会不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他们想抹黑中国，请听清楚，我讲的是中国，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这么做是遭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反对的，他们是站在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这样想办法抹黑中国，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本身是一种什么颜色。”
但是海峡对面的台湾媒体就没这么客气，联合报的报道一下子就戳穿了新华社“皇帝新衣”式的自我陶醉。
杨洁篪答非所问 “冷笑话”冷场
台湾总统大选临近，在绿营强打「一中」议题下，北京显得更谨慎低调。昨天杨洁篪担任中共外长后，举行人大首次记者会，打破历次人大外长钱其琛、唐家璇到李肇星记者会，一定会给台湾记者一次提问的模式，整场记者会下来，没有台湾问题。
给人温文儒雅印象的杨洁篪，昨天首次「处女秀」的表现，也许是第一次面对数百名中外记者，他显得有些拘谨和紧张，大部分答话属性都是「照本宣科」，谨慎有余，新意不足，有时还「答非所问」，不时冒出几个「杨式冷笑话」，让现场气氛「冷」到最高点。
杨洁篪的第一场记者会，显露与前任外长李肇星的风格迥异，李肇星热情洋溢、幽默风趣；杨洁篪温和、内敛、拘谨，虽然他努力想用轻松语调来表达，但从现场反应来看，效果不佳。
杨式「冷语」之一，「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三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此话一出，在场的外国记者脸上立即出现「三条线」，心中冒出疑问：「中文容易学吗？」「母语可以选择吗？」
一名义大利记者很不客气地当场「吐槽」，发问时直接说：「很抱歉，我得用英文发问，我是属于为数不多的一些人，认为中文好像不是世界最容易学的语言。」
「冷语」之二，「我是属老虎的，但是我在同外国同事们打交道的时候，我也要平心静气地讨论」。咦！生肖属虎，跟平心静气打交道有何关连？如果按此逻辑，属马的就要跑得快？属龙呢？当皇帝？
杨洁篪回答北京空气品质问题，把「空气品质和打破世界纪录」相提并论，展现跳跃式思考。
糗的是，上午杨洁篪的「体育大国说」，下午遭到大陆体育总局官员否认。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被问到北京奥赛大陆队能夺几面金牌，很谦虚地表示，「中国仍不是一个体育强国，和美俄两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谈到个人工余生活，杨洁篪自然多了；他兴趣广泛，喜欢看书。他说，晚上会找时间看书，也喜欢练练毛笔字，打打乒乓球，听听南腔北调，特别是京剧和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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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方觉早在2007年4月就发文指出杨洁篪如此水平的原因。
没有正式学历的外交部长杨洁篪
杨先生没有正式学历。这在世界各国的外交部长中极为罕见。
在“文化革命”期间，作为一个电表厂的工人，他被“选拔”到中共外交部的“出国学习集训班”。这种“培养”外交人员的“革命方式”同毛泽东的极左政策是高度吻合的。这个短期“集训班”只有五个月，除了集训外语，更要集训“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样的“集训”内容是令人失望的。
五个月的突击“集训”结束后，他被中共外交部“选派”到英国学习。这一学习持续了不到两年半。这种学习属于“进修” 性质。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融入现代文明，而是为了运用所学的英语和国际关系知识更有效地抵御西方的“反共反华”。从1975年6月起，他开始在中国外交部做职员。此时“文化革命”仍然没有结束，外交部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正在努力追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的极左的政治立场。杨先生的“外交生涯”的起点是令人沮丧的。
像杨先生这种文化背景和工作背景的职员，在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似乎不应该得到重用。然而，实际情形正相反。中共的外交部一直是左倾思想的橱窗，一直是培植保守分子的苗圃。杨先生在外交部的官僚阶梯上迅速上升，1998年成为外交部副部长，2000年底至 2004年底还担任过最重要的驻外使节－驻美国大使，后来再次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人们在这些高级职位上仅仅看到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外交从业人员，完全看不到任何创见、任何新意、任何业绩、任何现代外交风采。
现在，杨洁篪先生成为了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长。这使人深切地怀疑中共外交的质量。这样一种唯唯诺诺的职员型的外交部长，只可能跟从中共领导层的错误的对外方向：继续掩护北朝鲜（North Korea）的核武器开发，继续暗中帮助伊朗（Iran）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及其运载工具，继续偏袒苏丹（Sudan）政权的反人道主义罪责，继续支持缅甸（Burma）军人独裁政府，继续联合俄罗斯（Russia）争夺全球战略利益，继续伙同古巴（Cuba）、委内瑞拉（Venezuela）、白俄罗斯（Belarus）抗拒世界的自由民主潮流。
世界各大国的外交部长，或者是一个战略家，或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长是从最低层的外交职员升迁上来的。因为大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战略性的职务，是一个政治性的职务，是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职务，而不是一个职员性的职务，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职务，不是一个官僚性的职务。然而，将近二十年来，中共的外交部长都是从最低层的外交职员升迁上来的：1988年至1998年的中共外交部长钱其琛是这样升迁的，1998年至2003年的中共外交部长唐家璇是这样升迁的，2003年至2007年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是这样升迁的，如今杨洁篪先生还是这样升迁的。他们在本质上只是拘谨而暗淡的外交办事人员。
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中共领导层内有没有人懂得外交？答案不是令人欣慰的。中共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四十岁以前，一直工作在边远而闭塞的甘肃省的水利部门和建筑部门，那里与外交无缘。他后来所从事的团的工作和党务工作，也离外交甚远。中共的总理温家宝四十岁以前，则一直工作在甘肃省的艰苦的地质部门，他后来主要从事行政工作和经济工作，都不涉及外交领域。当他们六十岁时终于走上了主要领导职位后，开始学习外交已经为时过晚了。一个自称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主要领导人却不熟悉外交事务，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缺乏全面的准确的认识，无疑是重大的缺憾。而这些领导人一再起用外交职员充当外交部长，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这一缺憾。
三年前，中共领导层煞有介事地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共的执政能力不是在“加强”，而是在衰减：中共的高级官员不但存在着明显的劣质化趋向－大量的保守分子、大量的腐败分子、大量的违法乱纪分子不断充斥其间，而且存在着明显的低质化趋向－大量的文化低下者、大量的平庸无能者、大量的帮派活动者不断登上高级职位。杨洁篪先生能够担任外交部长就是中共的执政能力衰减的最新标志，也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低质化的最新象征。
在中共顽固地坚持僵化的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在中共狭隘地排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领导人和由民选议会决定政府组成人员的条件下，在中共自私地拒绝政权向大众开放和引进高级公职的党外竞争的条件下，中共的执政能力还将衰减下去，中共高级官员的劣质化和低质化还将持续下去。这样一种破败的执政状态得不到人民的认同，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首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