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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国际在线 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日子 错误百出

—张成觉:勿把冯京作马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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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与毛泽东交谈

读毕《“沉默老人”三十年——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日子》,大失所望。因为文章只在第三、四两段,概括地提了一下华“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的情况,仅占4行,寥寥百字。其余篇幅讲的是华在政坛上的日子,而非远离政治的日子。给人的感觉是文不对题。

文章介绍华的经历也不够确切。例如,说“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便与事实不符。华是1972年由毛提名任公安部长的,此时应即离开湖南。故从1949年抵湘算起只有23年。

再就是华国锋自1973年5月起,由毛提议与王洪文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此前的1970年2月华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其调中央工作,但仍兼湖南一把手。1973年8月擢升政治局委员时,应早已不再兼任该职。

该文称华“相对缺乏参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经历”,也与事实有出入。华于1938年加入交城县牺盟抗日游击队,并将原名苏铸改为“华国锋”,此乃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取出三字而来。同年加入中共。1940年任交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这都说明其具备抗战经历。

该文又谓1975年月邓被毛弃置后,“时势造英雄,华国锋成为当然的接班人。”这也不尽然。毛挑选华是经过多方考虑的。除“时势”之外,华能为左中右各派接受,应是更重要的原因。

文中又称,1976年4月7日毛提议华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此并非事实。毛之本意是传位给江青,华属过渡人物而已。至于“你办事,我放心”的“上谕”,则为当年4月30日毛写给华的,因其时毛口齿不清。据江青1980年受审时在法庭上所言,后面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该文续将毛死后大陆政坛分成文革派、元老派与“新贵”,指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为政治“新贵”。这也不确切。华、吴二人文革前均位居省委书记,吴在1966年5月改组北京市委时任第二书记,资格颇老;而1970年毛与斯诺谈话中,称华是“老人”,意即非新人。只有纪登奎勉强可算“新贵”,因其原任地委书记,一下擢升至中央,协助周恩来主管政府工作。

但这几个人并未成“派”,与江青的关系亲疏远近各有不同。和元老派却不见得有什么感情。可以说华、纪“均不大走极端”,吴德就未必,起码天安门事件中他是跟“四人帮”一路的,执行镇压的方针很坚决。故不可对这几个人一概而论。

以上种种,在当年可谓众所周知。而该文作者竟茫然不察,真不知是何缘故。

自然,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未满40岁的一代,或会对若干基本史实有所混淆。但若从事传媒工作,则宜多方搜集资料,认真核对,力求避免信口开河,以讹传讹。

在这方面,港报时见乖谬。连中(共)资的报刊有时也犯错。即如华国锋去世后,8月22日《文汇报》发了一条短讯,题目是《从游击队员到国家主席:华国锋传奇人生》。内文抄自大陆电讯,尚无问题。题目却大错特错,因为华国锋从来没有担任过国家主席!恐怕让他干他也未必敢接受,毛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反对设国家主席,他肯定记得很清楚。

试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怎会出任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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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老人”三十年——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日子

来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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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徐庆全
    
    8月20日,中共前领导人华国锋归寂道山。
    
    这位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当年流行的宣传画上那个慈祥的“英明领袖”;而对于7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除了从教科书上“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两个关键词附近还能见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迹几乎荡然无存。
    
    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华国锋一直是个“沉默老人”,未发表过任何一本回忆录甚至只言片语的文章或谈话,即使是在出席中共党代会场合被海外媒体追问时,也只是讲几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刻意与历史绝缘。
    
    从“父母官”到“接班人”
    
    来自山西交城,带有浓重乡音的华国锋,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时年29岁的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此后,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
    
    1952年,年仅31岁的华国锋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曾隶属湘潭。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地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与他这一任职有很大的关系。1955年秋天,华国锋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60的毛泽东对34岁的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林彪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作为接班人,不但毛泽东心安,全国党员都心安。华国锋作为新晋中央委员,自然拥护中央的决定。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会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泽东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泽东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尽管朴素、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印象深刻,但从资历而言,他却并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国锋:1973年8月,提拔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显露出培养华国锋为接班人的端倪,华国锋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
    
    不过,华国锋相对缺乏参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经历,及高层的政治阅历,无法与党内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稳固。毛泽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他重新启用邓小平,继续重用华国锋。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自然为毛泽东不容,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时势造英雄,华国锋成为当然的接班人。1975年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作报告,开始逐步接替病重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开始任代总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而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前,曾给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华国锋便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身份,在毛泽东追悼会致悼词。在当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前,华国锋已是中共党内最高负责人。
    
    华国锋走上权力最高峰,至今公布的史料也无法破解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因而始终是学者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以后27年的历史,“强人政治”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毛逝世前后,“强人政治”基本上陷入真空,“常人政治”时代未雨绸缪。因此,中国政坛上出现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人,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政治“新贵”。
    
    从年龄上来说,“新贵”算是毛泽东的下一代人,对毛泽东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人则不同。基层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有务实的一面,“革命”也“抓”,“生产”也“促”,但均不大走极端。这样,他们就与江青等人拉开了距离,而与元老派则有了感情的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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