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岂不知，第一个“显著特点”之为用，就表现在它与科学的不相容上， 它在根本上就是反科学的。这一点，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有深切的认知：“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只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言纲要和作者简历》) 方先生之论，揭示了反右派运动的认识论原理。 

    毛泽东对“两论”的核心价值（为无产阶级服务）别有用心地绝对化和走火入魔，和对核心概念（实践和矛盾）的神化和异化，这就导致：一般共产党人在认识和行动上宁左勿右；毛本人则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售其奸。让我们先对第一个特点加以剖析：第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是“两论”的灵魂。从客观存在到主观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及其逆过程，都有阶级性。阶级性是贯穿全过程的红线。把阶级性的学说拔高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的发明；如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如脱离阶级性，就是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会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魂附于体，则会得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结论。这就是其核心价值之所在。谁阶级斗争的叫嚣尖锐刺耳，谁便是阶级觉悟高。例如在文革中，工宣队要教师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要扫除一切非阶级的修正主义观点。要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中，分析出阶级斗争来。”现在你觉得滑稽可笑，可那时候却是郑重其事的。荒唐吗？如果说“荒唐”，荒唐不在工宣队，工宣队没有说错，只能说是《实践论》荒唐。你总不能说数学理论不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思想吧？你总不能说数学思想可以免打阶级烙印吧！其实呢，不仅数学，所有自然科学都没有阶级性。你说“万有引力定律”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即便对于毛本人，阶级说在《实践论》中也站不住脚，例如我所指出，并且还要继续指出的它其中出现的错误，就不能说是由于他的富农阶级出身，只能说，其中之一是由于他个人的科学素质太差。这个使他立于必败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他强调“一个是它的阶级性”这一“最显著的特点”的认识论中，是空白一片。而在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的“发生认知论”里却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毛上学的时候严重缺门，数理化知识一窍不通，这就形成他认知结构（皮氏术语叫做“图式schema”）的严重缺陷，无法正确地纳入此一新的命题（皮氏术语叫做“同化Assimilation”）以扩建图式。这就需要主体改变动作，补上缺陷，改建图式，以适应认知需要，这叫做“顺应（accommodation ）” 。由于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所以只要一接触到自然科学的问题就出岔子。兹举小例子一个。人们论说哪门学科的时候，总是要用那门学科的学术用语，如上的“图式”、“同化”、“顺应”等，一般人说是“行话”，如果不用或用错，就算是说了“外行话”。他在《矛盾论》中有两处说：“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在化学教科书中，只有化合、分解、置换、复分解这样的术语，没有人把“化分”当作术语用的。而当他在前面引用的列宁的原话，却是这样说的：“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可见列宁比他内行。在文革中，那句有名的“吐故纳新”语录，说要吸进“新鲜氧气”。这又是外行话，只能说新鲜空气，“氧”是化学元素，不分新旧，就像不能说“新鲜氢气”一样。如果联系到他在大跃进中瞎指挥的深翻土地、密植、土法炼钢，等等，更说明他对自然科学简直不识之无、太外行了。可他却硬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这样，他就把辩证法变成主观主义的诡辩术，由着他信口雌黄罢了。

　　广为流传，众所周知：1958 年10 月，毛泽东来湖北视察，下榻在东湖客舍。李达求见蒙允后，便与毛谈起了哲学。李问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便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李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总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他继续问毛：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直截回答：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在场的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对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适可而止。毛泽东看见了，冲着梅白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争论到后来，梅白说：我们打电话让他们取消这个口号。可是李仍然说：口号取消，思想不取消还是不解决问题。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毛说：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在返珞珈山的汽车上，李还对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呀！客观，主观，实践，理论，讲得多好呀！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由着头脑发烧的毛泽东为所欲为，瞎指挥一气，终于酿成饿死4600万人亘古大惨剧。被李达言中了。而李达也为自己的逆龙鳞的一次忠言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临死也没弄清《实践论》、《矛盾论》既然那么好，它们的作者怎么竟能用如此荒谬绝伦而又不可理喻的“实践”来体现它们啊？

    这就说明，除了科学素质的缺陷以外，毛的道德素质也太成问题。正如他自己说的：“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他对李达的态度固然是不谦虚，但另有政治野心的原因，所也就不简单是个不谦虚的问题了。至于说“诚实”，他把自己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科学家归为老实人，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王明、李立三归为大不老实的人。以一个数学得零分的人，毛竟敢胆大包天地奢谈基本粒子！难道在这个领域他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有发言权吗？简直是瞎胡闹，乱弹琴。这是把哲学当玩意儿来玩弄。学他的样，我可以全面地天才地对毛泽东的胡充八当加以发扬光大，对现有的任何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包括诺奖获得者），闭起眼睛、装腔作势地说：“里面仍有不完善、不正确之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相信不出百年，我的这句废话就可能应验；当然啦，即便应验了，也不能说不是废话。林彪就对他儿子说毛：“他不应当装作什么都懂得，好象万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国计民生，不懂得经济规律，所以想法古怪，乱弹琴。” （《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他总是不懂装懂，不能装能；以一知充多知，以一能充多能；甚至以无知充无所不知，以无能充无所不能、充万能。科学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的产物，毛所缺乏的正好是此二者。所以在毛面前，如果你要当老实人，如哲学家李达，实话实说，不为“无产阶级=毛泽东”服务，他就叫你立即灭亡；如果你要不当老实人，如自然科学家钱学森，曲意奉迎，为“无产阶级=毛泽东”服务，以“科学论据”来论证亩产多少、多少万斤是可能的，就可以让你立马飞黄腾达。这便是《实践论》的社会效应；以民谚为证：“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坑害了当牛做马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是毛泽东造成的――引者注，下同），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这不仅是毛所最缺乏，而且是他直接违反的），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他对中华民族的奴役，不论是饥饿、迫害、死伤，也不论是恐怖、欺骗、精神施虐，都有甚于异族侵略，和有甚于希特勒之对待犹太民族）。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远了不说，且看中国人，包括共产党人，怎样挨过了这60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623）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同上，页445）实践是人类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什么叫“自觉”？什么叫“能动性”？什么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就是说，首先得有主观。要明白，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唯一的主体。“主观”是主体之魂，是一种精神。当然，见之于客观，那样，精神就变物质了。实践就是精神变物质。在这里，不证自明的结论是，主观在先、客观在后，精神在先、物质在后，认识在先、实践在后。如果失去了主观，那么，人就与物无别了，人的活动就成为物的“被动的受动性”了。可是，这样的认识，就动摇了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条。这里不多谈涉及到第二个特点的问题，我暂且把话题限制在两个特点的交集处，随后在下一篇我还会专门对此详加论证。现在我们来把毛的言行和马克思的话相印证：“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第１６頁）《实践论》虽然言必称“实践”，但它本身并不是实践，而是认识，也必须受实践来检验。《实践论》是由它的主体创造的一个精神客体，如果我们首先由它的主体的实践来检验它，那么，这正好是论证了它的副标题：“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有必要认真看看毛泽东思想----毛的精神究竟变出了什么物质？以前的不说，但看他从延安时期确立毛泽东思想以来的所作所为，诸如：对受骗前来投奔“民主、抗日圣地”的青年男女“抢救”得死去又活来；不抗日，让日本多占地；诱发“皖南事变”，消灭党内异己项英的势力；开展种鸦片、亡国灭种的大生产运动；政府达到“抗战必胜”，要继续实现“建国必成”的时候，毛在党内批判“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外，利用在深山背后养精蓄锐的八路军，去夺城市、抢地盘，把人民又投入到内乱的血海之中；为了驱使贫农当炮灰，用流血的方式斗地主、分田地。篡政后，把国家机器变成绞杀机，机声隆隆，日夜不停，数以百万、千万地屠杀。这已经是现存老、中、青年人所经历或部分经历过的，无需详述了。恐怕这就是令哲学家李达大惑不解处：是毛说明白话、拉糊涂屎呢，还是“两论”根本就是两堆糊涂屎？有一位毛的信徒，网上的名字是“直方大”，他秉着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信条，写道：“判断其是对是错，则取决于评判主体的阶级立场，评判的标准实际上早就由主体的阶级立场先验的决定了，而不需要通过什么‘实践’来‘检验’。如果非要‘检验’，那就一定会各说各话，而绝不可能得出一个大家都一致同意的‘真理’，因为大家的 ‘标准’根本就不同。毛泽东思想是穷人的真理，是被剥削阶级的真理，是一切爱国者的真理，岂容一小撮不自量力的走资派检验！” 如果你认为这个说法太蛮横、 太荒唐，太让人啼笑皆非， 那毛所指出的“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个特点，就只能合乎逻辑地导出这种荒唐性质的结论。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作“毛派分子”的郭传志，在齐长篇大论中说：“而社会实践包涵着阶级斗争，因此，真理的具体标准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标准，反过来就是资产阶级、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官僚买办力求打击扼杀的标准。尤其是社会实践，离开阶级斗争谈真理标准是荒谬不经的。”　（　《迟到的批判——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乌有之乡网站）那就是说，真理是各个阶级自立标准。

    按常理说：“科学无禁区”。如果要讲“阶级性”，那么，对科学就必然要设禁区。这也就是为什么为共产党的决议所明文规定的“彻底否定”或不完全彻底否定的文革和反右等，至今人仍不许大家研究的缘故。所以在这样的认识论强行指导下，所有的科学成果都只能胎死腹中。我是教师，我只知道６０年来除了诠释语录之外，没有产生一部称得起科学的教育理论著作，也没有产生过一位教育家。而对所有此前的教育家，从孔老夫子到陶老夫子，无一不是遭到掘墓鞭尸，以便让“毛泽东教育思想”横行无阻。而他的教育思想，认真地说，是毁灭教育的思想，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

　　因为毛数学得零分（倒不要求他成为数学家），就使他失去了接受严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的机会，造成他说话颠三倒四，逢说东就说西。就以他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来说,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强调 “言者无罪”,这样费尽心机，经过千呼万唤, “党外朋友”才出来讲话的。可他一翻脸,上百万人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他却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说:“资产阶级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先不说他说的“行者”,也只是男盗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说词;权且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读，接下去便是:：) 另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 《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8)我倒要责问后来发表过名诗句 “不许放屁”的毛大诗人：怎么 “无行动”、不是 “行者”,“言者无罪”按说该对他们完全适用,他们也成“另有一种右派” 了呢?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又如，他前面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又后面说知识越多越蠢，越反动。这是什么意思？――是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所以最不蠢，最不反动呢?还是说知识分子知识很多，所以越蠢，越反动？反正是前言不照后语。还是让我们回到《实践论》的例子上，他说：“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外来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一论断，就是不合逻辑（先不说他这话是撒谎、居心骗人）的。谈“统一战线”，至少也必须是国、共两方；“有些外面的人们”――这种说法可证，“外面的人们”绝不是指国民党的正式代表团， 那么，‘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怎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呢？合乎逻辑的说法应该是：“他们确知国民党对团结抗日的态度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现在看到共产党也是如此，既然双方都是如此，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

　　他的说话逻辑混乱，连他的著名秘书、党的权威理论家胡乔木都看不过去了。毛泽东提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对此，胡乔木说道：“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假如中国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定要抖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用三段论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么地方？小前提在什么地方？”（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页304）这么外行的领袖来奢谈认识论，还要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驱赶着人们去“实践”，可怜的中国人只好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其中遭到牺牲的就有上述那位为他写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被他赞为“极好”的大哲学家李达。

　　其实，不仅自然科学，而且所有的科学，只要称得起科学，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因为科学是研究和揭示“规律”的，规律对各阶级一视同仁，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如，作为内隐的 “各种思想”之外显的语言及其规律――语法，连斯大林都承认它没有阶级性。可是，用《实践论》的逻辑，将会大惊小怪：“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嘛！”其实，即如《实践论》中揭示的所谓“人类的认识秩序”，也是只有正误、深浅、偏全之分，而绝无姓资、姓社之别。至于说“为无产阶级服务”，这和“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云云一样，统统都是鬼话、都是滑天下之大稽！林昭说：“人民在公厕里！”林彪说：“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史海钩沉] 《林彪日记言论毛泽东》）可以很平静地陈述如下的一个事实：中国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除他毛泽东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在做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里，毛之下的第二人，原本是工运领袖的刘少奇，现在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子，当然刘一伙的人全属资产阶级了。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该属于无产阶级了吧？可是你看，正统帅以下第二人，在宪法、党章上明文规定要接正统帅班的副统帅，都成“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了。林彪对毛认识到：“全党是谁呢？现在成了毛泽东一个人了。一个人！他做事没有限度，凡事做绝了。绝了就是一点论，必有大恶果。恶果大了，就显露出来；恶果小了，还勉强压得住。”（《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冠以“无产阶级”头衔的文化大革命，他的领导小组组长该是铁打的无产阶级了吧？也不，他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再说最下层，习惯上把手上有人屎的掏粪工当作卑贱者（就是毛说“卑贱者最聪明”的卑贱者），如果他同时还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国劳模，更可见他该是个“够格”的无产阶级了吧？这个人是时传祥，工贼一名。所以，在中国，把“无产阶级”四个字置换为“毛泽东”三个字，就见真精神了。毛一命呜呼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只是在毛死后才成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死前给他定的阶级属性是：“邓小平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蒋介石早说过：“我们深信中国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更信中国如有无产阶级专政，必是‘流氓无产阶级专政’。”（转引自[黄花岗]总十期第117页）中共只能建成流氓无产阶级专政。这话能否成立？那就完全取决于毛及其喽啰们是否一锅煮、全是流氓？跟他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在公开的会议场合，就大骂他是“政治流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摸他生活糜烂的底细，说他是道德流氓；最大的右派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一般的右派、资深记者戴煌接受媒体采访，说“毛泽东是大流氓，大骗子”。他的亲密战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彪说：“至于独裁，那是肯定的。毛自己也承认。你们不觉得他象个痞子吗？太象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甚至早在井冈山上，朱德和毛泽东就当面对骂，“毛骂朱是军阀，朱骂毛是痞子”（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页４３９）。至于他的喽啰们，从早年湖南农民运动中在太太小姐牙床上打滚的“革命先锋”，到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打、砸、抢、抓、抄、奸、淫、烧、杀，最坏的那部分红卫兵，无一不是灭绝人性、充斥兽性的大小流氓。这不仅从事实上确证蒋先生论断的正确性，而且也符合毛《矛盾论》的原理：矛盾的、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这就决定了所有运动的性质都是痞子运动，毛专政的性质是流氓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根据自己紧跟毛泽东的一生，最后醒悟到：“中国的祸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权了，什么都好说了。”（《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

    按毛泽东的说法：“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转引自郭建宁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纲要》，页100）所以，从《实践论》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便是一部“为流氓无产阶级服务”的“痞子认识论”,也即当代中国大陆 “斗争哲学的发展史”，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理论根据。批《武训传》，是因为武训这个贫下中农违反毛泽东思想，不搞“造反有理”。批胡适，是因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批胡风，是因他反对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图腾，而不是把小册子吹捧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纲领。反右派，是因为他们要独立思考，要反对“党天下”。批“反冒进”，是因为“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批杨献珍，是因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批自己的文化二奶郭沫若，警告他不要再骂秦始皇；其实郭是秉承第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才把史学搞成影射史学的；开始是用秦始皇影射蒋介石才对之泼妇骂街的。这本是一笔功劳；即便不提，也应该算作一笔旧账让它烂掉。因为，一旦我们唯一的“无产阶级＝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时，郭二奶迅即改口称颂“千古一帝”了：“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纣王开其端。”鹦鹉学舌，已经够意思了，连暴虐无道的殷纣王也给“遵旨”平反了。谁知我们唯一的＂无产阶级＝毛泽东＂竟能是一个“老狗不忘千年食”的算旧账狂！这时，毛已把中国史，在贯彻“最显著的特点”下，归结为一部“儒法斗争”史了。治史如此，反映现实更是削足适履。还有什么真理可言？为无产阶级服务而已矣。我记得看苏联电影，一个乡下人向列宁寻问农民的真理，列宁说：“你把粮食交出来！如果不交，我们就消灭你！这就是我告诉你的真理。”（大意）斗争哲学的真髓就是“消灭”，包括消灭人的独立思考，消灭真理，消灭真理的载体（肉体），造成毛泽东思想之外，再也无任何真理存在之余地。这就是《实践论》告诉你说的真理。

根本问题不在于《实践论》的基本精神是反科学的，而在于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通过科学研究而获得真理。他翻云覆雨，三天说“东”、两天说“西”，你听他哪句话？其实他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真理；充斥于他脑子的是“权力”。张顯揚先生在<<毛發動文革，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一文的结尾说:“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裡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开放>>杂志2006年5月号)。

《实践论》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为无产阶级什么服务的？为“夺权”。所以它是夺权的“棍子”和“刀子”，这次是要打杀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和周恩来等经验主义者。《郑振铎“反右”日记：感叹毛泽东“阳谋”用得妙》，其中说：“大家，包括正被批斗和将被批斗的“右派”们，第一次看到‘阳谋’这个词，无不感到新奇，叹其旧词翻新之妙，同时深感这个词内含的肃杀之气。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篇‘取而代之’的夺权斗争哲学，作为棍子、刀子，一路打杀而来，徒子徒孙们视为传家法宝，爱不释手，连呼：“宝刀！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