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宪章发布，有人被抓，形成新闻，海内外皆知。对此笔者谈些看法。
其实，宪章所述都是人皆知之的民主常识。这个民主常识之所以引起注意，不在其内容，在其形式。什么形式，就是他诉诸的对象。他诉诸何种对象，诉诸党和国家。什么党？共产党；什么国家，党国。于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我们说，如果作为一种民主抗争，否定国家意志，实行反对运动，则此文件，可喜可贺！因为，这是一种民意表达和独立精神——或言，这是对于皇帝上书的奏折，要让党国和政权一起，过来参加宪政游戏，说是大家排排坐，不分先和后。那么，这个所谓宪章，意义为0；成为民、君对谈。这种民、君对谈本身，就是一种天方夜谈，海市蜃楼。可惜，这个文件在此方面的性质，模糊不清，罅隙甚多！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前此论述的自由主义定义，就是自由主义之作用于国家政治论，是在民主政权或者正在染上民主色彩的政权之下，而非对于毫无可塑性的极权主义国家意志，谈论自由主义。也就是说，民主和所谓开明专制的国家，可以由权力机构和人民团体互动互涉，实行国家干预或者不干预，国家改革和保守——但是，这不是在极权政权范围内进行的互动——这个政权，本来就不可能产生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和谐与互动。所以，厘定这个前提，是人们清晰定义宪政——不管是47年宪政还是08宪政的关键——也应该是08宪政之要件。如果人们明确说，这个宪章明摆着就是一道上书，敦请国家大员参与民主进程，实行党禁开放和自由民主，并且同时请求他们或与共治，那么，这个原则，就成为本身否定宪章的暗道陈仓！
90 年代以来，中国所谓自由主义者始终在厘清这个问题上不遗余力，混淆视听，模糊是非，出现一轮论伪自由谈式的为党辩护说。这类辩护，从他们申明胡温新政开始，又要他们引领民主社会主义，又要实行与共产党的和解共生，互不批判和追究，产生忘怀1949年以来的一切历史的改革论，胡赵论。这种强调的内涵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党，产生了宪政主义思想，那么，从土改，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以来的一切罪恶，就可以一笔抹杀——反之，你如果不容此恶史，共党存在合理性就会湮灭。于是，他们说话的内涵就是，他们只要明天好，那么，昨天之恶，就会在所谓什么宣言里，一了百了了！这个伟大的中国梦一直以来，萦绕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头上，从来不曾消失。所以，08宪章以一种堂而皇之的文件笔调，阐述了一个显然是文墨华丽的民主文件——但是，在如何估计49年以来之历史上，却是一笔带过，举重若轻，好像一切都被普遍原则的重复所装饰起来，不必多言。而我们认为，如果要郑重其事地宣言民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以实实在在的内容，对于中共历史上不得其法的过程，予以剖析和澄清。
要对他们现在或者58年以来的所谓宪法，实行一番辨析和明证。
要对这个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的宪政之反的内容，做出说明和批判。
要对这个政权之所以不可以结合民主法治，进行明白说明。
要分清什么是民主自由的载体，自由主义载体，什么是载体颠覆。
要说明的，不但是宪政历史，还有宪政实行的必然和充分前提，就是允许批判共党不合法性——如果没有这些分析，这个宪章就是一纸空文。
其所起作用，和一切党内所谓改革派和民主派一样，不过是在延缓和迟滞对于极权主义政权的尽数剖析和解构。
重复而言，如果宪章是针对新一轮革命和民主的发动，那么，他成为时代心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果，他不过是要人们和国家意志和党八股一起，玩一种他们认定的自由主义游戏——那么，这个宪章，就成为一种传统的政治骗局。我们说过，自由主义，是在民主国家载体上，实行的民意和国家意志之互动，那么，这种互动，不可能在极权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互动—— 他们只能和伪自由主义者，进行某种勾结。
正像有些作者所谈，中国发生大变化，要有一种国际间的所谓乱局出现，方可产生真正的效应。89年运动乃至57年匈牙利起义，之所以被扑灭，正是因为所谓国家间稳定压倒一切使然的美国政策。美国舆论在国家利益之外和外交利益之外的泛民主、泛自由叫嚣，成为匈牙利人和中国人以为变局到来之先声。其实，变局对于中国人而言，尚未到来——时有蹊跷，六四变局被老布什和斯考特罗夫特枉顾以后，苏东解体，世界变化——这是一个难以接受又皆大欢喜的事件。七七宪章和哈维尔，不可能在苏联存在的时候有具体的颠覆意义，而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方才可行（我们肯定估计他的文本意义。如此而已！）
六四，对于中国人，成为一种新禁锢之开始；对于苏东，却是开放和解体。这个事件说明，大环境，在产生偶然性的时候，美国和中国连手，完结了六四情结，而他们却另辟蹊径，既找到了苏东的泛美化和民主，又找到了中国市场对于美欧的、仅仅是复合其国家利益（美欧国家利益）的开放。
所以，他们一方面说，历史结束了——一方面说，和中国战略关系，刚刚开始——这就是所谓"大环境"之变和不变——这是中国人绝对的悲哀。（远说，中国近代以来，就是以夷制夷，定制国策，行权宜之计——以英日同盟，对峙于德法俄——中国或择俄抗日，或择英抗日，或择非日国抵制之，等等——大环境抗日，最终，是苏、美参战——当然，不能否认蒋介石十几次重大战役之阻遏日军——但是，大环境，还是国际势利使然。）
所以，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一定要有国际政治势力的觉醒和参与，也就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实行对华政策的挺民主，挺宪政新政和"改变"。没有这个势利的进入，没有这个势利对于中国官场经济的解构，没有这个势利对于民主力量的权衡和支持，国人民主，是一种势单力薄之举。究其原因，与其说是中国政府在支撑这个国产政权，不如说是美欧经济势利，在支持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敦促美国未来总统对于宪章发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反之，没有国际实力参与和奥巴马政府的参与；如果他们一如既往地认可中共政府，并且与之采纳批判和连手的双向策略，那么，宪章所谓，只能搁置在不发生大事件的认知层面上——而认知层面，不应该是此次宪章运动的宗旨——这个运动的宗旨，应该是敦促美国实行新的对华政策和对共政策——可惜，这个世界观，自自由主义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被放上西方政治学主流地位。
我们在阅读约翰.穆勒和其他西方政论家作品的时候，对于他们主张对印度等殖民地实行专制统治的言之凿凿，印象深刻。所以，当西方主流知识份子在支持匈牙利价值和纳吉价值的同时，艾克和杜勒斯，并无此意——在中国，中国人支持宪政民主的时候，美国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也是考验大事件、大背景是不是应时到来的关键。
总之，09年是一个重要变化年。中国人的民主变化，是不是会到来，很重要的因素，是看美国对于中国官场经济的态度——而中国民主势力，是不是作用有效，就看他们是不是懂得了自由主义载体，究为何物？
上述问题之解决，是我们期待民主的两大要素。
（《自由圣火》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