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仪：东北失败与西南撤退＊阿波罗新闻网

两去东北视察大军作战

从民国三十七年的初春开始，除了山东战场的恶战苦斗以外，国军戡乱剿匪的军事重心，逐渐移向东北，因为一方面中共匪党林彪所部，以东北佳木斯为根据地，直接受到苏俄帝国主义的庇护及装备补给，有十二个纵队（军）相当于三十万的匪军，业已编练到成熟阶段。国军最好的美式装备部队，调集东北的将近十个军，势均力敌，东北战争四处漫延。这时国军的政治工作与政治作战思想作战的整备，正配合著军事发展而加强。我在十个月内曾先后三次往赴东北前线巡视，第一次是正当四平街战役的时候，我先在渖阳附近及长春，永吉一带巡视之后，于四平街战役胜利结束不到一周的时候，曾乘飞机到那里停留一日，战场惨状，历历在目，死伤近万军民的尸体，大都犹未清除，我除督促部队政工人员，发动军民合作，迅速办理救死扶伤，抚慰难民外，并曾凭吊战场，访问官兵，对保慰四平街的英勇将士，表示亲切的敬意，这时见到国军士气仍极昂扬，人心亦均爱戴政府与国军，深觉东北局势，仍大有可为，不过匪军猖狂，积极南进挑战，我军多陷于被动防守，未能采取迎头痛击或主动攻击战略，主客之势在急激变化，和很多有识之士谈话，莫不引为深忧。

第二次去东北是同年九月十九日，我和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等，随同最高统帅由南京搭飞机到渖阳，这时林彪匪军主力正在越过长春、渖阳、围攻锦州，守军司令范汉杰将军所部，苦战旬日，终于失陷，东北情势因此更趋危急。我会见了很多将领和中下级官兵，也和很多政工干部及地方党政人员交换意见，彼此认为军心士气都很好，大有集中兵力，不难歼灭林彪匪部的态势，我向他们提出警告，必须提高警觉，由于锦州战败失陷，不如四平街战胜固守，我军必须迅速争取主动，方可克敌致胜。这时地方政府及多数军政人员警觉都不高，认为锦州虽然失陷，长春、渖阳、营口几处的兵力，虽稍嫌分散，但林彪匪军的后方，也处处有被我军截断的可能，所以大家还是因循苟安，思想观念上与精神意志方面，没有坚定和进取的决心，政工的教育与宣传，本身条件不够，没有新的内容，这是很沉重的局势。

东北渖阳沦陷的前一周，我随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杜副总司令聿明将军，由北平第三次到东北，我们立刻到前线视察，先在新民住了一夜，我和当时的战场高级指挥官廖耀湘在火车站的专车上谈到深夜，他一再强调东北地方的富庶，军需资源的充足，几乎可以立国，他认为东北可以固守渖阳兵工厂生产的大炮及轻武器，每月可以装备一师以上的部队，我对他的看法，认为是承平时期可以这样做，目前局势严重，成败存亡决于最近的时候，应该集全力打通山海关，并准备必要时，由辽南营口，海道撤退，保全实力，以为中原及华北会战之用。我同他说，目前的态势相当险恶，我们如不能击破林匪主力，或打下通山海关，没有全师而退的准备，我们就将一无作为。他最初颇不以我的话为然，最后却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时机已不许可，最坏的结果，也许要全军覆没。我听到他的话甚是惊异，认为高级指挥官的信心业已动摇，我劝他发挥革命军的传统精神，英勇赴战，挽救大局。第二天我们乘汽车到了刚收复的新立屯附近视察，附近五个军师长都已来到战场指挥所与杜副总司令晤见，检讨当面的敌情战况，知道锦州方面的匪军，大部已经后撤，准备和我军会战，如果我军迅速进击，以逸待劳，也许可以严重打击匪军。不料事隔二日，我们回到渖阳不久，总司令部指挥未定，廖耀湘司令部行军途中被匪袭击，廖氏失踪，十万大军因而陷于混乱，未经激烈战争即濒于崩溃，渖阳以北情况亦转紧急，谣言纷起。我和国防部几位同事商酌，想建议东北剿匪总部，迅将尚未作战的部队，向营口集中，还有近万的军官，两万多铁路员工技术人员，及数千行政干部，好几万的爱国青年学生，也应迅速集结，一面由军队掩护撤退，一面由营口海运到内地或台湾，为国家保存实力，以为他日收复东北之用，但以时机迫促，未能实现。匪谍早已渗透警备渖阳的五十三军，渖阳市面很快就发现兵慌马乱的情况，我们在渖阳失陷前二日离开东北，回到北平，不到十天的时间，眼看东北大好河山，二十万以上的优良战士，被苏俄与共匪囊括，关入铁幕，真令人痛心疾首，也出中外人士的意外，这是我军二十多年来第一次遇到最悲惨的失败。

我回到北平，一面检讨东北失败的教训，一面筹商固守平津的对策，我和侯厅长曾到平津一带考察两周。我认为东北失败，高级指挥官卫立煌指挥无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应负最大责任，建议统帅部应即予以审判，军法处置，藉明赏罚，并励士气。可惜后来虽提交了军法审判，但却迟迟未决，不了了之，以致卫在香港流亡多年，终于逃奔大陆，降顺共匪，哀莫大于心死，国家纪纲废弛，那是败亡的主要因素呢!

我们在华北视察之后，认为共匪林彪所部稍经整补后，即将入关，战争重点，不消三月，即将移来华北，我们曾和在那里主持军政的傅作义晤谈多次，那时在华北的国军合起来仍有二十多万，士气不坏，尚堪一战。不过我们考察备战的状况，甚觉不够积极，一般人心也都抱着因循苟安的观念，认为敌人不会很快来攻，同时也发现共匪匪谍对平津一带的军政社会渗透煽惑，甚是普及，不能作战，后来我们同傅作义一道到南京，统帅部提出三策，徵询他的意见，上策是将华北的主力沿津浦路及海道撤到山东，协同国军先肃清陈毅匪部，中策要他将军队西撤与山西太原阎锡山军连系作战，下策在平津附近作战，主力集中天津大沽一带保持海口，以利接济及必要时的后撤，他却采取了下策，而又将主力移向绥远，后来在平绥交界处，遭遇林彪部袭击，损失惨重。如是他便倡导局部和平，实行投降共匪，共匪更将这种局部和平的阴谋诡计，向各地推广，企图应用于长江流域。国防部政工局那时代表政府为军事发言人，曾一再发表新闻，指斥局部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与共匪谈和平，等于与虎谋皮，同时并以此方针，为当时对全国军民的思想指导内容，这是政治工作从事政治作战与心理作战及宣传作战的重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参加徐蚌会战亲尝战败苦果

正当国军在东北失败不久，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之际，华东的共匪陈毅与华中的刘匪伯承接连紧急动员，向苏鲁豫皖的边境集中。宣传进行徐（州）海（州）会战。政府为了挽救整个战局，声援华北，保卫长江流域，也已集中最大的兵力，准备在徐州蚌埠一带与共匪会战，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执行这次会战的任务。除原来陇海路津浦路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黄百韬兵团，孙元良兵团，李延年兵团及冯治安，刘汝明两部，合计不下十五个军外，更急调在平汉路的黄维兵团参加会战，战场的形势，敌我的兵力，最初是很利于国军的。

三十七年十一月初间，战事发动之前，由于冯治安部防守徐州外翼，枣庄和台儿庄的部队，被渗透潜伏的匪谍劫持，发生异动，我当时曾去徐州视察，发现叛离的队伍为数极少，我访问了很多不愿随叛军行动而逃回的官兵，他们都十分愤慨，对劫持叛变的少数败类，深恶痛绝，而以他们上级司令部，不能事先防范引为奇耻大辱，我代表国防部对他们慰勉，刘司令官汝明主持部队整编之后，即调到津浦南段蚌埠一带驻防，这对我军作战部署不无影响，这证明共匪渗透，军中潜伏匪谍，鼓动阵前叛变的狠毒。当时政工人员对此虽颇有发现，也曾报告，但职权所限，对于监察保防工作没有得到授权，以致不能防患未然，这是很严重的教训，我为此曾受到统帅严厉的责备，所以只有到徐州异动军队进行调查及说服，稍收补救于事后的效果。

十一月中旬徐州外围的会战逐渐激烈，我率同政工局少数同仁，先到蚌埠考察共匪对我后方的心理作战，我们在那里住了五天，初到时发现蚌埠的谣言很多，地方秩序很坏，共匪在北平的李匪德全等不断对驻军刘汝明司令部队播讲煽惑的言论，由于驻军政治工作人员同地方党政人员的共同努力，地方秩序很决就恢复了，逮捕了一些造谣生事的匪谍。我和刘汝明军长同住一块，并曾同乘铁甲车巡视前线，由于刘部爱惜历史，深明大义，匪军虽已把蚌埠，徐州间的铁路交通截断，蚌埠的民心士气仍很振奋，防守线亦很坚固。

我和政工局第二处处长常健及参谋科长数人，于十一月十六日由南京飞到徐州，在那里组设一个政工局在前线的指挥所，主持蚌埠会战的心理作战，指挥各部队政工人员努力政治作战及战地政治工作。黄兵团这时正和陈毅匪部主力在徐海之间，离徐州不到五十公里左右的碾庄墟八义集一带，恶战苦斗。经过一个星期以上的激烈战斗，陈毅匪部伤亡虽过数万，但仍继续增援，我军伤亡大半，却增援不上。统帅部一再严令徐州剿匪总部，迅速救援黄兵团，并令黄兵团死守阵地待援。我因和黄百韬司令十分友好，对日抗战时，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他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同事三年，深知他为人英勇沉着，必能死守待援，为了鼓励士气，我于十九日曾乘飞机在空中视察战况，并和他利用无线电通话，代表统帅慰问他及全军将士，说他已建立最大的战功。敌人伤亡重大，希望他用一切方法固守阵地，援军可在二、三日内到达!彻底围歼陈匪，希望他转达英勇苦战的将士，继续努力。他在电话中答覆我，感谢最高统帅的关注，他们一定奋勇杀贼，死守待援，不过时势已很迫切，希望援兵早到，方可得到战果，不幸三日之后，国军在徐州东部奉命增援的邱清泉与李弥两兵团，未能到达。因受敌人阻击，及徐州南部发生战事，最高统帅虽有严令剿匪总部用一切力量救援黄百韬兵团，并指示救黄

亦即所以救徐州，黄兵团如损失，徐州亦难保存，限令援军于二十二日前，到达碾庄墟。但由于高级司令官犹豫，深惧失去徐州，所以未尽全力，以致相距不到十公里，没有增援得上，黄百韬兵团粮尽弹绝，战至最后，誓死不屈，自杀成仁，与鲁南死守孟良个的张旄??□L，同为反共救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军人的模范。我看到当时军事发展的事实。由于黄百韬的杀身成仁，真是无限感慨，痛苦万状，认为统帅平日训示，大将以救大局为主，于今大局不救，从此国事将不堪设想。

徐州会战到十一月下旬，由于黄百韬兵团的丧失，黄维兵团的增援，缓不济急，以致徐州四面被围，补给困难，官兵疲劳过甚，负担沉重，所幸这时各军的战绩还很好，士气也还很旺盛，匪军的疲敝残破远甚于国军，各方都指望国军得到胜利，当时确有打胜仗的可能。我和各级政工同志，这时对于鼓舞士气，激励军心，安定地方，扩大对匪心理作战宣传工作，曾尽力使其加强扩大，颇收效果。我曾随杜聿明副总司令到各军师的阵地，从事战地视察，想念到各级官兵艰苦作战，忠勇爱国的精神，令人感奋万分。这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南京派来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慰劳团，由张道藩先生率领，带来不少慰劳品及很多银元到徐州犒劳三军，振奋士气，满拟可以打一两次大胜仗。不料统帅部改变战略，徐州大军奉命撤守，我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撤退前夕，离开徐州。当时总司令部计划撤退的路线，原有向东向南向西三路，结果采取西路，避开正面，迂回匪军侧翼，以谋便于黄维兵团会师，结果又同东北一样，惨遭失败。因适逢天寒大雪，道途泥泞，难民拥挤，交通阻塞，天时地利人和都已丧失。最重要的是我军高级司令部的参谋通讯系统，都已被匪谍渗透，我军行动及作战命令，他们都了如指掌，何况各军各自为战，不能协同救援。匪军洞悉我军行动及弱点，我却既不知彼，亦不知己，如此情势，焉有不败之理。我虽未能始终随同部队行动，因有任务于撤退徐州前夕飞到南京，但随我前方工作的常处长以下十数同志，及随我的参谋卫士，都未出来，战役失败之后，或死或伤，或被俘受尽折磨侮辱，每一念及，惶愧万分，徐蚌战败，大局从此无法挽救。

观察南京上海的退却战

正当李代总统宗仁倡导与北平朱毛共匪谈判和平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民国三十八年三月间，进攻长江流域之前，发表了一次谈话，是对共匪干部的指示，谈话中对他们的指挥战斗员及政治工作人员说，要在这一次和平谈判南渡长江中，彻底、根本、完全，乾净歼灭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这是毛匪自始至终的作战方针，我们党政高级人员方面，尚有不少迷信和平侈谈和平的人，殊不知共匪倡导和谈与局部和平乃是争取时间，掩护其作战准备，及进行渗透与招降之用，我方谈和除严重打击人心士气外，更把国军作战意志及战斗准备松懈了。当时南京上海一带兵力，如在徐蚌会战之后，早作积极部署，仍可一战。国防部政工局即在这种艰难、矛盾、复杂的情况上，致力一面评斥和谈与局部和平的错误与不可能，以维系人心士气之外。另一方面更兼承国民党中央及国防部的意志，积极宣传鼓励加强戒备，准备作战到底。

为了安定南京秩序，防止共匪渗透颠覆及武装暴动，政治工作曾以南京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为中心，协同军警宪兵情报人员及地方党政机关青年学生民众团体等，共同致力防止匪谍活动及谣言惑众，这时所谓民主党派人士，正以共匪代理人或代言人出现，曾经有过不少公开或秘密的明争暗斗，人心都仍倾向国民党，恐惧共产党，厌恶民主熏派，所以在四月下旬南京撤退之前，社会很安定，秩序很良好，虽则撤退时间系仓促决定，一切都出乎意外，但国军西向芜湖，东退上海，南撤杭州都未发生大混乱。并且还导致了迩后的上海会战，及由上海安全撤退到广州、定海、台湾。这一方面固然是国军为有思想、有历史及训练有素的部队，不易被消灭或轻易投降屈服，另一方面政治工作代表国民党在军中及社会方面的工作与努力，特别是秉承国民党，蒋总裁的指示，为中华民族正气与中华民国历史而发扬革命军智仁勇大无畏的精神，不成功即成仁，这也有很大的关系。

上海会战与上海撤退，是国民党总裁蒋先生，于离开大陆播迁台湾之前，于四月底到上海，小住旬日，亲自鼓励一般军人党员所整备所组织的，因为当时南京中央政府及党政高级机关，都已迁去广州，事实上只有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汤恩伯将军及所属不到三、五个军的部队，在独力进行上海会战与整备上海撤退的工作。蒋总裁在上海期间，曾召见各军政干部同志多次，分别加以鼓励安慰之余，并指示协助策划上海保卫战的实施方法。同时对于必要时，使国军从上海到舟山群岛及台湾，也有很正确的指导。这是今日台湾成为反共抗俄与反攻复国基地的重要部署。

上海保卫战是在五月中旬开始的。匪军围攻上海的兵力在十万以上，战役时间虽不到两星期，但我海陆军作战的英勇，军民合作一致反共的精神，却充分发挥了。在这次战役中，匪军被歼灭的在五万以上，国军虽因在政略战略方面，大势早已失去主动，不易由一次战役得到挽回或补救，但这次战役终于发扬了国民革命的传统精神，给共匪以严重打击，使大陆亿万同胞不仅留下了去后思，并且给他们以国军仍有力量，他日仍可以重回大陆的希望。尤其是国军从容撤退上海，一切都照预定计昼实施，即使有不少渗透的匪谍与投降靠拢的败类从中破坏，结果都无效用，而使国军在胜利的战场上安全撤退，这是一次有计划与成功的退却战，为他日反攻大陆消灭共匪，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奠立了胜利的基础。

随政府播迁到广东

南京撤退之前，我曾先到广州香港一行，别了十多年的广州，以及二十年前去过的香港，好像没有什么进步，都市表面的繁荣，几乎都不能维持，值得游玩的山水名胜也都凋零破败，战争对于社会文化的破坏，真是难以估计，暮春时候的粤港，早已是夏天的气候，春天的景色，已经很少见到，我这次到广州香港的旅行，甚是匆促，战局和时局一天严重一天，就是好游的人，心情也不甚舒畅。

四月底前，由广州回到上海南京，政府各机关正陆续由陆海空各方面向广州迁移，这同抗战初期的情形差不多，人心慌乱，交通拥挤，因为这时的撤退，是先往东南闽粤台湾，然后再往西南，这比抗战初期直向西南撤退的情况更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事实，到处都有。我在上海看到这些现象，使我时常回忆到抗战时期的难民流亡情景。我家里的人，一部份回到湖南的老家，一部份回到四川成都，妻儿是在南京，总撤退的先一天晚上，才到上海，我们在上海停了两个星期，看到上海的军事部署很不错，保卫战将要开始了，我们才随政府迁移，乘飞机到广州。

因为中央政府与各省的军政机关，大部份都迁来广州（一部份迁往台湾四川），广州市在很短期间内，增加十万以上的人口，租赁房子很感困难，物价和金融都成了问题，上海的保卫战在五月下旬就告一段落，共匪军的主力渡过长江占领沪杭之后，进攻的方向，沿着浙赣路和粤汉路发展，刘伯承匪首所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向着浙赣粤方面进攻，林彪匪首所统率的第四野战军，向着豫鄂湘赣方面侵犯，陈毅匪首所率的第三野战军，因为在上海作战损失甚重，主力在苏浙皖一带作总预备队，暂时成一个相持战局。政府的计划，在一面保卫华南和西南，一面经营台湾与福建，防卫兵力，也显得很分散，战事的形势，十分恶劣，共匪的政治攻势、谣言攻势、以及和平攻势，都极尽挑拨离间，分化煽惑的能事。我这时在广州，除尽忠职务外，并常到各备战地方走动，艰苦困难，非笔墨所能形容，期望政府改变战略，集中力量，实行总体战，选择一两个地方进行决战，或准备长期战争。

冒险赴湖南战地巡视

夏季快要过去了，江西和湖南前线的战事接连着发生，华中长官公署在白崇禧将军指挥之下，由武汉撤到衡阳附近，在湘赣边区，有三个兵团，近二十万人的军队实力，匪首林彪由东北华北进入这个区域作战的部队，最初也在二十万人左右，但由于天气炎热，水土不服，匪军患病的人数众多，实力减损，湘赣的人民，并不欢迎共匪，所以他们不敢早日发动攻势。但同时却进行和平政治攻势，想诱骗湖南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与兵团司令兼省政府主席的陈明仁投降。实行重抄北平局部和平，诱降傅作义的文章，进行十分积极。我在七月中旬，就知道了这种消息，很想早日到湖南衡阳长沙去视察，希望能够打破共匪的阴谋诡计，因为这一着，关系整个华南战局，但以各种原因，延至七月底方偕同国防部次长黄杰将军成行。

我们原订七月二十九日，由广州乘飞机去衡阳，因为一点小原因，又延到卅日早上才起飞，这时长沙的情形已很紧张，前方来的情报，证明程潜已由邵阳去到长沙，可能发生突然的变化，我们到衡阳仅停三小时，和白长官晤面，并和长沙陈明仁通过电话之后，在正午之前，我们乘飞机在长沙城中临时机场降落，和陈明仁在省政府谈了几个钟头的话。在广州之时，我曾先一日将来自台湾的蒋总裁的电报转交给他，当时总裁电报的指示，为他计划，共有三策──上策为全师而退，即将部队后撤，参加保卫大西南。中策为死守长沙，造成第二次四平街战役的光荣，下策为实行大义灭亲，将程潜刘斐等就地处决。并对他说明局部和平是共匪欺骗的诡计。北平局部和平的结果，是如何悲惨的结局，劝他无论如何，应以革命历史，国家民族为重，甚至为个人的利害打算，也不能投匪，要他马上将湘江东岸的军队撤退，向湘西集中。他表现出很痛苦的神色，有一个时候，几乎要哭的样子。他说他的长官师友，如程潜、刘斐、李明灏诸人，都再三写信给他，劝他参加局部和平，他在郑重的研究考虑，这时还没有作最后决定。

我劝告他立刻召集军官会议，立即命令军队开始向湘江西岸撤退，希望他本人即日离开长沙，或先过江到岳麓山去，脱离共产党的包围环境，最好大义灭亲，在离开长沙之前，把重要的匪谍，及共匪代表拘捕起来，因为这时他的左右亲友，多已被共匪收买利用了，他只答应实行前一项，立即下令军队向湘江西岸后撤，后两项耍等一天才能决定。五点钟，他的副参谋长来说，前线打起来了，长沙城中有暴动谣言，要我们当天离开长沙，否则，明天恐怕飞机就不能飞了，我们便唤陈明仁告别，要他为国珍重。我到城里走了好几条街道，看了好几个朋友，觉得情况十分严重紧张，在黄昏前我和黄将军飞回了衡阳，离开了惊险的长沙。

为了策应长沙可能向湘江西岸撤退的部队，一定要把邵阳的后方弄好，这时在邵阳的省保安部队有通匪的消息，黄杰将军想和我前往巡视，打电话告诉那里的负责人，他们拒绝我们前去，并说不负安全责任。于是我们第二天就由衡阳飞往湘西的芷江，在那里住了两天，这时湘西地方还很安定，不过地方驻军不多，显得空虚一点，我们看了附近的驻军及防卫形势，访问了很多地方人士，鼓励他们起来协助国军反共自卫，保卫家乡，八月二日，我们又回到衡阳。

这时衡阳接到前方的消息，已很不好，但湘江东岸的军队，已大部份撤至湘江西岸，我们非常重视邵阳，终于八月三日冒险飞到邵阳。我们在城外飞机场和当地的军政干部见了面，劝他们晓以大义，要他们准备应变，我们在那里吃午饭，知道长沙情况很不好，他们中间，有好几个军官准备附匪的人，已接到长沙的电报，准备扣留我们。我们在下午乘原机飞回衡阳，此次到邵阳的惊险，比去长沙还更危险。

我们回到衡阳的当天晚上，长沙程潜和陈明仁叛变通匪的电报发出来了，前线的军队，事前多不知道这种情形，有的痛哭流泪，有的不服从命令，有的自由行动，带了部队向衡阳国军方面前进，经过了五天连络，和用飞机散传单，通知一般官兵不要附匪，弃暗投明，早将部队向西向南和国军密取连络，陈明仁指挥的第一兵团四个军，号称十万的部队，有三分之二的队伍，回到国军方面来了，有些是突围经过恶战苦斗方出来的。不到十天的时间，长沙的变局，影响到整个战局实在不小，政府没有早为预防，我和黄杰将军去得太迟了。我们虽然没有完全达成任务，但总算是救回了一些部队，协助了华中长官部，布署以后的战局，我们一再深入匪穴，冒险犯难，终能履险如夷，在个人讲，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我们一共耗费了十天时间，才结束了这次旅行。黄杰将军不久就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得以维持湘局于一时，保全国军一部份力量，以长期反共战争效命，也是这次我们视察长衡的一点成果。

华南战局急转直下

华南的局势，由于长沙的变乱，湘赣方面国军的阵容实力和士气人心，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共匪对于闽赣两广的进犯，迟早不可避免。这时国军在川陕边区及川湘鄂边区还有数十万大军，可以在西南各省形成一个重点，政府对保卫西南的政策也很坚强，中国国民党正在这时倡议改造，总裁蒋先生由台湾经过广州去到四川，以党的名义协助军政当局。我因为有些公务，也有一点私事，在九月上旬由广州到了重庆。

别了四年的重庆，依然是过去那种形态，山城的热闹，又因战争重作陪都，开始繁荣起来，我到海棠溪和长江南岸的黄山汪山去游玩了一天，景物依旧，不过人事已非，有些落寞。我也到复兴关，歌乐山和沙坪坝、矿器口去巡行过一次，这时的情绪，似乎没有抗战时候的兴奋，一般朋友和我一样，都感到国家大局非常严重。

由重庆到了成都，好像回了家乡，因为我在抗战时，曾在这里住了六年之久，我的小孩子，有五个在半年前来到这里，我的慈祥的岳父沈晋三先生，于最近在这里逝世，我的内子已先到了华西坝参观华西大学，到了南门外游览诸葛武侯祠、昭烈祠和刘湘墓，并到少城公园去游览，除开各街道的马路破损失修之外，其他都与过去相差无几。尤其是到了北较场，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仍旧有好几千的军官学生在受训练，使我觉得十分欣慰。十年前的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学，见了许多，我真想在这里多住一些日子。但事实上不许可，我在成都住了不到五天，又匆匆离去，原定搭中航公司飞机直飞广州，因为飞机临时改作军用，在重庆又住了一天，然后才飞回广州。

政府迁到广州以后，共匪的政治谣言攻势，接着就向广州进行，一般舆论及新闻界，有很多人不明了战争的实际情况，常常易为谣言传说所影响。共匪最初宣传，说是五月下旬即可进攻广州，而且指定日期侵占广州，我在那时担任政府的军事发言人，时常被一般新闻记者询问这类问题。我以军事常识的判断，分析敌我的军事情势，预言我们至少可以在广州过中秋，他们都以将信将疑的神色，对我的答覆持保留的态度。

自从长沙事变发生后，华中湘赣的战局，一天严重一天。政府在保卫华南方面，曾作很大的努力，同时也重视保卫西南的布署，及把政府主要的部门，迁往四川重庆。次要部门、迁移台湾。我在这时，除到四川一次外，曾去台湾，也曾去香港，观察一般的情势，觉得台湾的前途甚有希望，华南和西南的保卫战甚为艰难，因为政府的政策既不坚定，军事的指挥又不统一，兵力分散，各自为战，到处都是被动和挨打的态势。

广州社会的风气十分败坏，军政方面极不协和，贪污腐化，争权夺利的事实，比比皆是，对军事防卫的布署，多有名无实，人心摇动，士气消沉，究竟是守湘桂路?还是守粤汉路?或者是广州附近?都举棋不定，这种种情势，都说明大势已去，无法挽救。

在中秋节以前，战争已发展到广州近郊，我为实践过去几个月来，对新闻记者的诺言：「我们一定可以在广州过中秋，吃月饼」。我于中秋夜晚，在珠江中心的游艇上面，宴请中外新闻记者数十人，虽然月色不佳，但珠江中流的灯光，仍照耀得如同白天一样，新闻记者的心情，固然不快乐，我的心情，尤其十分沉重，因为我知道广州的保卫战，不会有好成绩，共匪如果长驱直入，我们军队只有撤退的一途，而退路也很艰险，不论东边的珠江三角洲，或者西江南路，因为水路阻塞，大军撤退是不容易的，听说后来安全退到海南岛去的不到三分之一，真是可惜。

再到四川参加保卫大西南

政府再度播迁重庆的工作，很快告一段落。共匪的前头部队，已到广州东北近郊，我们刚刚过了双十节，十月十三日为中央政府最后撤出广州的日子，我原定这天早晨，搭民航机飞重庆，那里晓得到白云山飞机场等了好几个小时，民航飞机已发生了问题，不再飞行，临时又转到天河军用飞机场，只差十分钟的时间，搭最后一架军用飞机离开广州。

原定是直飞重庆的，因为时间已是近午，加以天气很坏，飞机不能向西北飞，只能向东南飞，有几架飞机到三灶岛去了，我们国防部一行的三架飞机，却飞到了海口，那天的海风很大，我们到海口之后，觉得非常之冷，在海口住了一天，参观了附近的海南大学，及几个风景区域。到第二天，天气转好之后，才再飞重庆。在南方的长途飞行，这还是第一次。由海口飞重庆，约莫飞了六个多钟头，到了重庆的白石驿机场，算是平安了。汽车经过歌乐山和山洞，看到嘉陵江和长江，不禁惭惶自忖：我们还有一些好江山，我们要怎样来爱护和保卫它呢?

因为研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十月下旬，由重庆第三次到台湾，第一次是在两年前（民国卅六年夏天），在台湾住了十天，旅行参观了高雄、台南、台中、台北各地，那时我就觉得台湾可作为我们今后的革命根据地。并和朋友谈到：有一天我们要来台湾，重新努力革命事业。

第二次是今年夏天，在高雄和台北住了一个星期，我对台湾的观感十分好，每次到台湾，都好像回到家乡一样，虽然我的家人还没有全部到台湾，台湾要成为我生平的第六个家乡，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这次到台湾，适值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我坐的是军用飞机，和胡宗南将军一道，由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同机的人很少，我们经过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各省，飞了不到五点多钟，我们就安全到达台北机场。这是几年来最愉快的一次长途飞行，我们很感谢飞行员的技术，使我们舒适，而且提前到达目的地。

在台湾住了一个多星期，曾多次去草山观光。台湾的情势一天一天进步，大陆受苦难的军民，都寄望于台湾这个宝岛。我在这里看到很多朋友，也有很多共患难、同生死的同志。我对他们说：希望在西南川康滇黔各省，能够同抗日战争时候一样，可以造成一个最后反共的根据地．我还邀约了好几位朋友同志，和我一道去四川工作，这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我们相约尽心竭力去帮助政府，挽救危难，保卫西南。

十一月初时候，我离开台湾飞回重庆，坐的是专机，是在十分拥挤中搭上去的。因为天气不好，飞机由福建、广东、广西这一线飞行，经过台湾海峡，遇到逆风，飞了将近六个小时，天色已经不早，我们在广西柳州临时降落。在那里住了一夜，看见很多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

华中长官部指挥的这一战场，原定由贵州与西南四川相衔接的战线，时机与力量，似乎都不许可。敌人进攻的力量虽极有限，但我军的分散、缓慢，与不能协同作战，到处都予敌人以可乘的机会，真是令人痛惜。我和好几位从前方来柳州的军官谈话，深深的感觉到，这是国家民族的不幸。第二天上午，我们搭乘的飞机很早就到了重庆。

重庆在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的陪都，经过敌人的轰炸，共产匪党地下工作的捣乱，真是千锤百练，好像钢铁般坚强。今天又第二次作为反共的政府陪都，在国人和世界人士的心目中，期望于重庆的是十分殷切。可惜江山如旧，人事已非。在紧急时期，政府的政策非常软弱，人心士气也不振作，行政院长阎伯川先生虽有保卫大西南，实行总体战的计划，但时势紧迫，已不可有所作为。政府由广州迁到重庆，仅仅维持不到一个月的稳定局面。

我从台湾回到重庆之后，听说华中战区的部队，没有在湘黔边界集中，主力已向湘桂南调，刘伯承匪部的前锋部队，已经由湘西进入贵州，也还有由湘西北及鄂西南与川陕鄂三方面包围四川的情报。这时在四川的军队，多是新编的部队，驻地分散。陕西胡宗南将军的有力部队，增援重庆，由于时间与交通运输所限，进行甚为缓慢。到十一月中旬以后，川湘鄂边区宋希濂将军所部遭受挫败，时局急转直下，社会秩序渐感不安。共匪的谣言攻势，变本加厉，政府此际，正在大量裁减人员，准备再向成都及昆明迁移。社会人心浮动，金融风潮激起，银圆券贬值、物价飞涨，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这时蒋总裁虽由台湾飞到重庆，以国民党党魁地位，协助军事政治高级负责同志应付危局，但大势已去，时机不许，在共匪兵临重庆之际，政府匆促迁到成都，蒋总裁在重庆郊区白石驿飞机场，乘最后一天的飞机到成都。

川滇桂粤弃守大陆沦陷

我由重庆到成都，曾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没有料到重庆这样快就要弃守，家眷大都未走，我很想和军队一起行动。到了最后的时候，交通工具不易得到，除了妻子已得朋友协助，乘飞机到海口转台湾外，我带了四个小孩，在十一月三十日，准备搭汽车赴成都。由重庆到山洞，只十多公里，走了六个钟头，公路上挤满了人，车子拥挤不通，乃改由另外一条公路，绕道白石驿飞机场，遇到空军最后撤退立法委员的飞机，有两个空位子，让我和孩子们一起搭上了，黄昏之后，我们才安全到了成都。

成都在很短期间内，增加了好多万人口，好几万军队，一般人的心目中，也就显得兵慌马乱起来。由于政府的迁来，更由于胡宗南将军数十万的部队都在向四川西部集结，蒋总裁及行政院国防部的高级人员，都在成都照常办公，似乎可以使战局稳定一时，不料在重庆附近的部队与四川南部的部队，有很多不战而退，望风而逃，给敌人乘虚钻隙的机会。在不到旬日的时间，敌人随之到了距成都不到一百公里的区域。十二月十一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叛变附匪，四川西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有同流合污的情报。于是政府决定迁移台湾，只望西南能够成为大陆上反共抗俄的游击根据地!

由于人心涣散，军队士气斗志也已消沉，加之广东、湖南、贵州相继陷匪，云南发生叛变，华中战区与西南战区的连系声援，业被断绝，政府保卫大西南的计划和战略固然不能实现，即欲保卫川康，进行一次决战，保全最后一个大陆反共的根据地，也是十分困难。因为共匪刘伯承的主力，和西北彭匪德怀所属贺龙部主力，业已由北东南三面，向胡宗南所部重重包围。

而四川军阀投机附匪，西康刘文辉响应云南卢汉投匪，更使得情势十分险恶，政府这时决定自西南撤退，我与好些同事，先到成都近郊新津飞机场，看到政府多数官员及眷属撤离之后，我们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十二月十五日，飞往海南岛的海口。我因飞机不够，让同事们先行，我搭十六日最后一架撤退飞机离开成都。再过十日，成都便陷匪了。

我们到了海南岛的海口之后，在半月之内，四川、云南、贵州各省的国军，多被共匪各个包围，各个击破。胡宗南将军所部的军队，虽有大部曾经过激烈的恶战苦斗，终也不能挽救大局。仅少数部队人员突围，前往西康的西昌。西昌虽然尚可作一个据点，但地方太小，兵力不够，支援不易，补给困难，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不具备，只可稍延时间，不能形成大陆上反共的根据地。云南国军这时突击近至昆明，终以共匪援军纷至，亦告失败。广西军队原想向广东南部及海南岛撤退，亦因情报不好，部署太差，除少数部队进入安南，少数部队散入山林，进行游击战争外，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部队安全撤退。

大陆的沦陷近在目前，我们在海南岛停留两个星期当中，曾多方考察海南的形势和军力，最初认为这里可和台湾互为犄角。但此处也和西南一样，防守条件不够，最主要的原因，是将帅不和，兵力也不足，看来也只可延长若干时日，保全一点力量。我们在十二月卅日，由海口到台湾。西南撤退，只有少数部份成功，大陆沦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大好的锦绣河山，关入了铁幕，亿万同胞的生灵，全受共产匪党的奴役，我们身为国民党员与革命军人，真是罪孽深重，无地自容，我觉得这是一生的奇耻大辱。虽然三年来的戡乱反共战争中，每次较大战役，我都去了前线，甘愿为国牺牲，但终未得到一个较好的死所，还留得此身在国破家亡之后，立愿追随革命领袖，在台湾重建党军，准备报仇雪耻，复国建国，把革命事业从头做起，此后内心的痛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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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东北失败与西南撤退──戡乱逆挫与大陆沦陷前后见闻》，是以邓文仪回忆录《老兵与教授》内各同名节内容为发布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摘录内容前承析世鉴已发布之邓文仪《山东前线慰劳军民》- http://www./hero/xsj1/82_1.shtml 一节。

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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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仪：东北失败与西南撤退──戡乱逆挫与大陆沦陷前后见闻全文完)

邓文仪
姓名：邓文仪学籍：黄埔军校一期
字号：无党派：中国国民党
籍贯：湖南省醴陵军衔：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生卒： 1905─1998 军职：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时的邓文仪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曾任军校区队长。
    1925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
    1928年至1934年任蒋介石侍从秘书。
    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训练团政治部主任、政治总教官，中央军校成都本校政治部中将主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晚年积极筹建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主张和平统一中国。
    其他暂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