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拍的片子不够好,那是你离的不够近!
这组照片，真实地记录下艾滋病人及其家人的生存状况，在第47届“荷赛”中获得当代热点新闻类一等奖，拍摄：卢光。
皮包骨头的艾滋病晚期病人。
艾滋病晚期病人。
艾滋病人腿部的疱疹，这是艾滋病发病的标志之一。
小夏（化名）的父母感染艾滋病先后去世。
儿子在给艾滋病晚期的父亲喂食。
老人想起死于艾滋病的儿子，不禁老泪纵横。
艾滋病晚期病人。
临终前的艾滋病晚期病人，拍下这张照片两小时后去世。
皮包骨头的艾滋病晚期病人。
父母感染艾滋病去世，两个孩子在严冬睡在铺着干草的屋子里，相互依偎着取暖。
这几头猪是艾滋病人家庭最值钱的财产，所以人猪同住一室。
小女孩给身患艾滋病的母亲端药
张老汉的几个子女感染艾滋病而死亡，78岁的他每天天刚亮就拄着木棍，步行十多里到县城乞讨，要来吃的带给76岁的老伴和孙子吃。可是现在他已走不动了。
艾滋孤儿指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他们并未感染艾滋病。艾滋孤儿小夏（化名）的手臂上刻满了“忍”“仇”“杀”等字。
这组照片，真实地记录下艾滋病人及其家人的生存状况，在第47届“荷赛”中获得当代热点新闻类一等奖，拍摄：卢光。
父母感染了艾滋病，读书对这些并未感染艾滋病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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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约70万 44万人不知自己感染
核心提示：昨天，卫生部通报，截至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70万，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
京华时报12月1日报道 今天是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昨天，卫生部通报，截至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而据卫生部等单位对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估计，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这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
65%受访者不愿与染艾者同室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公众依然歧视艾滋病病人。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与其他孩子在同所学校学习；接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同室生活。
卫生部疾控局艾滋病防治处副处长王维真介绍，根据卫生部门的估计，可能有44万人还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害怕被歧视而不敢接受检查、不敢暴露自己。
86.3%县市区报告艾滋病病例
王维真介绍，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处于总体低流行、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高流行的态势。虽然艾滋病疫情上升速度有所减缓，但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在2005年仅占0.4%，在2007年约占3.3%，感染比例有明显上升趋势。
同时，我国艾滋病疫情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今年1至9月，共有86.3%的县市区报告了艾滋病病例，报告病例数排行前六位的省份，总病例数约占全国的80%，分别是云南、河南、广西、新疆、广东、四川。
领导干部将上防治艾滋病课
王维真表示，下一步，政府会加大对疫情较重、边远和农村等重点地区和流动人口、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艾滋病宣传教育；继续加强行为干预工作，加大在暗娼和男男性行为人群中的干预力度，扩大干预措施的覆盖面；提高二线药物的可及性，逐步扩大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范围。
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策倡导和培训，将艾滋病防治课程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培训内容。
各省均成立艾滋病防治机构
卫生部疾控局艾防处负责人介绍，2008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88％的地州和重点县政府都成立了艾滋病防治领导机构；同时“四免一关怀”政策覆盖面也得到提高，截至2008年9月底，15岁以上艾滋病病人累计接受抗病毒治疗人数达5.3万余人，累计治疗1144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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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治平
2001年4月，在鄂西北的均川镇发现第一例艾滋病.
消息不胫而走，这个地区犹如发生了强烈地震，过去人们只听说在发达国家才有艾滋病，以为那是离我们还很遥远的事情，没想到，艾滋病一下子就降临到我们身边的农村里来了。那时，人人谈"艾"色变，整个地区一下子陷入了对艾滋病的恐惧之中，以至全镇出产的肉类、蔬菜、时令水果等农产品竟也无人问了。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有成批的农民因生活窘迫而外出卖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幸遭到艾滋病魔的袭击。贫穷、病魔再加上乡邻们的冷眼，这些艾滋病人一度曾从生活上、精神上陷入绝境。
可是，在抗击艾滋病魔中，那些曾感染上艾滋病的农村妇女命运如何？于是，我多次走进该镇，开始了我的探访艾滋病妇女之旅......
有人告诉我，要了解艾滋病农妇就一定要采访镇医院的夏治华医生。05年9月10日,我如约来到镇医院艾滋病人的"温馨家园"。一进门，迎面几个男的和女的正坐在那里谈家常，夏医生低声介绍，他们都是艾滋病人，因素不相识，我没有主动与这些艾滋病人打招呼，就径自跟随进了他的诊断室。
夏医生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了解艾滋病妇女的情况后对我说：他接待了很多做艾滋病研究的机构和个人，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上门来专门调查了解艾滋病妇女的情况。艾滋病妇女确实是一个特别要关注的群体，过去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比率还比较低，现在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均川镇，农村妇女感染的比例大约是100名艾滋病人中大约有42-43名女性，感染的性别比与全国、全世界基本接近，而且妇女是受害者多，妇女感染极易引起母婴传播。
夏医生说:每个艾滋病人，都要经历一个心理脱敏的痛苦过程，艾滋病妇女也不例外。当确认自己是艾滋病的瞬间，有的痴呆，三五分钟愣在那里一言不发，有的激怒大发脾气，有的痛哭，有的求生欲望强甚至给医生下跪，也有的脸色苍白，苦笑或淡然一笑。从总体来看，绝大部分艾滋病妇女比男艾滋病人的心理相对平静些，性格柔和些，也坚强些，心理扭曲程度也比男艾滋病人低，当妈妈的苦衷，最主要担心的是后代，对自己的生命无所谓，甚至是置之度外，在某些程度上，她们是为孩子而活着，因为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所以她们对疾病的抗力比男艾滋病人强。但是，艾滋病妇女也有很多心理障碍，最大的压力是社会的歧视和经济上的压力，尽管艾滋病妇女心理比较平稳，但当看到一个个病友离开人间时，艾滋病妇女还是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和恐惧感。艾滋病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有，一方没有，日子还好过点。如果夫妻都染上艾滋病，家里经济上几乎是枯竭的。有一些家庭，丈夫卖血感染上艾滋病，通过性传染给妻子，妻子怀孕又传给孩子，那就更雪上加霜了。"
我请夏医生能否叫几个艾滋病妇女进来座谈一下，他答应了。
我面前坐着六个艾滋病妇女，她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而且都很大方，毫不忌讳她们的身份，如果不是在艾滋病人的"温馨家园"，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她们是一群艾滋病人。刚开始，我小心翼翼地和她们交谈，尽量不涉及到她们的姓名和住址，没想到，她们在谈话中很爽快地自报家门，并将她们的姓名、详细地址乃至家庭电话号码都逐一告诉我。
当她们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农村艾滋病妇女情况的，一个个都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本珍："我今年35岁，是1993年-1994年卖血得的病，我出生才4个月妈就死了，我的哥嫂狠，我爸当不了家，17岁时我就出嫁了。婆家弟兄六个，丈夫也没妈，我嫁过去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分家只分了一间旧土砖屋，后来我们生了3个孩子，当时家里困难，3个孩子都要上学，我们也想把屋子换一换，看到村里有人卖血，我也跟着去，那时候村里人卖血真是卖疯了，听到哪有卖血的就剜墙拱洞地往那儿跑，我开始卖血还是到正规医院、血站去卖血，那里消毒比较严格，采鲜血时先量血压、体检，过3-4道关，后来村里有人跑黑道去血头那里卖血，那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有艾滋病，我第一次去见血头，还生怕他们不让我卖血呢，我拎了两瓶酒去见血头，那时湾里也有给血头送礼的，我当初不知怎么就像被鬼迷住了，后来回想起来，我这不是在给阎王爷送礼吗？那时候，黑血头地下采血，只要查出血型就摇浆，黑血头只要血浆不要血清，血浆摇下，然后再把剩下的血清回到我的身上，我也不懂，还以为把自己的血回到自己身上是好事，我一天输几次血的事也干过，我一次抽2-3袋血，一袋卖20元，后来就染上这种病。当初我只听说卖淫、乱搞男女关系会得病，不晓得卖血也会染病，要是早知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去卖血的，黑血头害惨了我们，他们自己也都没有好下场，他们是带头卖血、带头死，听说现在黑血头都已死光了。"
远芹："我只卖了一回黑市血就传染上了，当时是40元一针，我们村里女的感染艾滋病的至少有10人，都是卖血被感染的。那时候因为穷，屋里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就出去卖血，我原以为卖血没有事，如果晓得卖血会染病，就是给我1万2万我也不会去。现在我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太大，病人眼睛尖，想法多，看到不公平不顺眼的事，气得腿直发抖。亲戚们听说我是艾滋病，都躲着我，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亲戚家帮忙烧火，我做了20多盘菜端到桌子上，可满桌的人都不伸筷子，一个个说：我中午吃饱了，晚上不想吃了，给他们斟酒谁都不喝。一桌子的客人不吃不喝，你说急不急人？我知道，大家是嫌弃我，我急得喉咙直想吐血，于是赶紧打电话叫家里来人用摩托车把我接回去，从此后，我再也不出去帮人烧火做饭了。"
菊花："我19岁还没结婚就在卖血，我的腿从小就患有坐骨神经病，是个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丈夫也是艾滋病人，女儿上学虽然减免了学费，但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还得自己想办法，所以家里经济困难得很。我想贷款养猪，贷不到钱，银行怕我死了无人还贷款，上级扶贫给我们发救济款，扶助我们盖房子，村里也有人说，瞧，那几个卖血的倒发了，上级拨款扶持我们种袋料香菇，也有人说风凉话，艾滋病人想搞什么都难。现在，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吃药治病不要钱，对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们心里很平衡。我们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我走出去大伙张一嘴李一嘴，有的人当着我的面说得嘴直歪，走人家，亲戚们也都是给我们搞专门的碗筷，人走后把筷子、碗都甩掉，记者来采访我们，左邻右舍的村民们像看百把戏似的，我们不敢出去见人。"
德玉："现在，我心中最痛苦的是亲戚们的歧视。我娘家姊妹几个都在城里，妈还健在，弟弟在城里搞建筑，还有小车。过年时，我丈夫到妹妹家拜年，妹夫连门都不开，他们几家开车到我家来拜年，在门前场子里站一下，打声招呼，把礼物放在门口，门都不进就走了，气得我也决心不走这些人家了。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接近我，他们结婚后就走了，连电话也不跟我打一个，有了孙子后，媳妇不要我引孙子，连小孙子的衣服都不准我摸，孙子只要接触我，她就打孙子。我的掌柜的（丈夫）是杀猪的，在村里人缘很好，过去村民们都愿意找掌柜的去杀猪，自打我们夫妇两人得病后，村里人都不愿意让掌柜的杀猪了，就连我的婆婆杀猪也不找自己的亲儿子杀。可是村里有个老书记，他看过报纸后，知道艾滋病除血液、母婴、性生活传染外，其他的途径不容易传染上，所以他一直和我们来往，他家照样请我掌柜的去杀年猪，请我们去喝血花汤，还经常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玩，要我和他们一起打牌，他知道我没钱，就说打牌只画乌龟，不打来钱的，看来懂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
韶芹："我不是卖血，而是被输血感染上的，1999年做妇科手术割子宫瘤需要输血，当时为图便宜，找一个卖血的亲戚输血，没想到被感染上了。家里四口人，丈夫有高血压，全家只我一人得了这个病，提起病我就要掉眼泪，急得我耳朵也听不见了。现在我做生意，西瓜、苹果没人买，理发没人给我理，苹果烂了就没人要，你说急不急人？我得了艾滋病，一个妈生的兄弟姐妹态度也不同，姐姐吓得不敢见我，弟弟非要接我去他家玩，弟弟说，姐，你有病我不嫌你。人们害怕传染，但是每宣传一次，人们对我的态度就好一点，我心里就舒坦一点，街上做宣传活动，每宣传一回艾滋病知识，我心里头就吐一回闷气。"
菊萍："湾里人都说我是最造孽的人了，我爸卖血染上病已死，我一家兄妹四个都有艾滋病，大姐已死，我是老二，老三是妹妹，老四是弟弟，但是，我没有感到受歧视。前几天，有人到我家给我姑娘做媒，我姑娘没有艾滋病，我当时就打开窗户说亮话，说我们两个老人都有艾滋病，请做媒的人如实转告，第二天男伢就到我家吃中午饭，他长得五大三粗，是个蛮好的男伢，张口就对我说：我不嫌弃您们，我与您的姑娘过一辈子，又不是与您过一辈子。原先人们对艾滋病怕得很，经过反复宣传，现在要好一点，看来还是多宣传好。"
我问在座的几个妇女："你们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几个妇女异口同声地说：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我们心里平衡，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领导和医生，还有报纸、广播电视上要多宣传防治艾滋病科学知识，多做宣传广告，多办培训班，宣传多了，人们就不会歧视我们。
几个艾滋病妇女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不觉间已到中午12点，她们要回家了，分手时，她们再三诚恳地邀请我去她们家。我答应待秋收割完稻谷后再上她们家去采访，她们笑了。
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我把艾滋病妇女的呼声和愿望发出来,请网友帮这些艾滋病妇女想想办法,怎样才能让她们不受歧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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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毒扩散到中国高危人群之外 记者： 齐之丰
华盛顿
2008年10月7日
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说，艾滋病病毒在中国已经扩散到最初的高危人群之外。专家呼吁中国采取措施，阻止艾滋病病毒在中国普通人口中扩散。与此同时，中国从事艾滋病教育的非政府组织表示，在预防艾滋病病毒在中国普通人口中扩散的问题上，中国需要妥善应对一系列挑战。
*已经扩散到中国所有省市*
中国最先的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危人群是南方云南等地的吸毒者，以及河南等内地农村地区的卖血的人。最新一期的“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说，艾滋病病毒已经扩散到中国所有的省份，在男性同性恋者当以及性工作者当中扩散势头明显。
报告说，在云南省，艾滋病病毒通过异性性行为传播的病例在2006年增长了38%。从全国来看，感染病毒的妇女比例呈现大幅度增长，由1996年占感染者比例的7.1%增长到2006年的35%。男性同性恋者感染病毒的人数则增长了7倍。
为了避免艾滋病病毒在中国普通人口中全面扩散，有关专家建议在性工作者当中推广使用保险套，以干净的针具换取吸毒者使用过的针具，向吸毒者提供美沙铜帮助他们戒毒，给病毒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
*政府应努力防止在普通人中扩散*
在中国从事艾滋病教育的非政府组织北京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李丹表示，尽管艾滋病病毒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扩大，但是，中国还有机会做出最后的努力，制止病毒全面扩散传播；但是，人们应当意识到，中国在这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李丹说，首先是中国的性教育还很不发达，很不完善，不要说中小学的性教育十分稀少，近乎没有，就是在大学生当中，性知识也是十分匮乏，导致许多人只是通过色情的音像材料获得一些支离破碎的性知识，而这样的不完整的性知识只是刺激年轻人的欲望，没有责任和安全的教育。
另外，李丹说，尽管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已经相当开放，但是中国社会整体依然是传统而保守的，因此，在规定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以及用干净的针具换取吸毒者使用过的针具以避免艾滋病病毒扩散的问题上，中共政府面临一些现在还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这牵涉卖淫和吸毒合法化或非犯罪化的问题。他说，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到目前也没有克服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预防艾滋病的政府投资是否能得到中国公众认同。李丹说，他在艾滋病教育和救助的实际工作中遇到许多人质疑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他们认为政府的公共卫生投资应当投资于癌症病人这样的病人，而不是卖淫、吸毒者。
李丹说，他完全理解中共政府所面临的这些艰巨挑战。他认为，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是政府放宽政策，让民间组织能够充分发展，应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所造成的挑战：“无论是卖淫的人也好，还是吸毒的人也好，他们都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政府不可能堂堂正正，很公开地把这些边缘人群纳入到自己的政策里来，把他们纳入法制化轨道，这是很难的。因为主体的人群还是很保守的。要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文化保守的国家实现这些合法化，实现这些投入，由政府来做是不太现实的，会受到很多的阻力。这些我先前讲过了。那么，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把这些事情交给民间组织去摸索，由民间自发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消除这些问题。”
科学家们通过分析鉴别病毒基因，认为艾滋病病毒是在1980年代通过贩毒的人从东南亚出产大量鸦片的“金三角”地区最初传入中国的。艾滋病病毒后来在中国河南等内地地区扩散，原因是非法的卖血站把感染病毒的血液输给卖血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