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肃戎：目睹东北的悲剧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目睹东北的悲剧》选自《大是大非——梁肃戎回忆录》第三章《目睹东北的悲剧》。除全章最后一小节因与“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主题无关而未选入外，HGC编选并制作发布的《目睹东北的悲剧》，全文收录了原书第三章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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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东北的悲剧

梁肃戎

◆接收后的东北百态

熟悉东北政情的人都知道，大致说来，接收后的东北人士可分成三大系统：

一是政学系占据行政系统，由行辕主任熊式辉领导，行辕下设政治、经济两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熊式辉自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则为张嘉璈。保安司令杜聿明掌管军队系统，而驻苏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则负责对苏联占领军交涉。即使后来将东北改成九省三市，其省主席、市长都是与政学系有关或抗战期间从事行政工作者。

二是党务系统，几乎全由陈立夫、齐世英指挥，只有罗大愚属朱家骅系，关大成与政学系比较接近除外。东北的党务工作人员，以地下工作同志为主，这些人中，大部分都与齐世英较有渊源。

三是朱家骅掌握的教育系统，举凡东北九省三市教育厅（局）长、所有学校校长，都由朱家骅派任。

另外还有青年团、军统、中统等，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以省为例：有省政府、省党部、驻军司令官、青年团部，再加上教育系统，彼此间互相摩擦、抵制，接收后的东北可以说毫无章法可言。

⊙两党破裂，各干各的

党政军教各系统间既互相摩擦、抵制，而内部亦互相倾轧。以党务工作为例，先前为了从事地下工作，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派了三位省党部主任委员，朱家骅又另派有罗大愚的「专员系统」。

胜利后东北各地都闹双包案，以长春为例，有市党部书记长，又有市党部专员。我觉得我两边都有关系，罗大愚是我早期领导人，石坚则是我当时的直属长官——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我於是主动邀请石坚和袁树芳，去找罗大愚。我说别的地方闹双包案我不管，但长春市绝对不可以，因为双方同志都有关系。

因此我建议双方合并，并自动请辞长春市党部书记长，遣缺给罗大愚系统的长春市党部专员王宏文。王宏文是日本京都大学毕业，年龄比我稍长，在一二三０事件中被捕，在狱中关了三年。

当时我又向罗大愚建议，长春市党部七位委员中，省党部系统四位、专员系统三位。罗大愚不答应。他说：「第一，他是专员系统，应该有四位委员；第二，长春市将来要改制为特别市，不归吉林省党部管辖。」

另一方面，石坚却埋怨我说：「肃戎，你是中央党部登记有案的长春市书记长，怎么说让就让呢？」我说：「我不愿意见到长春市有两个党部，各行其事，我宁愿回去省党部当个科长也好！」

罗大愚不接受我的建议，双方谈判破裂，各干各的。

王宏文由於被关了三年，出狱时，已人事全非；我虽也被关了一年半，但是八十位基本同志还在，双方实力显然有段差距。

双方互闹意气的结果，本来他们那边有两位同志非常优秀，要作市党部委员。我说你们不属我这个系统，我无法承认。我就自己组织新的市党部。

⊙转战辽北

后来中央发布东北改为「九省三市」，罗大愚因遭多人诽谤，陈立夫本来不给他当主任委员，但齐世英向陈立夫说：「罗大愚从事地下工作时，和石坚并驾齐驱，两人都有贡献。现在东北收复了，连个主任委员都不给他，这不太好吧！」

罗大愚要的是辽宁省，但辽宁有李光忱，就发表他为辽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我则被发表为罗大愚麾下的宣传处长。当时我在长春写了一封信给罗大愚，表示我马上要到辽北省党部所在地的四平市上任。他竟一口回绝说：「你就在长春发展好了，我已替你把宣传处的人员安排好了。」

明显地他是在拒绝我。此时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锡恩向我说：「肃戎，你不要回辽北，长春是东北行辕所在地，我任命你为吉林省党部委员兼长春市党部书记长好了。」

我是有心留下，因为长春是我的根基地，很多同志也再三挽留我。但张一中委员对我说：「老梁，你是辽北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你不去站稳位子，还在这儿占别人位置。」我考虑了一阵子，便向李鍚恩说：「中国人向来排外性很强，吉林省党部都给辽宁人当委员，吉林人一定会反对，我还是回辽北好了。」

此时长春正选市议员，吉林籍的军统大将军毕泽宇想藉此次选举获选为市议员，然后再进军省议会，夺取议长宝座。为此和省党部发生严重的权力斗争，我向李锡恩主委建议说：「我在长春市有八十位最坚强的同志，我们这些人对三民主义的理论及党的认识虽有所不足，但绝对忠党爱国，只要省党部一声令下，这些人绝对听命令。既然党部有意掌握市议会，议员不妨由这些同志来担任。」

后来获得提名的人选大部分都是这些同志，只有沙耀金、陆长增两位，由於他们是李鍚恩在吉林大学当校长时（九一八事变前）的学生，加以在伪满时代当过长春地区的区长，很有些地方势力。他们两位向李锡恩争取当市议员，我向李锡恩说：「这两位虽是你的学生，可惜党性不够坚强，一旦受到威胁，这两票非跑不可！」李锡恩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是我学生，不会的。」

结果却被我不幸而言中。此时我已回辽北担任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长春市议员选出后由市议员互选产生省议员，毕泽宇又要竞选。配票结果差两票，毕泽宇就透过警备司令部威胁沙耀金、陆长增两位说：「你们两位当过伪满区长就是汉奸（其实东北和台湾一样，政府明令没有惩治汉奸），你们如果不选毕泽宇，就把你们关起来。」

他们两位就去找李锡恩哭诉说：「老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他要关我们，我们受不了，你也保护不了，我们只得投毕泽宇了。」

毕泽宇因此获选为长春市的省议员。

如果我还在长春，我敢断言，毕泽宇一定选不上，因我非阻止他们两位不可。后来李锡恩很懊悔地向我说：「肃戎，当初如果听你的，不要沙耀金、陆长增就没事了！」

毕泽宇当选省议员后，果然当选了吉林省议长。

◆党务工作左右为难

东北两位大老齐世英与王德溥与党中央关系甚深，先是齐世英主持「东北协会」期间，掌握了东北党部，不过有少部分人反对齐世英，这些人就投靠到王德溥那边，并另组「东北党务办事处」。

王德溥与陈果夫关系颇深，陈果夫当江苏省政府主席时，王担任江苏行政督察专员，王有东北人的霸气，把当地土匪完全肃清，因此而名噪一时。后来陈果夫就提拔他，先后担任过陕西省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内政部次长。胜利后，王德溥担任政校毕业生辅导会主任，所以政校ＣＣ系统和王德溥关系比较深。

早期「东北协会」和「东北党务办事处」常有磨擦，后来改组为辽、吉、黑三省党部。胜利后，齐世英一枝独秀，几乎把九省三市的主任委员都囊括，如辽宁省的石坚、安东省的李光忱、吉林省的李锡恩、松江省的崔垂言、合江省的张麟生、黑龙江省的韩春暄、嫩江省的王汉倬、哈尔滨市的王寒生等等。（只有辽北省的罗大愚是朱家骅系统、兴安省的关大成属吴铁城系统。）这还不打紧，连党部委员都由齐世英报中央派任。所以后来东北选出七、八十位立法委员中，除十余位属於朱家骅系统、少数几位属青年团外，其余都与齐世英有关系。

胜利后大都在争权夺利，东北行辕由政学系的人把持，党务系统的人没有机会掌握政权，也就是说省主席、省府委员、厅处长这一系列的行政官员都由政学系包办。党务方面，齐世英则有发言权，我们这些地下工作人员，当不上行政官员，退而求其次，以当省党部委员为主。当时党部常常改组，齐世英和王德溥的人马，来来去去。时任中央边疆党务处处长的张智直，来台后曾开玩笑的说：「这两位东北大老真够我受的，齐世英打的牌全都是『清一色』ＣＣ派人马；王德溥更绝，老是打『十三烂』十三么。」张智直从两人基本性格，分析用人法则，令我印象深刻。王德溥因为没有嫡系人马，只要反齐世英的，他都收留。

王德溥辈分比我们高，奉天法政专科学校毕业，曾任典狱长、税捐稽徵处长、高等法院检察官，实务经验丰富，加以有东北人所具有的魄力。前已提过，在大陆时，曾出任遇江苏行政督察专员、陕西省民政、财政厅长；来台后，担任过内政部部长。

他原是立法委员，当官后辞立委职，内政部长下台后，当国策顾问，但他为了要当律师，不当国策顾问。由於律师非科班出身，业务无法拓展，晚年太太亡故，儿子经商失败，弄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最后不得已便到庙里参加天德教，同一辈的朋友如于斌、莫德惠、齐世英又已作古，生活相当凄凉，在民国八十年郁郁而终。

⊙铁石部队寡不敌众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对东北的政策截然不同，共产党下令凡是与东北有渊源的人一律赶回东北；国民党却在策略上考虑，避免原先与东北有关系的人员回派。也许是因为西安事变的教训，国民党层峰很明显地不愿让张学良回老家。这也许是因为在民国十七年北伐后，国民政府虽然形式上统一中国，但许多地方实力派军人依然各据山头，中央势力无法到达；胜利后，乃千方百计要把地方势力瓦解，因此任何地方实力派人物都无法被派回去。

这是国共双方政策最大歧异之处，国民政府也就是这种错误的政策，导致东北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国军原本要从大连登陆前往东北接收，苏联却以大连是自由港为由，不让国军登陆，因此不得已改由葫芦岛上岸。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左右，东北行辕把伪满在北平的「铁石部队」（两个师，与日本人一起在河北、热河一带剿共）改成国军，进驻长春。

东北行辕主任本来说是张治中，后来却改派政学系的熊式辉。熊式辉非常排斥党务工作人员，以致使原先「党政一体」的组织分裂为二，双方各自为政。当时由於苏联部队到处奸淫掳掠，我们党务工作人员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只好组织部分武装，保护地方，不时与苏军发生冲突。东北行辕却往中央把我们告了一状，说党务系统人员不听指挥，妨碍我们与苏联国交甚大，吁请中央处理。中央给我们来个电报说：「一律停止活动，违命者押解来渝。」

在长春的东北行辕人员一度回北平，只留下张嘉璈、董彦平两人，此时林彪所率的「民主联军」大举进攻长春，「铁石部队」虽奋勇抵抗，无奈寡不抵众，长春终告沦陷，行辕便撤退到沈阳。时任「民主联军」吉林司令的周保中原先在苏联军队中担任过中校，我在苏军司令部开会时见过面，他自称「黄中校」。

⊙「你走，家里怎么办？」

此时石坚主任委员、张一中、袁树芳等人决定要撤至北京，事先并没有通知我。当我得知这项决定时，心里相当难过，就去问他们。他们颇为惊讶的说：「你怎么会知道？」又说「你和信致文委员要留守。」我说：「你们总得告诉我一声！」他们却说：「说了怕你也要跟著走。」

就这样吉林省党部留信致文委员（东北军出身），长春市党部留我这位书记长。他们临走时，留了一部分钱给我和信致文开支。我将这些钱分成九份，另八份给市党部八位委员，确实金额已记不清楚。他们对我这项举动相当讶异，在他们的观念里，当主管的要掌握人事权和财政权。没有人事权，指挥不了人；没有财政权，则办不了事。我却认为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这个人被捕，另外一个还得继续做，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留在长春除了继续从事党务工作外，还要支援在长春外围的数千个反共游击队同志。

当时我和信致文两人，除了住家之外，还有一私人诊所楼上的阁楼为我们两人秘密聚会之所。后来共产党要抓我和信致文，我们躲在阁楼上一个月左右。当时共产党抓到军人、政府官员还不至於立即清算，若是党务人员却须立刻处死。就在这个时候，家中发生了两件事，让我一生难以忘怀，一是老二出生，另一是内弟孙昌石病逝长春。

先是我岳父在伪满银行朝阳分行当经理，所以我太太也在银行工作，他唯一的儿子，在我被捕时大约十四、五岁，当时我太太不敢写信和家人联络，我岳父就要他儿子到长春来看我太太。由於我被捕后，不肯供出其他同志，日本特务警察就住在我家，客人来一个抓一个，我内弟当然也不能幸免。

胜利后，他帮忙我照顾家里。当时我们住长春东四道街，临街有一小门，另外大马路上有西药店，也有一道门。共产党知道我这位书记长还在长春，非抓到我不可。有次我刚出门不久，他们就来了大队人马。另外一次是由於当地没有中文报纸，只有日侨区有共产党准许的日文报纸，其中有几位日本人和我们有关系，我们提供消息给他们报导国军动向，共产党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国民党的人，就在我刚离开不久，大肆搜捕。后来把两位日本人给枪毙。

此时我意识到长春已无法立足，就穿上长春大学制服，装成大学生模样，蒙混过关，边走边坐车，经四平、沈阳，到北平。我临走前，由於老二刚出生不久，我太太向我说：「此时你走，家里该怎么办呢？」语气中透露出相当的无奈，也因此让我这辈子对我太太心存无限的愧咎与感激。

后来国军又进攻长春，共产党撤退前到处抓医生一起撤退，长春市内所有的医生不是被抓就是利用各种管道跑了。我内弟此时却得了肠绞症，这种病只要开刀，把肠子顺一顺就可以痊愈，问题是此时长春已无医生，在求医无门情况下，我内弟一夜之间即撒手人寰。我太太受此打击，精神几乎崩溃。我虽随军队回到长春，面对这种惨剧，真不知如何向岳父交代。

◆四平保卫战前后

先是，我被发表为辽北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后，我在长春写一封信给罗大愚，表示不久将到辽北省党部所在地四平上任，却遭一口回绝。不过，我基於本身是辽北人关系，还是决定在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回去。

当时我有位同学满占鳌，他原来在长春专员办事处当宣传科长，后来因故离开。我找他回去当宣传处总干事。我想他原属专员系统，罗大愚应该可以接受。没想到罗大愚却说：「不行，人我都派完了。」弄得我很尴尬。

后来我跟罗大愚诚恳沟通，我说：「你是辽宁人，到辽北来当主任委员，整个省党部只有我是地方人士。本来你也领导过我，后来我才跟石坚做工作。今后我将尽力在地方为党工作。」

罗大愚马上决定说：「老弟，四平市书记长由你兼。」对我十分信任（到立法院后，他夫妇二位都是立法委员，每逢选举，他都支持我，令我感动）。

此时他要我身兼省市党部工作的意思是和省政府及军方配合，以较高职务的省党部委员兼任下级党部工作比较容易推动。

⊙无视省主席的存在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率省府人员去接收四平，刘翰东念保定军校时与陈诚同学，两人私交甚笃，此时陈诚派他的得力助手徐乃鼐当辽北省政府秘书长，襄助刘翰东处理省政事宜。首先到达四平的部队则是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七十一军有九十一、八十七、八十八三个师，这三个师都能征善战，部分驻在辽源、昌图，与四平成椅角之势，控制辽北平原，主要在拱卫四平，因为四平是东北铁路要衢之一，它位在长春铁路的中心，往东可到梅河口，往西北可到齐齐哈尔。

先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与行辕主任熊式辉意见相左，掌握军队的有实力，把持省政的又不买军方的帐。双方对立，现地司令官就派自己人出任县市长，陈明仁因此派七十一军政治部的科长当四平市长，各县县长都由驻在当地的团长兼，刘翰东可说是光杆主席（谓只有一人，底下无部属），双方交涉了很久，才由行辕派来的人当县长。之后共产党一来，各县的驻军先溜走，让县长被俘，军方便又派一位县长。这些情况各省都一样，是胜利后的东北百态之一。

再者，当时四平市有条大马路叫「明仁路」，开会就在这条路上陈明仁的华丽官邸开。参加开会的人，必须在老远的地方就下车走到官邸，我们这些年轻人倒无所谓，刘翰东个子胖，需要两个人在左右挽扶，天气又冷，走了一大段路后，汗流浃背，上气接不著下气。

开会的座位则是陈明仁坐主席位子，两旁分别是刘翰东、罗大愚（罗不去时，由我代表出席）、张式纶（民政厅长）、徐鼐（省府秘书长兼建设厅长）。开会前，先来一段「读训」，我这辈子听读训就是从这儿开始。老总统所用的「奸匪」一词，陈明仁念成「干匪」，让我百思不解。要粮要兵不但是以命令式的语气，而且还要限期达成。

有一回，在会议上，陈明仁当众拍桌开駡说：「四平是我的！」当时我坐在省主席刘翰东旁边，他是位老实人，心里一急，说不出话来，竟当场哭了。陈明仁之所以这样百般侮辱刘翰东，就是要他干不下去。由驻军司令官兼任，照道理省主席职位比司令官来得高，但陈明仁根本就无视省主席存在。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共军第一次围攻四平，十六日，四平失守，部分省府人员被俘，秘书长徐鼐也在内。稍后，共产党又释放被俘人员。直到六月，才由五十二军、新一军、新六军收复四平。

⊙接收大员胡作非为

此时我们的心境极为复杂，我们当初是基於民族意识去抗日，东北收复后，中央虽说东北没有汉奸，但对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也不太重视，派到东北的人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加以目睹骄兵悍将的「劫收」，使得我们内心茫茫然。我们最初满腔热血奋斗，胜利后，从监狱出来，中央却不理不睬，接收大员又胡作非为，我们觉得很失望。

东北虽和台湾一样没有汉奸，但却有种种歧视的规定。例如东北沦陷期间有不少青年毕业於日本和伪满各大学，当时中央就订定「敌伪专科以上学校甄审办法」，像我是长春法大毕业，就写个：「学生梁肃戎根据沦陷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甄审办法，合於大学毕业。」

当时法大已改制成国立长春大学，按理说此时应再给我们训练半年，发个大学文凭，不是更好吗？这是文学校的情形，武学校就更惨了。伪满军校毕业者，体格非常健壮，都是在东北训练二年，日本士官学校训练二年。当时有位王家善，日本陆大毕业，是伪满军校的教官。在齐世英引介下，归顺中央，还到南京，见过何应钦。当时我们建议将伪满军校改制成东北军校，把这些毕业生改编成国军主干，中央却一律拒绝。结果这些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先投靠王家善设在营口的游击队；后来则在游击队备受歧视之下，威胁王家善，投奔共产党，成为林彪部队的主力，林彪就靠这三十万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华南，把国军完全打垮。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共军再度围攻四平，陈明仁所属七十一军参谋长冯用民和三位师长都主张按兵不动，陈明仁却力主亲率两个师及游击支队，迎头痛击共军。陈明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北伐军攻惠州城，陈明仁即一马当先；这次他想如法炮制一番，没想到情况却完全不同。出发前，我们地方各界还到车站送他，结果一到北方的公主岭，夜间走入大黑林子森林区，共军利用夜袭，把两个师和一个支队，全部歼灭，参谋长和两位师长都壮烈成仁，陈明仁最后靠十六位忠贞干部带回后方。这是一件极惨痛的事，一、二天之间，仗都还没打，弟兄已平白牺牲，但这也是后来共军能围攻四平达三十九天之久（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最重要的关键。

四平是如何保住呢？说来很有意思，四平以铁路分西边的道里、东边的道外两区。道里是日本人兴建具有坚强防御工事的新市区，陈明仁就以他剩下的七十一军一个师防守西区。道外则属旧市区，较难防守，由石觉所属十三军第五十四师防守。陈明仁当时曾警告五十四师师长宋邦伟，不准西越铁道，否则予以射杀。不料共军先突破七十一军防区，陈明仁利用车站内存放的黄豆当作沙包，仍未能阻挡共军攻势，铁道西全被攻陷。陈明仁率残部狼狈进入铁路以东的道外，负责守道外的十三军五十四师官兵在宋师长指挥下，英勇抵抗沿铁路两侧，双方进行极为惨烈的肉搏战。历时十余日，如共军不攻坚，道外后方进攻，四平早已沦陷了。稍后，国军救援部队新一军、新六军、五十三军抵达，内外夹击共军，四平之围才告解除。

⊙踏著死尸进攻四平

四平解围后，大家对陈明仁都不满意，主要是他侵吞东北行辕存放在四平的救济物资。这些物资中，固然有些被拿来当作碉堡，绝大部分则被陈明仁变卖了，尤其是四平解围之后，陈明仁卖了几十火车粮食，发了一笔洋财。告发他的人是一位外国记者苏努努，这位记者把陈明仁公然行抢的一举一动都拍照存证。加以陈诚出任东北行辕主任后，属陈诚爱将的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藉机报复。因此，不但省政府告他，即使省议会、省党部都联合起来告他。

先是，四平被围时，省党部开会，罗大愚说四平一定不保。又说东北沦陷期间，我们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日本人没有把我们整死，这次却眼看就要命丧四平，实在太不值得！面对这种局势，我们共同作成决议：一般可以掩护的同志留下几位，主要的干部移驻开原。当时我们如果被共产党抓住，一定非枪毙不可，因为县党部委员被抓都枪毙，何况省部委员。

四平解围后，我们省党部人员不久即回四平，陈明仁告我们临阵脱逃，主任委员罗大愚受到撤职查办处分，我也被记一大过。当时陈明仁还公布一项「出入境办法」，任何人要进入或离开四平得由他许可。因此我们回四平时，即遭到陈明仁部队搜身。罗大愚见状不敢回去，我因职责所在，非回去不可。此时我们再度发挥地下工作人员的力量，联合省政府、省议会三个地方机构，到沈阳共同把陈明仁给告垮了。当时是向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告发，并举出种种数据、照片、地方人士指证等，加以老总统也有其他情报，於是便来个明升暗降，给他颁个「青天白日勋章」，实际上则把七十一军的指挥权拿掉，由刘安棋接替。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著死尸，攻进四平。最后四平沦陷日有的说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则说是三月十五日，我则清楚的记得是农历二月二日「龙抬头」当天。

共军之所以能发动人海战术，以我家乡为例，我家乡离四平五十华里，当时共产党到地方上，首先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士绅公然处决，然后威胁这些老百姓说：「你们把国民党的地主、士绅处决了，将来国民党回来，你们也没命了。」

无知的老百姓不得不跟著共产党跑，也因而被共产党送到前线当炮灰。

◆当选立法委员

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我参加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获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

原本我是竞选国大代表，当时和我在昌图县角逐国大代表提名的是保定八期的张东凯，他是辽北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副司令、骑兵军军长。提名前，有相当规模的造势活动。我记得有天我回老家双庙子活动，在火车上巧遇张东凯，他半开玩笑地说：「肃戎，你要回去啥，咱们一起坐坐。」



此时有位我父亲的好友陆老先生，是当地首富，田地有几千甲，张东凯即在他家办酒席，他劝我说：「大侄，你那边党员有多少，我看你让了吧！你选不过人家的。」我说：「还得经过党提名呀！」他又说：「你看今天这种局面，你还能选吗？不如当众宣布退选，花了多少钱，我要他帮你付。」

此时张东凯在旁附和著说：「你所有的经费，我替你出。」再者，他知道我负责辽北省党部的宣传工作，就将他经营的辽北民报给我；另外由我推荐两位县长人选。

对他提出的这些条件，我不为所动。当时已是傍晚六、七点钟，我还得回老家。他派了一连骑兵护送我回去，没想到这些马匹一出双庙子就疯狂似的飞奔，把我夹在中间。还好我在大同学院受训时，接受过骑马训练，否则掉下来岂不被踹死才怪。到了鴜鹭树镇，连长还夸我一番。可惜因我太久没骑马，不久我的臀部就肿起来了，出了不少脓血，整了我半个月下不了炕。

稍后，省党部先进行投票，我和青年团合作，初选就把我选出来为昌图县的国大代表，张东凯列为后补。与此同时，东北行辕改组，徐鼐任行辕政务处长，提名归陈诚负责，徐鼐就把我找到沈阳去，并向我说：「你老弟做地下工作，对国家有贡献，目前又负责四平党务工作，才华出众。不过，张东凯抗战有功，目前是省政府委员、保安副司令、骑兵军军长与陈辞公是保定军校八期同班，你老弟得让给他。不过我不让你吃亏，咱们把青年团的主任靳汝民拿下，换成你。」我说：「健公（徐鼐字健青），当初我们是党团合作，互相支援，现在要我让给别人，又把靳主任拿下，我还能作人吗？我绝不答应。」

说完我就回四平。徐鼐不得已向旁边的人说：「既然如此，就向中央提他改选立法委员，把高语和拉下，不过千万不要让他知道，否则他可能又不干了。」后来呈报中央时，提名五位立法委员，四男一女，分别是我、刘赞周、洪声、富静岩一位青年党，高语和列入后补，张东凯改为国大代表。我事先不知道结果是这样，等到南京来电报确定后，徐鼐才告诉我，还是陈诚决定的。

选举时，我运作党政各界人士，把高语和也选出来。张东凯则在以党让党的情况下，让给青年党，国大代表也没当成。

◆从四平到南京

民国三十七年元月，我当选立法委员后，本来要到南京开会，不过此时四平情势危急，一时出不来。不但如此，我在四平的家也已经不能再住，因为共产党在四平潜伏的间谍，晚上利用信号弹通知共军，不久炮弹就对准目标飞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省市党部只好疏散到几个不同据点。我和省党部委员分配到省立医院地下室，而我母亲、太太和三个小孩，则被安排到一位同志家里掩护。

四平沦陷前夕，我的职务是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四平市党部主任委员、省议会驻会委员与省银行常务董事等等。我顶著这四项头衔，粮食配给多的吃不完，存在仓库中，另外还有好几份薪水，生计不虞匮乏。

当时四平实施战时物资与金融管制，我可以利用职权，代人汇出两百万，净赚一百万，或代为运出两火车厢粮食，可有一火车厢是自己的。但我一点也没有拿，这是我今天可以堂堂正正告诉国人的。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官员不贪污是对的，但是在当时国难期间，听有的人都拿，我不拿反而被视为「异类」。后来我逃难到沈阳时，已一穷二白、贫无立锥之地。到南京之后更惨，简直一身光溜溜，我太大常跟我抱怨说：「你怎会落得这样凄惨！」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第三度围攻四平时，首先利用大炮从北山炮击市中心，把所有的建筑物都打光。军队连救济用品都没有，受伤的官兵满街爬行哀号。当时我守在省立医院地下室，经过两、三天激烈的炮击后，发觉情形似乎不太对劲，我就向其他的同志说：「我出去看看状况。」

乍看之下，附近地方都布满共军，他们纷纷往残破的建筑物内丢掷手榴弹。因为我们手臂上挂有标示，还有配枪，怕被认出，於是我赶紧回去向程东白委员说：「不得了，共产党已经进来了。」

⊙蒙混过关到南京

我们刚把标示牌和配枪拿下，随即一阵机关枪扫射，接著手榴弹也扔了进来。不多久，进来一位共军，手上提的冲锋枪还不断地冒烟，他大声吆喝道：「还有国民党的人员没有，给我出来！」

我连声说：「老百姓！老百姓！」

他说：「老百姓，不要紧，已经解放了！」

此时我和程东白说：「咱们无论如何一定要走，否则被共产党抓到，迟早我们的身分会暴露！」我们就跑到附近一个公车站，当时有好几百人在等车，一位共军干部说：「四平已经解放，我们也接管了，你们还要去哪里？不许出去！」

我和程东白商量好，还是要想办法出去。当我们到达城外时，眼看一波波的人往城内走，原来是共军不让这些人离开，否则就被抓起来。

在此之前，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四平即将不保，没有经验的纷纷把头发理成光头，因为公务员都留西装头，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让共军有所区别。万万没想到共军却说：「剔光头的过来，你们都是国民党！」

我由於经验关系，按兵不动，头发照旧，身穿大挂、西装裤，装成卖粮食的外柜（业务员）。有些人则拿著假身分证，我也弄个假身分证，大家排成一排，一个个问。

先是剔光头的过来，大部分公务员因此无法幸免；有时共军会故意说：「你是国民党员！」被问的人就说：「不是，我有证件。」共军却不分青红皂白的说：「你这是假的！」并当场撕掉。

轮到我时，他问说：「大个子，我看你是国民党！」我态度从容地说：「我是粮站外柜！」又问：「粮食多少钱！」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他半信半疑，又问我：「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分。」由於先前有人证件被撕掉的教训，我反问他：「你要什么证明？」

就在对方以为我什么证件都没有的时候，我不疾不徐的从口袋中掏出证件说：「这我倒有一个。」对方说：「十个有八个假的。」

事后程东白还吓得直发抖，我安慰他：「你是老头，头发都白了，不要紧。」这样才蒙混过关。

⊙与妻儿会合

我们从四平走到沈阳，三百多华里，还不敢经过我家乡——鴜鹭树镇，怕因此被人认出我的身分。刚离开四平不久，有一天，我们的空军来了，可能飞行员以为我们是共产党，就俯冲过来扫射，当场打死了几个人。

经过开原时，正好位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交界地带，当时我们已经走得疲累不堪，想借宿一大户人家家里。这户人家，房子相当大，有上房、厢房之分。我们先是到上房，东北人家的上房也有炕，炕上坐著老太太、媳妇等人。

庄主特地出来向我们打招呼说：「你们很辛苦，先到下边厢房去休息，待会儿再吃饭。」有位辽北选出的国大代表邱增鉴以山东腔说：「咱走不动了，咱在此休息。」说完就躺在人家炕上。

我们东北人最忌讳外人躺在主人床上，庄主马上就说：「你们这是国民党作风，我通知共产党，把你们抓起来，看你们还来不来这一套。」

这下可把我们吓坏了，我立刻打圆场说：「老大爷可别这样！我们马上走！」

幸好他把话说出来，如果他不说，然后暗中通知共产党，岂不把我们葬送在此。来台湾后，邱增鉴还向我提及这段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稍后才到沈阳，不过两脚都起了无数水泡。

我母亲、太太和三个小孩，此时也在同志率领下，往沈阳走。他们比我更辛苦，因为母亲缠小脚，手上还抱著刚出生不久的老三，我太太则背著老二，老大四岁多一点，只好自己走。我母亲和我太太还教老大，如果有人问我们姓什么，就说姓「王」。

有一天，共军见我老大活泼可爱就问他：「小朋友，你姓什么？」老大就说：「我姓王。」共军又问叫什么名字，老大脱口而出说：「我叫梁大本！」这下露出马脚，幸好共军没有再问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母亲他们经过千辛万苦才赶到沈阳，与我会合。

⊙穷到连吃饭钱都没有

我们从四平出来时，只求保住性命，没有带什么财物，到了沈阳后，一毛钱都没有，生活顿时成了问题。还好我要到南京立法院开会，东北行辕赠送我五万元流通券，领了这笔钱，刚好可以到北京。当时正值三月下旬，天气不是很冷，一位朋友替我做了一件风衣，足以御寒了。我们搭乘关中的父亲关大成所包租的飞机到北京。

到北京后，天气渐渐热了，由於手头拮据，我就到估衣铺买「施维尼」西装，却被讥笑说这是给死人穿的估衣。我们本来可以从北京搭飞机直飞南京，因为当时中央可以替我们付一半的机票钱，可惜我实在凑不出另一半的钱，只好改搭招商局的轮船。

我们从天津上船到上海，一同南下的有房殿华、谭学融（监察委员翟宗泉之岳父），然后再从上海换搭火车到南京。此时已经是民国三十七年五月，正好赶上立法院开会。

到南京时，连吃饭钱都没有，必须先至立法院领钱，才有饭吃。稍后分配宿舍，我们被分配在下关和平门附近。有钱的立法委员自己去买房子，或租比较舒适的房子，我们这些没钱的就只好几家挤在一幢楼房中。我分配在一楼边上，和李惠民、武誓彭等四、五家人住在一起。

当时一方面是经济情况实在太坏了，另一方面东北的流亡同志几十位来投靠我们，我太太每天从早到晚得为他们准备饭食，来一批吃一次，再来一批又吃一次。直到晚上八、九点，才有得休息。后来，实在是经济情况不允许，我们只好把这些人送到政工训练班受训。

就在此时，我太太又怀孕了。迫於生计，本来不想生下来，但是如果要堕胎，需二十块美金，我连这些钱都没有。正在四处筹钱时，碰到包一民，他说：「你就让她生了吧！这样对身体也不好啊！」就这句话，把我的老四给救了。老四后来台大外文系毕业，嫁给马星野的儿子马上庚，是位杰出的物理学博士，可惜她结婚才三年，先生就去世了。

在南京这一年，生活实在太艰苦了，为了生活，我太太将仅有的手饰都卖光了。这一年间还经过金圆券贬值阶段，当时我们为了保值，私下买了一点面粉，结果面粉却被人给抢了。

最惨的是我们领了薪水后得快去买「大头」（银元）和美金保值。由於我和王大任、莫寒竹比较熟悉，有次我们领了钱就到新街口买十块美金。买好了，王大任才发觉他弄错了。我们买十块美金，就给对方等值的钱。

王大任自有十块美金，向对方买二十块面值的美金钞票。结果他把自己的十块美金钞票给了对方之后，又再付二十块美金等值的金元券给人家。这不但给对方等值的钱，还把十块美金也送给人家。

为此他还埋怨我们两个走得太快，让他忙中有错。试想，堂堂一位国会议员，竟然为了生计，去做这种事，不然那个月就没办法撑下去！

[下略]

◇以上摘录内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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