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记者兰青林丹报道】今年是中共开展的「大跃進」运动五十周年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十月十七日到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联合举办了题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据悉，海外及中国大陆的六十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五十年前的「大跃進」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狂热的「赶英超美」的运动，其表现为经济全面冒進，其结果是造成了四千万中国人在大饥荒中死亡的人间悲剧。
三十年前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终于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的爆发。
与会学者就「从大跃進到大饥荒」和「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两大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们将陆续将部分学者的文章或录影发表于此，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今天我们为您刊登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刘军甯博士的文章『补天与变天：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
我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在座的，尤其是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起码是三十年改革的亲历者。我本人是亲历者，又是者。当然有很多朋友还是参与者。我们脑子里面全部都是史实，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讲无数的史实。但是对我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改革推的远一点，然后把改革看得更整体一点，更透一点，然后看到一些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以前没太注意到的一些方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自身，以及中国的认识。
我讲的话可能口水比较多，事例比较少，因为我假设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有些判断我可能举不出例子，但是大家可能会比我举出更好的例子，所以我的话不会涉及具体的例子。
我先从红色中国一九四九年掌握政权到今天二零零八年，这样四十几年的一个分期开始说起。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八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大的两个阶段，一个是前改革阶段，一个是改革阶段。那么到今天还属于改革阶段，但我们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死亡了，但是还没有人正式宣布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当然场下的观众都宣布比赛结束了，但裁判和踢球的人还没有宣布。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这个很简单，一九七八是三中全会，一九八九年是「六四」，待会儿我解释，我理解的这个分水岭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八九到二零零二年，为什么到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二年是「十七大」，胡锦涛上台宣布说：要搞科学发展；要搞和谐社会。我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的发展观不科学，因为邓小皮平的发展观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不和谐，所以胡锦涛要搞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是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的一个，说轻一点是调整，说重一点是否定。所以说从二零零二年在官方已经间接宣布了，邓小平所干的这件事，基本上是画了一个句号，只不过没有很明朗。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二零零二年到今天，到今天会延申到未来的哪一天，我个人不知道。
改革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我把这一阶段的改革叫做一种「补天」的改革。这是什么意思呢？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整个中国人（几乎很少有例外）有一个共识，就是通过这样的改革，可以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可以把这个「天」的大的漏洞全部补掉。不需要通过换「天」，中国就会达到一个现代化；就能够把中国原来所展现的重大危机给它克服掉；中国会平稳的转向一个新的、美好的社会。这有两个标致，一个是一九八四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发的；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到的一个证据就是施光南的歌，施光南的歌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向上，非常光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一个体制内改革派的歌声，所以到一九八九之后再也没有施光南这样的作曲家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作为「补天」的改革刚出来的时候是有争论的，而这个「补天论」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那么很显然，如果要是毛泽东继续还活着，假如毛泽东一直活到一九七九年，就不会有三中全会这样的改革。毛泽东肯定认为这个「天」是不需要补的；甚至认为这「洞」还不够大，天下还不够乱。毛泽东的看法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毛泽东认为这「天」没事。另外还有一些人也认为「天」不要补，比如说陈云。陈云认为你这个改革，你这个补「洞」，可能是在捣「洞」，是在挖「洞」而已，你不是在补「天」，而是在「天」上捣个窟窿。
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比较有争议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有人说林彪「五七一工程机要」里面就包含着私有化方案，我没有仔细研究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就是华国锋，华国锋会不会搞改革，我个人也不知道。但我觉得也没必要深究，既然这个事情是邓小平干的，而且是一个不可逆的事件，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功劳，或者是其他的非功劳都积在邓小平头上，给这个「补天派」的改革贴上一个邓小平的标签。
作为「补天」的改革在中国的出现，是邓小平发现原来这个旧的「天」虽然还行，虽然换不合适，但是有很多「洞」需要补，所以他决定发动改革来「补天」，这是他的原因。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呢？用一句官方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对「补天」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解释。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发展经济这一件事情，作为全党工作，全国人民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他要做到的一个事，我觉得严家祺老师的一个表达很好，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在共产党专政下的，有限的、不自由的、扭曲的资本主义。官方的表达法是「有中国特色」，这是一九八九年以前作为「补天」的改革。
那么一九八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既然这个「天」要补，全国人民就开始群策群力，开始想各种办法。一个是参与，一个是想办法来试图「补」这个「天」。但是有朝一日，这些想通过「补天」的来实现中国变革的人们发现，他们没有「补天」的权力，他们提出的「补天」的措施被拒绝了，这就是「六四」。
我觉得「六四」的意义（准确地说是「意涵」吧），是告诉我们「补天」是少数人的事情。「补天」，哪些「洞」需要补？哪些「洞」不需要补？那些「洞」怎么补？那是少数人的事情，不是全中国人的事情，不需要大家的参与。如果大家抢着参与的话，那就会遭到强制地拒绝。而且的确发生了，大家是要抢着参与，大家也遭到了强制的拒绝。那这一结果告诉了我们，以前的这个「天」是补不了的，以前的这个「天」不仅补不了，不仅不可能补好，而且不应该补好，根本就不应该去补。所以从八九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代新人，在座的你们都是。我把它叫做「变天论者」。仅靠改革，仅靠「补天」，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已经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了，所以出现了这个「变天派」。
那么这个「变天派」从时间上来说，是一九八九年直接的产物。它包括这样几类人，这几类人在八九年以前很少，只有几个，他只是一种在监狱状态的存在。因为只要有这样的人，他就会到被关到监狱里去。那么八九年以前这样的人大量出现在社会上，包括这样的几类人，我把它做一些区分：异议份子、反对派。异议份子是跟政府，跟统治者持不同立场、不同意见的人，他可以是比政府更正统，也可以是对政府更澈底的否定。还有一个是反对派，我把反对派和异议份子稍做一点区别。反对派，特别是在中国的反对派，它是希望通过一种民主手段取得国家权力的人，或者是参与、执掌政府的人，我把有这样一种抱负的人，称做反对派。因为中国有很多人是异议份子，有很多人是反对派，这两个之间有这种区别。
还有出现大量的维权人士；然后还有一个新的的社会阶层。还有更多数的人是冷默的人，我不关心是改革是「补天」，还是「变天」。那么在八九年以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补天派」，到八九年以后，一些人认为自己要「补天」了，大多数人认为「补天」还是「变天」跟自己没有关系。我想直到今天可能还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
我想讲讲改革的事实与价值。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彆扭，我想探讨一下，中国的改革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观念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发现中国的改革是基于一种共产党叫做「唯物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物质决定一切。只要我们能够造就一个物质的事实，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变化，而观念是不重要的。所以改革是基于一个「制造事实」的这样一种出发点，而不是「改造观念」的这样一种出发点。
但是我个人发现，所谓「天」嘛，政权嘛，政权是有体制之称的；而体制背后是有观念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它把观念问题忽略了，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制造事实的问题了。比如说很简单，追求GDP。我们不要说中国观念发生了哪些变革，政府的任务不是去改变观念，而去告诉社会，告诉你的上级，你今天的GDP的数字是多少。你的任务就是制造事实，不要去想更多的。不论是邓小平，还有中国的「自由派」都讲得很清楚。邓小平说：不争论，不要去争论姓「社」，姓「资」。因为这是涉及到价值问题。中国的「自由派」说：不要去考虑主义问题，这从胡适就开始了。他们继承了胡适的口号：「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稍微有点问题，因为你没有主义就没有问题，因为任何问题都是根据一个主义来判断才促成的。一个狗牠什么问题都没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主义。所以任何问题都是基于主义产生的，当你把主义删掉的时候，一个社会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这一点，改革对价值的忽略，在八九年就体现出来了。当时流行一句话到今天还在说，（我不知道我说的准确不准确），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端起碗吃肉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你政府制造的事实很成功，老百姓有肉吃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啦！这个事以已经到位了，可是到位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接着就要骂娘了。这句话本身就讲明，改革仅仅单靠制造事实，这一点已经不够了。
那么最新的例子就是「三一四」。我没去过西藏，但是认识很多喜欢西藏的人，从跟他们交谈中我有这样一个发现：从一九七八年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拿着大量的钱去支援西藏，基本上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计数额，要多少给多少，那么西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西藏这些人为什么还在要求他们的那些东西？这说明什么？说明仅仅靠ＧＤＰ的数字，不足以替代人们对价值、对信仰的追求。而改革的假设是：只要我给你一个数字了，只要你的ＧＤＰ得到了一个水准，达到了什么水准，你的饭碗里的构成发生了什么变化，价值问题就消减了。那么今天足以证明，改革所制造的事实，不足以消减价值问题。
而且改革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这个功能以前被忽略了。那就是改革它瓦解了旧的体制的价值基础。它实质上是瓦解了。你要到中国今天去问，对旧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没有信仰者，我想不会有几个人告诉你他是真正的信仰者。他甚至可以公开的告诉你，他不信仰，或者不怎么关心。所以改革的发起者意料之外地消减了旧的体制的价值基础，但是改革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这就是改革的问题。改革以制造事实为使命，它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当它制造了事实以后发现，问题不仅还在，有时候甚至还更加严重。
改革的归宿是什么？改革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我个人判断，在中国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最终改革肯定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地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原因很简单，就像「变天派」所主张的，这个「天」是不可补的，也许在上面打的补定太重，它会把「天」拉下来，所以你补也没有用，不补你也没有用。其实中国民间社会在改革一开始就发现了。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这句话估计流行了十到十五年以上了吧。像当时民间社会认为不需要认何科学论证，不需要读什么学位，就判断出改革不会有一个，像改革发动者那样所期望产生的理想结局。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我对这句话的认识，稍微有一点点深化，这深化在什么地方呢？你要等死，你不一定死的慢；你要找死，你不一定死的快。因为一开始这句话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哎呀，你是等死，你可能会慢一点；你要找死，你不是死的快一点吗。结果可能是，等死，不一定会死的很慢；但是找死，也不一定会死的很快，就像很多小孩子玩冒险的一样。我们从这句话所反应的民间智慧来说，这两句话给大家暗示是一样的。民间只对时间做出挑战；对于结局没有挑战。这个结局是什么，不需要我再说了吧？。
那么为什么说改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的社会变革？
因为在经验上我们看不到一个先例，看不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同样我们也看不到一个共产党国家是由资本主义所领导的。这样的东西 -- 一个牛和虎的杂交物，在世界上不曾存在过。你也许见到过骡子；我们也许见到过狮虎，但是我们没见到过骡子，或者是牛与虎的混合物，我们没见到过。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东西没存在过。第二，共产主义的逻辑和市场经济的逻辑，或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逻辑，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在一方做出妥协之后，也许有一个短暂的蜜月，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期的白头偕老。经验告诉我们，我没见过这样白头偕老的先例。我讲的是从目标上来看；从内在逻辑来看，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从方法上来看，我觉得是，现在的这个改革方法，大家也讲过很多，我只用一个，叫做：政治上等死，经济上一点点放活还不是放得很活。其实中国的经济跟中国的政治一样，在很多领域都是受到很严重控制的。只是大家好像看到经济似乎活一点，政治似乎不太活一点。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是同步的，比如你看中国的方便面价格、石油价格、任何价格都受到管制。但是政治领域里面，你也可以找到很多自由，你私下你在饭桌上随便怎么说，甚至在博客里面随便怎么说，最多给你删掉，不会有人追究你，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大概是同步的，不大存在政治改革滞后的问题。至少这个差别不是很大。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从方法来说，它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它用制造危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它每一个改革都试图解决一个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但是这个方法本身，又带来了新的危机。因为这方法本身是不澈底的。但是它对支持者来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可以提供一个误导的解释。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腐败，你要看看中央纪委里面的决议，它说，中国的腐败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造成的，主要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遗毒，可是这些共产党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们一天资本主义的日子也没过过，他怎么会被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腐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提到两极分化，共产党认为两极分化状况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其实我们看到，两极分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徵，而恰恰是政治制度有问题才造成两极分化和腐败，而不是市场造成的。那么当在中国统治者暗示的是资本主义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时候，他赢得了很多很多海内和海外的掌声，这样他可以在私下窃笑了。
最后我想谈三点，一个谈谈「补天派」的前景；一个谈谈「变天派」的前景；当然再谈谈中国的改革情况。中国「补天派」的前景，就是中国改革的前景，也是改革所要改革的体制的前景。但是在我看来「补天派」，尤其是经过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补天派」他代表的是一个过去了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跟一些跟我认识的体制内的一些朋友交谈，他们私下也很开明。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补天派」，他们不想「变天」。可这个不想「变天」并不代表他们是一个信仰问题。那我问他，你为什么是「补天派」的呢？你觉得这「天」可补吗？他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是如果这「天」塌下来了，会砸死多少人。所以从我的情感上来说，虽然这个「天」很塌，但我不希望它塌下来，因为这「天」砸下来会伤人。今天的「补天派」和八十年代初的「补天派」的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基于「天」可补否，而是怕被这个「天」砸到，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补天派」了。当你问他，如果你要是「补天派」的话，你愿不愿意为补这个「天」做点什么？他说，很难，我不想做什么。他只是一个情感上的「补天派」。
最近北京开始「整党」了，这些体制内的「补天派」都要参与整党。你问他们喜欢「整党」吗？喜欢听五个小时的报告吗？他们肯定不愿意。你要说出去玩玩也许还行，你要让我回家写「整党」思想报告，他不愿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补天派」，同八十年代初的补天派已经发生变化了，虽然他们在人数上还是非常非常多。
那么「变天派」的前景，我觉得「变天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有一个共识，认这「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那么在中国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有明确的方向、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却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前的僵局所在。不过好在，从我在大陆所感受到的，「变天派」的人数，在以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在一天一天的增加。也许像严老师说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他就会多很多；有一个小事件他就会少一点；如果完全没有事件，大概就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需要有个事件来开启大家。
最后我想说一下改革的情景，我觉得改革的中国没有前景，中国的前景在于改制，而改制的前景就在于回到价值上来，回到改革所回避的价值上来。谢谢大家。
【编者注】作者简介：刘军宁，安徽人，一九六一年出生。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二零零二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开除。刘军宁被称为是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政治学者中的领军人物，着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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