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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相信党而种鸦片 众多村民被饿死

 

这是1995年逃到中国后组成家庭的两江道普天郡青林里出身的脱北者韩顺姬寄给DailyNK的脱北手记。为了提高可读性有些词汇转换成了韩国语词。将分上、下两部介绍给读者。/编者
在中国生活已经有13年了,我一开电脑就上韩国网站。在“脱北者同志会”和DailyNK网站寻找故乡人的名字或故乡的消息。对我来说是那么珍贵的人们,只能成为记忆留在心里的人们…每当想起他们,眼泪便止不住地淌下来。

1970年末,我出生在两江道普天郡青林里的一个平凡的农场员家庭。因为夹在哥哥和弟弟之间,从小承担了家务。

我生活过的青林里第六工作班离城镇有20里左右远,村子的前后都有高山,两座高山之间有一条溪水,我们村就在溪水边。1960年代的一天,金日成来到青林里下达了建立养羊农场的指示,但终于没能养殖成功。记得我们六班被指定为畜牧工作班养过一些羊。

小时候里党秘书给我的印象是让我害怕的。那是因为我上人民学校(小学)的时候,听眼睛周围发青的爸爸回到家里跟妈妈说是里党秘书打的,从那时开始里党秘书变得可怕了。

关于里党秘书叔叔好像有称赞的好话也有坏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开会之中或者在工作班上一有不合心意的就挥拳头的习惯。爸爸可能也是因为那种情况被打的。从那以后开始,只要在远处看到里党秘书或者里的干部们,我就像见到了老虎吓得连忙逃得远远的。

记得有个端午节那天,工作班的年轻人喝酒以后大干了一场架。喝酒的人拿出木棒和铁锹头破血流地纠打在一起。由于狠毒出了名的保卫部指导员和分驻所(派出所)安全员们都跑出来拉架,但对喝醉酒的人却束手无策,只能在旁边高声叱呵。

这时不知从何处冒出了里党秘书叔叔。气喘吁吁的他一来就毫不犹豫地脱掉了上衣,投身到流血斗殴的人们中间。“你们这帮狗崽子,今天都死定了。”就像发怒的老虎挥起了拳头,被他的拳头打中的年轻人接连倒了下去。

知道对手是里党秘书后,斗殴的人好像是疆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了。这时分驻所的安全员和保卫指导员一拥而上带走了所有打架的人,斗殴才得以结束。里党秘书当时的形象现在还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鸦片农场,那愚昧的幻想!

我的故乡两江道普天郡青林里是“苦难的行军”时期处在死亡中心而牺牲最大的地方。

苦难的行军降临之前的1993年,我生活过的整个青林里转变成了“白桔梗农场”(鸦片农场)。青林里因为分配紧缺总是需要搞副业,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

我的爸爸和妈妈对青林里被指定为鸦片农场期待很大。因为有传闻说只要鸦片收成好,不用农场提供分配,直接得到国家的大米配给,作为优惠条件每年提供两套西服和油,还作为礼物向整个农场免费提供电视。

那天山村的耕地里开满了白色的鸦片花。而且我们第一次得到了国家提供的白白的大米,而不是协同农场的分配。一到秋天为了收获鸦片,不仅是中学生连在道所在地(两江道惠山市)学习的大学生和工厂工人都动员到我们农场来进行援助。每家每户都要接收7-8名志愿者。

1994年,在种植鸦片上尝到甜头的人们放弃了为补充粮食搞的副业。认为只要种植好鸦片就能过好生活的人们连自己拥有的自留地都转交给农场,让农场允许他们种植鸦片。

那年7月,金日成去世,哀悼之风笼罩了全国。到处张贴了“把悲哀转变成力量与勇气,更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口号。整个国家因为干旱和洪水都哭喊粮食没有收成,我们村种植的鸦片却迎来了大丰收。

或许是因为鸦片的生存力强,不仅是我们青林里,邻近的内谷里、虎山里、义华里等农场也迎来了鸦片大丰收。秋天,大学生和工人为帮收割鸦片来到了村子里,我们村里的人们期待即将得到的厚厚的钱褡和礼物,沉浸在华丽的幻想中。

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悲剧即将来临。

死亡的行进—“苦难的行军”

那年11月,国家拿走鸦片后中断了给农民发放的配给。只指望国家配给没有种植其它农作物的人们马上面临流落街头的命运。到处开始出现因饥饿而倒下去的人们。

只风闻里党秘书到郡党和道党去弄粮食。11月末,听说粮食已到全都跑到配给所。由于饥饿,连学校也没去成的我也跟母亲一起赶往配给所。

当天,配给所发放了听说从2号物资(战争预备物资)仓库拿来的一个月分量的冻土豆和麦豆。里党秘书在配给所号召居民“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欠收,不知何时才能发放配给,千万要省着吃。”

直到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一个月过后自己的命运。只是茫然地期待国家既已收走那么多的鸦片,怎么也会给点粮食。

12月,搭载军人的众多车辆驶进村子,开始大肆砍伐前后山的树木,说是要把它卖给中国用来购买养活军人的粮食。

那天,我和母亲到50多里地之外的郡市场去卖家里的两套西装料和狗皮等东西,购买了少量大米。当我们进入村中央便看见血肉模糊的里党秘书正阻挡装着原木的军人车辆。

“村民们正在饿死。要砍伐树木,就要给我们粮食!不给我们粮食一棵树都不许动。”

军人们向挡在车前面的里党秘书扑过来,毫不留情地又踢又踩。村民们无助地跺着脚哭泣。从郡安全部新调来的负责驻扎员(警察)跑过来拔出枪向空中发射。军人们被负责保安员的枪声吓退,一位军官拿出了一张纸乱晃。

“看!这是将军的命令。军人们吃到饭才能保卫国家吧?是谁?有谁胆敢对将军的命令指手画脚就站出来!”这时,里党秘书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这些原木既是国家的财产也是我们农场的财产。既然是将军的命令,那好,你们就拉走。但你们要拿出能证明砍伐的是我们农场树木的承认状。”

军官便掏出所谓的郡山林经营所“收据”,里党秘书接过该“收据”却当场撕掉。

“你们不是说将军吗? 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有将军签名的收据。”里党秘书毫无畏惧的气概让军官和军人也傻了眼。所谓的军官急忙拉住里党秘书的胳膊求情,还拉着他进里党办公室。

这样,所谓的军人与青林农场间签定了某种契约。即“到青林里砍伐原木的车辆每车一定要交出四口袋玉米粉(共80公斤)”,“让农场员们砍伐树木并保障他们的三顿饭。”

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样的契约太荒唐,但用这种方法多少还能弄到粮食的只有我们一个农场。其他农场树木都睁着眼被抢光。数十年长高的参天大树全被运走,山一下子裸露出光秃秃面貌。

那年冬天,我们一家在没有电的寒冷屋子里蒙着被等待着死亡。每天早晨,里党秘书叩响每家大门说,“就算是开水也要喝,一放松就死路一条。”他动员给军人搬运树木的年轻人,给因饥饿倒下来的家庭送去少许木头,还亲自给他们烧炕。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里党秘书走访每一家,用热水给大家冲的一杯炒面。
 
那年冬天,爸爸、妈妈和弟弟相继死去。看着没能入棺被牛车拉走的爸爸、妈妈和弟弟,我连哭出声的气力都没有了。就住在隔壁的一家人包括吃奶的婴儿,整个家人都死掉了。

1995年刚过金正日生日没几天,里党秘书带上装着玉米面和玉米的10公斤左右的袋子出现在我家。煮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糊喂倒在地上动不了的我们吃,还劝我们离开村子。

“这儿连要饭的地方都没有,在这样下去连你们也都会死掉的。你就带妹妹到市内(惠山市)去吧,哪怕待到出野菜的时候也好。到人多的地方兴许能要口饭吃呢…”

眼泪从六十多岁里党秘书的眼里流了下来,拿着烟杆的嗖嗖地颤抖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塑料布裹得紧紧的东西。是鸦片。

“如果你们生病…是啊,目前还没有药,你们就好好保管这个,到了要紧的时候用吧。”到现在,我还是不认为里党秘书叔叔把鸦片作为代用药品给了我们。因为给的量非常多。因为当时是可以公开进行鸦片交易的时候,所以鸦片就是钱。

乞丐生活和逃离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村子来到了惠山市。我跟哥哥一起混在乞丐中住在位于惠山市春东的废弃的通信机械工厂建筑物里。

1995年4月,哥哥连续发烧了几天就去世了。我没有哭。因为没有保护者的恐惧压倒了痛苦。乞丐男孩们埋了哥哥的尸体,但我害怕没敢跟去。

在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乞丐们。

包括我哥哥共有8个乞丐。其中女孩子只有我和一个叫申庆琳的13岁的女孩。虽然不洗脸,穿得破破烂烂不堪爬满虱子的衣服,但乞丐帮中也有自己严格的纪律。

乞丐帮都有自己的头目,也有自己行乞的区域。偷窃或行乞得到的食物决不会自己独吞,要跟同伙分着吃。

冬天睡觉的时候也要把年纪最小或病弱的人以及女性围在中间,较健康的人挡着风雪睡在外围。很多人或许会对乞丐帮中的女人另眼相看,但他们也有特别照顾和保护女孩子的规则。如果无视这种规矩就会被赶出去甚至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1995年秋天,因为抵挡不住两江道寒冷的冬天,和我在一起的庆琳和另外两个人去了咸兴地区。我和其他3名男孩却没有离开。我们当时约好冬天到来,江面结冰就逃到中国去。

1995年12月,离春节还有几天,我们就越过鸭绿江逃到了中国长白县。我们在长白分手,约好开春后过鸭绿江在通信器械厂建筑里见面。

在乞丐里面我算是运气特好的乞丐了。跟同伙分手后我没头没脸地跑进去的是一家是50多岁夫妇生活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为了挣钱都去了大城市。我就在他们家洗了澡、换了衣服生活了几天。他们心底好,但由于公安局的检查总是恐慌不安,我也因此感到很内疚。

有一天,他们给一个地方打了电话后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说是一个远亲,到他家我就可以放心地生活了。虽然心里感到很不安,但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坐车到了延吉,再坐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

说实话,他们是得到了一些钱后把我卖给了人家。但到现在我也不埋怨他们。他们是真心帮助过我的人。因为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把我托付给了信得过的亲戚。

我去的那家经济上比较宽裕,公公、婆婆也都是非常好的人。而且又是朝鲜族所以能交流感情,婆婆还特别喜欢我。她说到外边串门的时候带上我才能放心。我在那里学了汉语,1998年跟现在的丈夫结了婚。

丈夫是非常慈祥和老实的人,我一直感谢丈夫,生活也很幸福。每年我都要到鸭绿江或豆满江地区去旅行。丈夫也非常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如果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没享受过年轻时代就当了妈妈。

站在鸭绿江边,我就想起爸爸、妈妈、哥哥和弟弟,放声大哭。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哥哥们埋在什么地方。就算统一,我也不会知道我哥哥埋在什么地方了。

心中埋着社会主义历史遗留下来的血泪交加的伤痛,等到统一那天我一定会跟我丈夫一起回到故乡去。我想给我丈夫和孩子们看看金正日政权留给我的悲痛的历史。想寻找为守护我所爱的人和我的家庭倾尽心血的里党秘书叔叔,把他当作父亲供养,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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