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为什么是反科学的？（上）　　

－－评第一个“显著特点”

　　魏紫丹

　　《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和《矛盾论》，合称“两论”，一向被中共奉为中国革命的经典之作，直至今日仍被吹得神乎其神。人民日报刚一公开发表它们的时候，我正在高中读书，像着了迷似的，抓紧课余时间一遍遍地阅读。今天，联系共产党对大陆统治的６０年，特别是我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右派之后进行思考，我发现共产党，特别是集中地表现在毛泽东身上，一桩桩、一件件阴险毒辣的阴谋、伤天害理的罪行，无不可以在“两论”中找到哲学根源。特别是作为“两论”的综合发展、成为反右与文革的指导思想的《正处》（他们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昵称），更被当作当今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些党内外的人们，是何等的健忘、荒谬、居心叵测啊！难道你们忘了残酷迫害致死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甚至于把一个掏粪工时传祥打成工贼，这都正是“正处”的范例吗？更别说《正处》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从“四类分子”发展成“五类分子”、到文革时更壮大成“九类分子”－－他们的遭遇了。现在看来，有许多对共产党及以毛泽东为首的各代领导核心的批判，多是隔靴搔痒，即便涉及到这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现在合称“三论”的斗争哲学之树，也只是在上面掠叶、折枝，都不是刨根究底，釜底抽薪。

《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第一个“显著特点”让我想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条毛氏原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页）现在我来鹦鹉学舌：“为无产阶级服务，不知道无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在做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里，毛之下的第二人，原本是工运领袖的刘少奇，现在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子，当然刘一伙的人全属资产阶级了。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该属于无产阶级了吧？可是你看，正统帅以下第二人，在宪法、党章上明文规定要接正统帅班的副统帅，都成“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了。林彪对毛认识到：“全党是谁呢？现在成了毛泽东一个人了。一个人！他做事没有限度，凡事做绝了。绝了就是一点论，必有大恶果。恶果大了，就显露出来；恶果小了，还勉强压得住。”（《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冠以“无产阶级”头衔的文化大革命，他的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该是铁打的无产阶级了吧？也不，他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再从最下层的卑贱者里去找，习惯上把手上有人屎的掏粪工当作是卑贱者（就是毛说“卑贱者最聪明”的卑贱者），如果他同时还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国劳模，更可见他该是个“够格”的无产阶级了吧？这个人是时传祥，工贼一名。资产阶级司令部总司令刘少奇跟他握过手，所以他就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资产阶级掏粪工。这样说来，在中国，别看有七、八亿人口，却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除他毛泽东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果把“无产阶级”四个字置换为“毛泽东”三个字，就见真精神了。毛一命呜呼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只是在毛死后才成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死前给他定的阶级属性是：“邓小平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有一种说法，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毛共”，这倒是反映了“全党成了毛泽东一个人”的实际情况；据此，就该把中国无产阶级也实至名归为“毛无”。为什么说《实践论》是反科学的呢？因为它的由立场来决定是非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就决定了它与科学是无法相容的，它从根本上就是反科学的。这一点，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有深切的认知：“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只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言纲要和作者简历》) 方先生之论，揭示了反右派运动的认识论原理。

毛泽东对“三论”的核心价值（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别有用心地绝对化和走火入魔，和对核心概念（实践和矛盾）的神化和异化，这就导致：一般共产党人在认识和行动上宁左勿右；毛本人则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售其奸。让我们先对第一个特点加以剖析：第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是“三论”的灵魂。从客观存在到主观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及其逆过程，都有阶级性。阶级性是贯穿全过程的红线。把阶级性的学说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的发明；如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如脱离阶级性，就是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会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魂附于体，则会得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结论。这就是其核心价值之所在。谁阶级斗争的叫嚣尖锐刺耳，谁便是阶级觉悟高。例如在文革中，工宣队要教师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要扫除一切非阶级的修正主义观点。要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中，分析出阶级斗争来。”现在你觉得滑稽可笑，可那时候却是郑重其事的。荒唐吗？如果说“荒唐”，荒唐不在工宣队，工宣队没有说错，只能说是《实践论》荒唐。你总不能说数学理论不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思想吧？遵循《实践论》，你总不能说数学思想可以免打阶级烙印吧！其实呢，不仅数学，所有自然科学都没有阶级性。你说“万有引力定律”的阶级属性是什么？以毛本人为例，阶级说在《实践论》中就站不住脚，例如我所指出，并且还要继续指出的它其中出现的错误，就不能说是由于他的富农阶级出身，只能说，其中之一是由于他个人的科学素质太差。这个使他立于必败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他的认识论中，是找不到答案的。而在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的“发生认知论”里却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毛上学的时候严重缺门，数理化知识一窍不通，这就形成他认知结构（皮氏术语叫做“图式schema”）的严重缺陷，无法正确地纳入此一新的命题（皮氏术语叫做“同化Assimilation”）以扩建图式。这就需要主体改变动作，补上缺陷，改建图式，以适应认知需要，这叫做“顺应（accommodation ）” 。由于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所以他就成了一个科盲，只要一接触到自然科学的问题就出岔子。兹举小例子，从细微处见精神。人们论说哪门学科的时候，总是要用那门学科的学术用语，如上的“图式”、“同化”、“顺应”等，一般人说是“行话”，如果不用或用错，就算是说了“外行话”。他在《矛盾论》中有两处说：“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在化学教科书中，只有化合、分解、置换、复分解这样的术语，没有人把“化分”当作术语用的。而当时他在前面引用的列宁的原话，却是这样说的：“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可见列宁比他内行。在文革中，那句有名的“吐故纳新”语录，说要吸进“新鲜氧气”。这又是外行话，只能说新鲜空气，“氧”是化学元素，不分新旧，就像不能说“新鲜氢气”一样。如果联系到他在大跃进中瞎指挥的深翻土地、密植、土法炼钢，等等，就更能说明他对自然科学简直不识之无、太外行了。可他却硬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个客观规律。”这就既无知又无耻了；他把辩证法变成诡辩术，由着他来信口雌黄罢。

　　广为流传，众所周知：1958 年10 月，毛泽东来湖北视察，下榻在东湖客舍。李达求见蒙允后，便与毛谈起了哲学。李问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便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李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总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他继续问毛：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直截回答：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在场的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对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适可而止。毛泽东看见了，冲着梅白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这里表现出毛的一个条件反射，只要你说实话，他就想到要划右派。

　　争论到后来，梅白说：我们打电话让他们取消这个口号。可是李仍然说：口号取消，思想不取消还是不解决问题。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毛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在返珞珈山的汽车上，李还对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呀！客观，主观，实践，理论，讲得多好呀！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由着头脑发烧的毛泽东为所欲为，瞎指挥一气，终于酿成饿死4600万人亘古大惨剧；被李达言中了。而李达也为自己的逆龙鳞的一次忠言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临死也没弄清《实践论》、《矛盾论》既然那么“好”，它们的作者怎么竟能用如此荒谬绝伦而又不可理喻的“实践”来体现它们呢？

这就说明，除了科学素质的缺陷以外，毛的道德素质也太成问题。正如他自己说的：“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他对李达的态度固然是不谦虚，但是由于另有政治野心的原因，所以也就不简单是个不谦虚的问题了。至于说“诚实”，他把自己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科学家归为老实人，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王明、李立三归为大不老实的人。以一个数学得零分的人，毛竟敢胆大包天地奢谈基本粒子！难道在这个领域他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有发言权吗？简直是瞎胡闹，乱弹琴。这是把哲学当玩意儿来玩弄，以哲学的泛泛而论，代替科学的具体实证。学他的样，我可以全面地天才地对毛泽东的胡充八当加以发扬光大，对现有的和未来的任何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包括诺奖获得者），闭起眼睛、装腔作势地说：“里面仍有不完善、不正确之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相信或迟或早，我的这句废话就可能应验；当然啦，即便应验了，也不能说不是废话。林彪就对他儿子说毛：“他不应当装作什么都懂得，好象万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国计民生，不懂得经济规律，所以想法古怪，乱弹琴。” （《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他总是不懂装懂，不能装能；以一知充多知，以一能充多能；甚至以无知充无所不知，以无能充无所不能、充万能。科学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的产物，毛所缺乏的正好是此二者。所以在毛面前，如果你要当老实人，如哲学家李达，说老实话说，不为“毛无”服务，他就叫你灭亡。自然科学家钱学森，三次写文章曲意奉迎，为“毛无”服务，鼓吹大跃进，所以能够飞黄腾达。第一次是在1958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发表《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的文章，说：“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第二次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上前引用民歌：“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然后就着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的消息，经过科学推算得出结论：“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第三次是在1959年第5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文中说：“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科学家为大跃进提供“科学依据”，之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范例。看看钱学森在文章开头是怎么说的？他说：“这几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无论在工业战线、农业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同一设备条件和土地上，生产量提高了许多倍。由于这种生产上飞跃的发展，也就出现了一连串新的科学技术问题，要求科学工作者去解决。我在这里想提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农业高额丰产技术中的力学问题。”这样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态度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之至了。当然不止一个钱学森。再如，医学家可以用生理解剖学来论证人身上具有巨大的大跃进潜力。报纸上这样宣传：人的器官，比如肾，一个就够用了，另一个是备用，所以即便毁了一个也不会危及生命。这一些理论，要是比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来，还称不起是彻底的唯物辩证论者。这还有什么科学可谈！反右派运动中，法学界凡是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的，就以“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罪名，统统打成右派。这便是《实践论》的社会效应。以民谚为证：“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坑害了当牛做马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是毛泽东造成的――引者注，下同），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这不仅是毛所最缺乏，而且是他直接违反的），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他对中华民族的奴役，不论是饥饿、迫害、死伤，也不论是恐怖、欺骗、精神施虐，都有甚于异族侵略，和有甚于希特勒之对待犹太民族）。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远了不说，且看中国人，包括共产党人，怎样挨过了这60年的“客观实践”。）”（《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623）让我继续举出事实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决定了它和科学的绝对不相容。所引材料论述，主要来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11期上王若水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

这两桩公案，一桩发生在与斯大林之间对“矛盾的同一性”问题的岐见；一桩发生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之间。

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起初显然对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肯定了这个原理。可是不久，在1953年第一期的《哲学问题》上，出现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来自斯大林的授意。文中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使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方的统一和斗争’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对立的‘同一’或统一是黑格尔表达方式的残余”。

同年《哲学问题》第四期，罗森塔尔发表了自我批评。

以后，在尤金和罗森塔尔合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的1954年第四版的“同一性”这一条中，加进了如下的话：

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的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这里面谈到的“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这三个例子都是《矛盾论》中用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显然，这是不指名地批评《矛盾论》。罗森塔尔这样做，当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归正”；但是，批评毛泽东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罗森塔尔是不敢的。

生与死的同一性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生就意味着死。(《马恩选集》4卷370页)

《简明哲学词典》的第四版在1955年译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条一字未改地发表了出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把这个批评放在心上，但在当时，苏联的“斯无”是领导中国的“毛无”的，“毛无”也只能忍耐。

1953年苏联“斯无”逝世。三年以后，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报告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觉得可以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反批评了。

在1957年1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讲对立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说《简明哲学词典》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然后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毛选》第五卷第347?348页)

可见为无产阶级服务也是一分为二的。为“毛无”服务与为“斯无”服务就大相径庭、大异其趣，就会得出两种迥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的认识论能科学吗？先别说他反科学，就算他想科学－－“斯无”活着“毛无”敢科学吗？在中国除极个别人之外，大都不敢科学；小心翼翼为“毛无”服务而仍在劫难逃者，盖因下错宝之故也。实践论规定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把认识论变成了下宝术。看杨献珍是如何大难临头的吧！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情况来看，杨献珍一派似乎是处于劣势，至少在哲学界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人不多。到1963年底，杨献珍想摆脱被动局面，表示自己并不是如对方所说的只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他开始在中央党校讲授辩证法，讲“对立面的同一”了。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个话来解释对立的统一；又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毛泽东抓住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句话，认为这是和自己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其实，杨献珍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的。事物之所以能“一分为二”，正因为这个“一”里面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二”，这个“一”是“合二而一”的“一”。这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面看是“一分为二”，从另一面看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和毛在《矛盾论》里的观点是一致的。《矛盾论》曾说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不就是“合二而一”吗?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本来正确的观点呢?

这个原因不能从理论本身去找，而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去找。

这个时期毛正致力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在他眼中，杨献珍并不是他的忠实信徒。杨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他为何触怒了毛?杨献珍不会故意提出“合二而一”来和毛泽东唱对台戏。真实的原因有两件事：一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只是抱着列宁的一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不讲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仿佛读通了列宁这本书，弄懂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之后，别的书就不用读了(杨献珍被撤职以后，他的继任者林枫吸取教训，把读毛著列为中央党校的首要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杨献珍在1958年直率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因此，毛不喜欢杨献珍。

不过毛的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还要到国际背景中去找。

60年代初，苏联哲学界提出了对立面可以“融合”的论点(米丁、费多谢也夫)，这是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平共处”的概念作辩护。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使得他们的领袖在提出一条路线和一项基本政策时，一定要证明它的背后有一条普遍的规律。这样，赫鲁晓夫为了肯定新路线的合理性，就需要从哲学上来论证并不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而毛泽东也需要通过批驳矛盾“融合”的观点来证明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主义。

其实，苏联哲学界使用的“融合”这个术语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叙述黑格尔的辩证法观点时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马恩选集〉1卷144页)采用这个概念，是同斯大林的观点背离而向马克思的靠近；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毛泽东是从政治需要来评价这种转变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正在加紧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部署。1963年，中苏两党的论争进一步公开化。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陆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的文章(“九评”)。在国内农村，从1963年到1964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领域，1963年毛作了对文艺界进行严厉批评的批示。在外事领域，毛批评了对外联络部的所谓“三和一少”路线(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中共已和苏共分道扬镳。毛需要宣传中苏分裂的必然性。

正好这时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毛认为这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从哲学上来论证矛盾的不可调和，反对妥协与合作，反对联合。

毛嘱咐《红旗》对正在进行的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发表一篇评述。这篇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的评述经过陈伯达的审阅和修改，在该刊1964年的16期发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开始了。

　　这篇文章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现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进行斗争。杨献珍在这时宣扬“合二而一”论，就是适应修正主义和敌对阶级的需要，宣传阶级合作和矛盾调和，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顶帽子是很大的。杨献珍是不是真有这个目的，这对毛泽东并不重要。不管是不是，毛泽东也要这样说。这是政治的需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1965年3月1日,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杨献珍的十大罪状:(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3)攻击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的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给杨献珍的结论是; “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并批准撤消了杨献珍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文革开始后,杨献珍已经是 “死老虎”了,但还是在劫难逃,被戴上了 “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里通外国分子”`、“大叛徒”等政治帽子,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凌辱和折磨。1967年5月,杨献珍被囚禁起来,9月康生亲自下令将其正式逮捕,在监狱里关了八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得到了彻底平反,此时的杨献珍已是84岁的老人了。杨献珍劫后余生,悲愤地对一位访问记者说: “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效儒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 ‘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而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这种人数多、时间长的大规模株连,可以说是 “史无前例”的。(以上参见《毛泽东和康生》第52页)

毛说：“像托洛斯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97）毛泽东强调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中国是无人不晓的，怎么能“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呢？就算“他们”是坏蛋，难道只有好蛋才是一分为二的吗？若果说对好蛋才能一分为二，那么，为什么许多人只是说了一句“对毛主席也要一分为二”的话，就立即给投进监狱了呢？所以，人们在《实践论》指导下进行认识和实践，对科学不科学、真理不真理，就都无所谓乐，别说“指鹿为马”，即便你“指太阳为煤球”，大家也会高呼英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钱学森们也会发表最新科研成果，算出煤球发出的光和热会使亩产达到几万斤。事实摆在面前，仅仅在“一分为二”这个学术问题上，株连了多少人住监狱，家破人亡！如果说，认识是批判的武器，那么，实践就是武器的批判；《实践论》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对真理的规定权）”的哲学表达。所谓“枪杆子”，现实的含义就是他掌握的国家机器。政治运动不就是对人身进行迫害以至肉体消灭，即用国家机器参与思想认识、学术观点或政治路线的大批判吗？一连串的枪声，人头落地，这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单说反右，数以百万计的右派，由于受杀害和残酷折磨而死和当时虽未死、但因身心严重受损而提前死亡的是绝大部分，而“自然”死亡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据统计，现在也仅剩下几千个老右派在苟延残喘。要是量化《实践论》的第一个特点，前前后后算下来，那会是以“人命”作单位而上亿的。

涉及到第二个特点的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同上，页445）就是，首先得有主观。要明白，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唯一的主体。“主观”是主体之魂，是一种精神，见之于客观就是实践。实践就是精神变物质。在这里，不证自明的结论是，主观在先、客观在后，精神在先、物质在后，认识在先、实践在后。如果不是主观、精神、认识在先，那么，还谈什么“自觉”、什么“能动性”、什么“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人就与物无别了，人的活动就成为物的“被动的受动性”了。可是，这样来认识问题，就动摇了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条。到此暂停，我现在还不想多谈第二个特点的问题，随后在“下篇”我将会专门对此详加论证。现在我们来把毛的言行和马克思的话相印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６页）《实践论》虽然言必称“实践”，但它本身并不是实践，而是认识，也必须受实践来检验。《实践论》是由它的主体创造的一个精神客体，如果我们首先由它的主体的实践来检验它，那么，这正好是论证了它的副标题：“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有必要认真看看毛泽东思想----毛的精神究竟变出了什么物质？以前的不说，但看他从延安时期确立毛泽东思想以来的所作所为，诸如：对受骗前来投奔“民主、抗日圣地”的青年男女“抢救”得死去又活来；不抗日，让日本多占地；诱发“皖南事变”，消灭党内异己项英的势力；开展种鸦片、亡国灭种的大生产运动；政府达到“抗战必胜”，要继续实现“建国必成”的时候，毛在党内批判“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外，利用在深山背后养精蓄锐的八路军，去夺城市、抢地盘，把人民又投入到内乱的血海之中；为了驱使贫农当炮灰，用流血的方式斗地主、分田地。篡政后，把国家机器变成绞杀机，机声隆隆，日夜不停，数以百万、千万地屠杀。这已经是现存老、中、青年人所经历或部分经历过的，无需详述了。恐怕这就是令哲学家李达大惑不解处：是毛说明白话、拉糊涂屎呢，还是“两论”根本就是两堆糊涂屎？有一位毛的信徒，网上的名字是“直方大”，他秉着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信条，写道：“判断其是对是错，则取决于评判主体的阶级立场，评判的标准实际上早就由主体的阶级立场先验的决定了，而不需要通过什么‘实践’来‘检验’。如果非要‘检验’，那就一定会各说各话，而绝不可能得出一个大家都一致同意的‘真理’，因为大家的 ‘标准’根本就不同。毛泽东思想是穷人的真理，是被剥削阶级的真理，是一切爱国者的真理，岂容一小撮不自量力的走资派检验！” 如果你认为这个说法太蛮横、太荒唐，太让人啼笑皆非，那毛所指出的“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个特点，就只能合乎逻辑地导出这种荒唐性质的结论。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作“毛派分子”的郭传志，在其长篇大论中说：“而社会实践包涵着阶级斗争，因此，真理的具体标准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标准，反过来就是资产阶级、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官僚买办力求打击扼杀的标准。尤其是社会实践，离开阶级斗争谈真理标准是荒谬不经的。”　（　《迟到的批判——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乌有之乡网站）那就是说，真理是各个阶级自立标准。

按常理说：“科学无禁区”。如果要为“为无产阶级服务”，那么，对科学就必然要设禁区。这也就是为什么为共产党的决议所明文规定的“彻底否定”或不完全彻底否定的文革和反右等，至今仍不许大家公开研究的缘故。所以在这样的认识论强行指导下，所有的科学成果都只能胎死腹中。我是教师，我只知道６０年来除了诠释语录之外，没有产生一部称得起科学的教育理论著作，也没有产生过一位教育家。而对所有此前的教育家，从孔老夫子到陶老夫子，无一不是遭到掘墓鞭尸，以便让“毛泽东教育思想”横行无阻。而他的教育思想，认真地说，是毁灭教育的思想，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是同样的，只是文化的外延大于教育的外延而已。

　　因为毛数学得零分（倒不要求他成为数学家），就使他失去了接受严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的机会，造成他说话颠三倒四，逢说东就说西。就以他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来说,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强调 “言者无罪”,这样费尽心机，经过千呼万唤, “党外朋友”才出来讲话的。可他一翻脸,上百万人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他却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先不说他说的“行者”,也只是男盗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说词;权且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读，接下去便是:：“。。。。。。另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 《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8)我倒要责问后来发表过名诗句 “不许放屁”的毛大诗人：怎么 “无行动”、不是 “行者”,“言者无罪”按说该对他们完全适用,他们却也成“另有一种右派” 了呢?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又如，他前面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又后面说知识越多越蠢，越反动。这是什么意思？――是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所以最不蠢，最不反动呢?还是说知识分子知识很多，所以越蠢，越反动？反正是前言不照后语。还是让我们回到《实践论》的例子上，他说：“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外来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一论断，就是不合逻辑（先不说他这话是撒谎、居心骗人）的。谈“统一战线”，至少也必须是国、共两方；“有些外面的人们”――这种说法可证，“外面的人们”绝不是指国民党的正式代表团，那么，‘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怎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呢？合乎逻辑的说法应该是：“他们确知国民党对团结抗日的态度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现在看到共产党也是如此，既然双方都是如此，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

　　他的说话逻辑混乱，连他的著名秘书、党的权威理论家胡乔木都看不过去了。毛泽东提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对此，胡乔木说道：“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假如中国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定要抖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用三段论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么地方？小前提在什么地方？”（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页304）这么外行的领袖来奢谈认识论，还要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驱赶着人们去“实践”，可怜的中国人只好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其中遭到牺牲的就有上述那位为他写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被他赞为“极好”的大哲学家李达。

　　其实，不仅自然科学，而且所有的科学，只要称得起科学，就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因为科学是研究和揭示“规律”的，规律对各阶级一视同仁，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如，作为内隐的 “各种思想”之外显的语言及其规律――语法，连斯大林都明确地承认它没有阶级性。可是，用《实践论》的逻辑，将会大惊小怪：“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嘛！”其实，即如《实践论》中揭示的所谓“人类的认识秩序”，也是只有正误、深浅、偏全之分，而绝无姓资、姓社之别。至于说“为无产阶级服务”，这和“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云云一样，统统都是鬼话、都是滑天下之大稽！林昭说：“人民在公厕里！”林彪说：“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史海钩沉] 《林彪日记言论毛泽东》）蒋介石早说过：“我们深信中国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更信中国如有无产阶级专政，必是‘流氓无产阶级专政’。”（转引自[黄花岗]总十期第117页）中共只能建成流氓无产阶级专政。这话能否成立？那就完全取决于毛及其喽啰们是否一锅煮、全是流氓？跟他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在公开的会议场合，就大骂他是“政治流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摸他生活糜烂的底细，说他是道德流氓；最大的右派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一般的右派、资深记者戴煌接受媒体采访，说“毛泽东是大流氓，大骗子”。他的亲密战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彪说：“至于独裁，那是肯定的。毛自己也承认。你们不觉得他象个痞子吗？太象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甚至早在井冈山上，朱德和毛泽东就当面对骂，“毛骂朱是军阀，朱骂毛是痞子”（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页４３９）。至于他的喽啰们，从早年湖南农民运动中在太太小姐牙床上打滚的“革命先锋”，到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打、砸、抢、抓、抄、奸、淫、烧、杀，最坏的那部分红卫兵，无一不是灭绝人性、充斥兽性的大小流氓。这不仅从事实上确证蒋先生论断的正确性，而且也符合毛《矛盾论》的原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这就决定了所有运动的性质都是痞子运动，毛专政的性质是流氓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根据自己紧跟毛泽东的一生，最后醒悟到：“中国的祸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权了，什么都好说了。”（《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

按毛泽东的说法：“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转引自郭建宁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纲要》，页100）所以，从《实践论》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便是一部“为流氓无产阶级服务”的“痞子认识论”,也即当代中国大陆 “斗争哲学的发展史”，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理论根据。批《武训传》，是因为武训这个贫下中农违反毛泽东思想，不搞“造反有理”。批胡适，是因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批胡风，是因他反对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图腾，而不是把小册子吹捧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纲领。反右派，是因为他们要独立思考，要反对“党天下”。批“反冒进”，是因为“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批杨献珍，是因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批自己的文化二奶郭沫若，警告他不要再骂秦始皇；其实郭是秉承第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才把史学搞成影射史学的；开始是用秦始皇影射蒋介石才对之泼妇骂街的。这本是一笔功劳；即便不提，也应该算作一笔旧账让它烂掉。因为，一旦我们唯一的“无产阶级＝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时，郭二奶迅即改口称颂“千古一帝”了：“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纣王开其端。”鹦鹉学舌，已经够意思了，连暴虐无道的殷纣王也给“遵旨”平反了。谁知我们唯一的＂无产阶级＝毛泽东＂竟能是一个“老狗不忘千年食”的算旧账狂！这时，毛已把中国史，在贯彻“最显著的特点”下，归结为一部“儒法斗争”史了。治史如此，反映现实更是削足适履。还有什么真理可言？为无产阶级服务而已矣。我记得看苏联电影，一个乡下人向列宁寻问农民的真理，列宁说：“你把粮食交出来！如果不交，我们就消灭你！这就是我告诉你的真理。”（大意）斗争哲学的真髓就是“消灭”，包括消灭人的独立思考，消灭真理，消灭真理的载体（肉体），造成毛泽东思想之外，再也无任何真理存在之余地。这就是《实践论》告诉你说的真理。

根本问题不在于《实践论》的基本精神是反科学的，而在于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通过科学研究而获得真理。他翻云覆雨，三天说“东”、两天说“西”，你听他哪句话？其实他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真理；充斥于他脑子的是“权力”。张顯揚先生在<<毛發動文革，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一文的结尾说:“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裡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开放>>杂志2006年5月号)。

《实践论》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为无产阶级什么服务的？为“夺权”。所以它是夺权的“棍子”和“刀子”，这次是要打杀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和周恩来等经验主义者。《郑振铎“反右”日记：感叹毛泽东“阳谋”用得妙》，其中说：“大家，包括正被批斗和将被批斗的“右派”们，第一次看到‘阳谋’这个词，无不感到新奇，叹其旧词翻新之妙，同时深感这个词内含的肃杀之气。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篇‘取而代之’的夺权斗争哲学，作为棍子、刀子，一路打杀而来，徒子徒孙们视为传家法宝，爱不释手，连呼：“宝刀！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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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为什么是反科学的？（下）

－－评第二个“显著特点”

魏紫丹

对《实践论》跟对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你剖析它、批判它是需要做好多层次的工作的。比如上篇批判它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论述，上前的的第一个层次是要揭露他不抗日、假抗日，假日灭蒋，恶性发展准备打内战的军事实力，等等，他说统一战线，全是骗人，全是阴谋，而且你剥了这一层，见到的仍非真相，他搞的是一个谎言、假相环环相扣的连环套，光这就够你写一本书；其次才能谈到这个论述本身正确与否。如果正确，你再听其言而观其行，就会证明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如果错误，就需指出错在何处、根在何处。在这方面有人（特别是原教旨主义者）把他的错误归结为不合马列主义，但是，如果合马列主义就正确吗？有人是对照事实，从学理上或逻辑上批判它，也有人揭露其动机、目的。第三，他这样做，正如他说的“达到预想的结果”，即：结果阴谋得逞，篡夺了政权，是否用此实践来检验，就证明他占有真理，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面、而不是倒行逆施、拉历史的倒车呢？现在，我们正是这样从认识到实践、从辨真伪到明是非、别善恶，在一层层剥《实践论》这头洋葱。

实践也好，认识也好，它们的主体是人。它们都是主体的功能，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上讲的“体”、“用”的关系。认识和实践都是主体情况如何的函数，一切以主体情况而定。主体情况首先是由主体的遗传素质而定，在此基础上，随后由环境（主导因素是教育）而定。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瞎子，那么，什么样的实践也不能让他对颜色产生认识。我记得有人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记不清是否李远哲先生了）：“是不是你特别勤奋、努力？”“努力，不用说了，我们这些人谁会不努力！”“那你为什么能够得此殊荣？”“可能也与遗传有关。”（大意）一个特别优秀的小说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并不一定通过努力就能成为非常优秀的文艺理论家；反过来说也然。因为，小说、诗歌、绘画、音乐，乃艺术也；文艺理论，乃科学也。前者虽有优秀的艺术实践，但他们是属于艺术型，如不擅长于逻辑思维，就很难创造出特别优秀的文艺理论；同理，后者属于科学型，如不擅长形象思维，就很难产生特别优秀的艺术作品。因此，实践往往有无能为力的地方。如果神化实践，认为实践万能，把所谓的“实践的决定作用” 说过了头，那就会造成过犹不及。让我们先来尝试着对“神化实践”，随后再接着对“异化实践”做一次反向思维，从另一种思维角度，来考察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据我大半生的考察，二者谁也不决定谁，只是互补、互助， “狼狈为奸” （去掉贬义）而已。

论证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实践”这个概念。按现行哲学专著上的定义，实践是“人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实践一定是活动，但活动不一定是实践。它不是随便的一种活动，而是特定的具有能动性、改造性、客观性、物质性的感性活动。明确了概念，消除了歧义纷争，就可以避免各讲各话或鸡同鸭讲，把精力集中在实质性问题上。

一，要重视实践，但勿神化实践；实践有大能，但不是万能

毛泽东神化实践表现在五个方面，我们也从五个方面来唱对台戏，把它从神坛上拉下来。

第一，从“蛋生鸡、鸡生蛋”，推论出“实践来源于认识”，可与毛说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相克相生，相反相成。“蛋生鸡、鸡生蛋”，好像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其实很清楚，先是“蛋生鸡”，下一步才是“鸡生鸡蛋”。先一步的这个“蛋”，并非指鸡蛋，而是鸟蛋。当鸟演化成鸡的时候，从蛋上看不出，只有孵化出来了，才看出这个变态，遂起名曰：“鸡”。“鸡”再生出蛋，当然就是鸡蛋了。如果表述为：“蛋生鸡，鸡生鸡蛋”，这样就明确无误了。胎儿在母腹内，四个多月就会吮手指，出生后会吮吸乳汁－－皮亚杰的研究指出，这个吮吸、摸索等活动，建构出第一个认知图式，这是认知的起点。我刚才有言在先，活动不一定是实践，如同蛋不一定是鸡蛋。所以，说“认识起源于活动”，或如毛说：“认识开始于经验”，这是对的，但他说“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这就不对了。因为，人在没有达到实践的年龄，早已开始了认识。甚至可以说，肉体的胚胎，同时也是精神的、认识的胚胎。

如果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那么，实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所有人的实践，都是主观动机、目的、能力的外化，所有实践的结果都是主观动机、目的、能力的物（哲学上的“物”）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作过形象而又深刻的阐述：“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卷，第202页)如果有人追问“劳动者的表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回答“从劳动中得来”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也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在劳动之前，表象已经观念地存在。这里就犯了一个最犯忌讳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不犯此病，而又合乎事实的答案，我倒想到一个，比如仿生学，造飞机的表象并不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是从观察鸟飞中得出。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能动性时，对这个道理作的阐述：“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并不一定是实践，如鸟飞的事实――引者），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477页)既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必然是，先有“主观”；不然，怎能和是什么“见之于客观”呢？这和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一样，都是认识在先。即便说其中的“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但这个理论对于这个革命运动，只有在用以指导革命之后才见出成败，因此，由于实践检验的滞后性，所以总是理论在先、检验在后。所以理论总是具有事实上的和逻辑上的先在性。原子弹产生之前，人类是没有“原子弹实践”的，是在没有原子弹实践之前的理论指导下，才产生了原子弹。更何况实践的最基本含义是改造世界；人类认识和研究太阳总有几千年了，但至今何曾改造过太阳呢？

第二，由于人的知、情、意、行所有一切活动都是产生于需要，认为必需，有此兴会，才能引起动机、决定目的，说明“被认识到的需要才是实践的根本动力” ――战士打仗这种“实践”，并不是对打仗这种“认识”的动力；恰恰相反，战前鼓动士气，是通过让士兵认清打仗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即便是欺骗，终究是用认识来驱动实践，增强实践的动力。林彪提出“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后来受到毛泽东称赞：“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于说是全部工作，包括认识和实践－－引者），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这就说明了在全部工作中，归根结底还是认识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不就是证明“认识是实践的动力”吗？

第三，认识才是实践的最终目的。好象说“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谁也经不起反问：“认识到底何所为？难道是为认识而认识吗？”我们也可以以问答问：“人们为了什么去实践？例如，为什么去进行科学实验？”科学实验的目的就是明确无误地，为了得出和证实某个认识的结论（假说，猜想等）而做的。科学实验就是为认识服务的。有人说这是直接目的；间接目的或说最终目的，仍是为实践服务的。要说“最终”，九九归一，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本身都不是目的，都是为主体服务的手段。实践是主体客体化，即精神变物质；变出的物质还是为人所用，而且从中可以直观主体的本质：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认识是客体在精神上主体化，如同吃饭把客体在物质上主体化一样，吃饭不是目的，营养身体才是目的。人的所有实践活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客体化不是最终目的，客体主体化才是最终目的。主体的灵魂是主观，包括认识，所以，说“实践是最终目的”说不通，因为“最终”之后还有“最终”。说“（包括在主观里的）认识是最终目的”倒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因为，“自觉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见《论持久战》，同上）“自觉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涵，有时也说成是主观能动性。当然，没有“认识”就无所谓“主观”了，也无所谓“世界观”了。从人作为生物体的意义上说是养活生命，从人作为社会体的意义上说是建立科学的世界观，这二者才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比如大跃进（其他也是，文革更是）的倒行逆施，不仅不值得，而且是大错而特错，甚至是祸国殃民。可林彪追随毛泽东，说“值得”，是“交学费”。何其昂贵的“学费”！浪费了人民币几千亿元、饿死了几千万条人命。林彪是“常胜将军”，很聪明的人，就算拍毛的马屁，也不至于如此荒唐呀！你说荒唐，但还真有人信这一套。他的欺骗性就在于以“认识可以是实践的目的”这个道理，作为思想基础，来推销他的“学费论”的歪理。作为思想方法论，毛泽东的许多歪理都是打着正理的旗号而实行伪劣假冒的。我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时，一位贫农说：“共产党光讲道理。”我淡然置之。他接着说：“光讲倒理，不讲正理。所有理都是倒着讲的。”这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他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也就是说，要颠倒是非。《实践论》就是颠倒是非之论。在全世界上，所有论述这一主题的哲学理论，都叫做“认识论”，唯毛叫做“实践论”，无他，意在神化“实践”也。

第四，对“实践”最大的神化是毛说的“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如果这样说，那么，用什么来检验实践的正确性呢？你总不能把“实践”神化为“正确”的同义词。　实践本身没有自明性，只有用认识对实践的结果进行鉴定，才能判明是否正确。这就是说，只能另立标准。声嘶力竭地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邓小平，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否则他为什么要立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让它凌驾于实践之上，为实践立法呢？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三卷，页３７２）。毛泽东也是这样的，它为划右派，定出了六条标准。这些标准，从思想上说是荒谬的，从政治上说是反动的，剥这层洋葱皮的早已大有人在，我们就直接就事论事了：这个事例的实质，就是毛泽东用自己的“认识（心目中的标准）”来检验右派的“实践”。标准之于人就是行为的准则，毛、邓用自己的认识所确立的标准，对实践来进行规范、检验、判决。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表明：“认识才是判断实践的标准”。难道中国还会有人不知道，判断每个人、每件事的正确与否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吗？在国际上打胜一场球这样小小的实践，也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文革后毛泽东思想声名狼藉、一败涂地，邓小平把这面破烂的旗帜加以修补，另立名号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用它来夺华国锋的权，批“两个凡是”，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他也是“凡是”。他提出“毛泽东思想体系”是自捏佛、自烧香。最滑稽的是，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否正确，都不是用实践检验，而是用《实践论》来检验的。也就是用邓小平的毛泽东思想来检验华国锋的毛泽东思想。这和文革中打语录仗如出一辙，相映成趣。如此这般，“实践”就成为了共产党这群政客们的哑巴婢女。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这里，上前就又犯了个逻辑错误！立论时是说实践是认识的唯一真理性标准；展开论证时，却把“真理”偷换成“成功”与“胜利”了。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可以由预想的成败来判定大部分的真理性，少部分则不能判定，例子之一，如向自然开展，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围湖造田，一系列造田运动，自以为人定胜天，达到了预想的目标，成功了，但破坏了生态，造成的沙漠化，水旱灾难，连空气都恶质化了；成功带来灾难、胜利受到惩罚，这样的事实说明：成功、胜利，绝不等于真理，反而是谬误性的确证。毛把成功等同于真理之后，怎样解释无产阶级的失败呢？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曾这样论证：“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那就是说，无产阶级胜亦正确、败亦正确，实践标准先暂时不生效，只能耐心等待到“以后总有一天”，再生效了。这里的副产品，即：在无产阶级“暂时失败”的今天，已经认识到“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说这种话，不管正确与否，都等于不打自招，证明认识在今天、实践在“以后总有一天”。

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真理就更不能等同于胜败了。国际间侵略战争的得逞；在国内，中共极权对人民暴虐无道，镇压人民、欺骗人民都成功了，以致所有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浩劫，都达到统治者思想的预想；以及现行的官僚贪污腐化，歹民偷盗奸淫、为非作歹，小人行险以侥幸；这一类坏的预想不管达成与否，都不能算是真理。这样说来，实践只是在检验成败上，才是有效的；对检验真理，它只是方式、方法和途径，对其结果的鉴定，则需再加一个人文标准。因为不管政治、经济、文化。。。。。。所有人类创造文明的活动，终极关怀就是维护人权。所谓“人权”，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之为人的生存意义。所以真理性的标准应定为两个，而不要“唯一”：在实践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人权标准。把实然性评价和应然性评价结合起来。其实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不过他是站在“无产阶级”（=毛泽东）的立场上这样做的。例如对右派言论，错误的要反击，但他明确承认：“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26）。这样一来，反右的理由就经历了三步大跨越：第一步是因为右派猖狂进攻的言论就算是行动，所以可以强词夺理说成是“行者有罪”；第二步，对于只有言论的，也划右派，也治罪，这是无可争辩的由“言者无罪”到“言者有罪”；第三步，批评正确的也不行，正确的也要划右派。何也？意见正确，但用意恶毒也不行。毛泽东具有火眼金睛：“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27）可见，说“实践”只是虚晃一枪，根根本本，完完全全是以他随心所欲的认识为标准的。

第五，认识的秩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个表述的缺点是，在“实践”之前和“再认识”之后，两处都遗漏了删节号（。。。。。。）。有和没有这两处的删节号，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1，有了删节号，才能表明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没有删节号就成有穷了；2，这样就成了在“实践”之前自然是“认识”、在“再认识”之后自然是“再实践”，这些包含在删节号里就成为不说自明的了。3，如果取“认识、实践”作为一个循环节，这个秩序就成为认识在先、实践在后了。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已在前面解决了这个“鸡生蛋、蛋生鸡” 的问题了。在这里，还可以再加以逻辑论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无限的。无限发展的事物是无始无终的，之前还有前，之后还有后。有始有终就成为有限的了。所谓“始”、“终”，只是相对于特定阶段才存在的。例如，毛在抗日结束后总结他阴谋得逞的经验时，自然是实施假抗日这个阴谋的“实践”在先、对此成果的“认识”在后；可是，下面他接着要决心打内战，即便斯大林加以阻挠，也不听。他后来曾半自夸、半牢骚地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286）做了什么错事呢？一是，毛破坏抗战不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需要中国真抗日，才能减轻自己的压力，就派王明来阻止他；二是毛居心要打内战，斯大林又来阻止他。毛是这样说的：“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同上）既然你不管中华民族毁灭不毁灭，执意要“革命”（打内战），那你就得设计如何嫁祸于人，大造舆论，说蒋介石发动内战，唆使头脑单纯的学生“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闹得地覆天翻，等等，这时候就用得着列宁的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就在实践之前、成为实践的必要条件了。这也正好是人之所以为人（不管好人、坏人），异于物之点。但这样论证，绝无轻视实践的意思，实践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人类的实践是造福人类的必由之路。这是民生史观的实践观。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却不这样认为，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376）他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不是造福，而是苦头，是遭殃，是浩劫！这就是共产极权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的“文明史”。越是苦头，越是遭殃，越是浩劫，《东方红》唱得越起劲：“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这点心眼儿，全民皆有，连我的弱智的妹妹都有。我爱怜她，我的四弟脾气坏，动不动就打她，打得她梦影害怕。有可怜她的人问：“谁最见你亲？”“四哥最见俺亲。”“他见你亲？他打你最厉害！”“我不说他见亲，他会打得更厉害。”说罢，跳着、唱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走开了。说到这里，已经不是仅仅神化，而是异化实践的问题了。接下去我们来分析，毛是如何和为何要异化实践？

二　评毛泽东“杀猪”的实践观

我是从毛泽东规定的《实践论》的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着手进行批判的。“上篇”从他把“为无产阶级（＝毛）服务”凌驾于科学之上，来论证它为什么是反科学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泯灭自己的良知为亩产万斤、十几万斤提供“科学论证”，使实证科学“为无产阶级（＝毛）服务”，从而让世界科学家都嗤之以鼻，笑之以牙，笑掉了牙齿。“下篇”评毛泽东的实践观，批判他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即“实践性”，刚才我们指出他割裂了实践与认识的有机联系，相对地轻视了认识，神化了实践，把实践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好像实践可以仅是肢体动作，殊不知，只要你“实践”，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实践总是伴随着认识进行的。当人的神经系统正常的时候，实践和认识总是不可须臾离也。接下去，我们着重评他歪曲了实践，把实践异化成“杀猪”式的实践。这和神化实践的目的相同，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为了把实践当成整人的紧箍咒给戴在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头上；又同时当成了倒行逆施的特许通行证，他自己拿在手上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工农是响当当的“大老粗”，中华民族一时成了古今无二，中外唯一，空前绝后的、以荣幸自己是“大老粗”而自鸣得意的民族。我在被监督劳动的生产大队，有一位知识青年给我说：“我虽然是贫下中农，但我上过几天学，所以也是改造对象。”我的一位同事告诉工宣队：“我让孩子辍学了。”“为什么？”“我告诉儿子，如果你不上学，凭着你爷爷是老贫农，你自己又是大老粗，你就可以当工宣队。不像你爸爸仅仅因为上过大学，就要接受工宣队数鼻子数脸地改造。”工宣队听得发呆，啼笑皆非。按人们的观念分类，中国人可以分为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毛泽东可以不拿实践跟工农分子说事，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是实践，而知识分子却是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在延安的说法是“不会杀猪”，只会啃两句“狗屎不如”的教条。毛在延安说，世界上只有两门知识，生产斗争的知识和阶级斗争的知识，而哲学则是二者的总结。并且据此得出结论：“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所以他的实践观就表现为：蔑视科学、“杀猪”（也可称作“反智主义”）的实践观；违反科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也可称作“外行领导内行”）的实践观；伤天害理、“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也可称作“斗争哲学”）的实践观。后二者可归结为“其乐无穷”的实践观。这里先说“杀猪”的实践观。对“其乐无穷”的实践观，将在《批判〈矛盾论〉》中展开论证。

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中，就曾把知识分子读书说成“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他说：“象大司父煮饭就不容易，西北社和我们家的大司父比较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见《整风文献》第13页，1950年4月解放社出版)

他也是读书人，难道他不知道读书是需要呕心沥血的吗？除非别有用心、闭起眼睛说瞎话，谁也不能否认脑力劳动是世界上最复杂、最艰苦的劳动！当然，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灿烂也自有其可爱之处。农村姑娘杨美玲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为题，讲了自己的杀猪实践。现照抄后半部分如下：

十七、八的姑娘家当了屠宰员，这件事引起的议论可够大了。乡亲们说：自古以来那有女人能杀了猪的……。师傅们说：“在旧社会我用三、四年学不到的本事，美玲不用一年的时候就学到了，真快啊！”我能用较快的时间学会了屠宰技术，我能把人们认为女人办不到的事情办到，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凭我天生的聪明吗？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如果说我有点聪明的话，也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智慧，给了我聪明。如果说我勇敢的话，这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胆略。（山西省原平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材料之一）

她用同一题目发表于1966.10.01 《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就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了：“那些反对我、讽刺我的人，是想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这办不到！我下决心要把屠宰场当作战场。我要在这个阵地上，为革命而战斗；用毛泽东思想斗倒一切旧思想，学好杀猪技术，做好工作。”

“把屠宰场当作战场”。好一个屠宰场！好一个“战场”！这才真正道出了毛泽东实践观的妙谛。在文革期间，我曾读到清华大学的领导人迟群的一篇文章，其中很讥笑了钱伟长一番，说他这个万能力学家在工厂出足了洋相。我估计他拧螺丝一定会比大老粗工人来得笨拙。对比之下，一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一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一个杀猪游刃有余，一个做工捉襟见肘；两个分子，实至名归，相映成趣。知识分子最蠢、最无知识，只配当“臭老九”，被铁的事实所证明。陈景润向文盲皆知的“１＋１”进军，被说成是“白痴、寄生虫”，当然也是实至名归了。

你觉得这种实践观荒唐吗？那是你年龄太嫩了一点，其实当时岂止荒唐，已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同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真是不可思议：一，“不在城里吃闲饭”，到什么地方去吃闲饭呢？二，如果意思是说“不吃闲饭”，那么，“在城里”与“吃闲饭”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什么意思？贫下中农受没文化的苦已够惨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先接受起码的“初始”教育当作当务之急，而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却让已经“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接受“再”教育而愚昧化呢？四，接受什么样的愚昧化教育？当然是走毛泽东的道路：“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不仅仅是个讲不讲究卫生的问题（毛的本性是不讲卫生的），而是文明与反文明的问题。对毛来说，是要实施他一向的愚民政策的问题。从小处说也是，向卫生学习还是向腌臜看齐？身上有虱子尽量消灭，没条件消灭，也不能把它叫做“光荣虫”（列宁语），来愚弄工农兵。工农做工、种田，也是少给身上滚泥巴，少给脚上沾牛屎，少给衣服上蹭油腻为好。哪能像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跟着毛主子鹦鹉学舌，不讲一点科学文明，声嘶力竭地提倡焚自己的书，滚一身泥巴、蹭一身油腻，由文明向愚昧“复辟”呢？当然这也不是郭沫若的首创。头打解放，我一位同学从南京来信，说他们在革命大学，学过“从猿到人”，明白了“劳动创造了人”的道理，为了表明改造决心，他们帮助农民施肥，都是用双手捧着人粪向地里撒。“毛主席说农民脚上有牛屎，我们是双手沾满臭烘烘的人屎。这样就起了感情上的变化，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了。”五，钱伟长们搞“科学实验”，不是毛泽东明确界定的三大社会实践之一吗？为什么偏偏要他们去干粗活、出尽洋相呢？须知，他们到工厂绝对抵不上一个八级工，可制造起原子弹来，却能超过成千上万的八级工。毛泽东连这个算盘也不会打吗？据说，这里面有一条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光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再说，我为什么在钱伟长后面加个“们”字呢？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件事如此，而几乎是一网打尽，成了“毛泽东杀猪实践论的一条定律”。这也就是毛“重实践”而不同样重认识的逻辑必然性。他不仅用不会杀猪来讥笑脑力劳动，而且对体力劳动也不一视同仁，而是特别“重” 笨重的体力劳动，如让科学家到工厂出洋相；有甚于此者是“重”原始的农业劳动，例如用锄头。试想，如果当时的市民或知青要求：“让我们到工厂劳动不行吗？”结果恐怕至少也免不了挨斗争。毛的辩护士会说：“城市里、工厂里，哪能容得了那么多人呢！”可是，一则，这个人多为患是谁造成的呢？不是因为《新人口论》作者马寅初被撤销北大校长、内定为右派，“批了一个人，多生了两亿人”吗？再则，在情况并未有什么根本改变下，邓小平、胡耀邦为什么又允许他们“返城”了呢？说来说去，还是个政治需要、政治动机的问题，毛泽东从来不会强调：“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２０页）像毛这样倒行逆施，如果不出如下的“怪事”，那才“真是怪事”！邓小平说：“有位科学家反映，现在在农业科学院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这真是怪事。好多农业院校自己培育品种，自己种田，怎么不是劳动？科学实验也是劳动。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7页）这就等于质问：“一定要杀猪才算实践吗？”问题是，毛为什么要坚持杀猪实践论？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她就是现场见证人，“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黄文简摘如下：“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份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数据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鲁迅是何等样的人物啊！“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６５８页）即便在此次谈话前，3月8日，接见文艺界代表时也还说：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3月10日，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说穿了，问的意思是“划不划右派？”答的含义是“照划不误” －－这四个字是李锐先生对此含义所作理解的原话。李先生言之有理。一个骨头最硬，一个心狠手辣；他会一句话也不说吗？他会手下留情吗？只有“照划不误”，别无选择了。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毛泽东嘴脸，所以可以对他的翻云覆雨、厚颜无耻、流氓成性，存而不论。但论他的实践观。

鲁迅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毛泽东封他是旗手，是主将，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用了九个“最”字，说明鲁迅的伟大、英勇、正确、勇敢、坚决、忠实、热忱、骨头硬、可宝贵的性格。后来又屡次奉之为“圣人”；与他的心是相通的，等等。依我之孤陋寡闻，深信头上能顶有这样多、这样高的桂冠的知识分子，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尤其是出自毛泽东之口，我将更断之为空前绝后！我要向读者指出：即便是对这样的（！）知识分子，他要活着，毛泽东仍可把他关进牢狱。这就最彻底地揭示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看正面，他是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看背面，他的作为表明，他是知识分子最凶恶的敌人。远的不说，从他在延安掌握党权，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残酷迫害，大家一提就要说王实味，其实不止王实味，你去看看《思痛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实录吧！夺取全国政权后，任何一个运动知识分子都是在劫难逃；不过，专门地、大规模地把钢刀直插知识分子胸膛的要数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了。这时候，毛把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法”定为敌人，剩下的就都是仍处于潜在状态的敌人了。只用指出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大知识分子、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遭遇，就足以表明，“潜在”不了几天就成为现实的敌人了。他遭受了等同于右派的迫害，临死咬破舌头，写下四个血字：“悔不当初”。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对得起自己所受的血泪惨痛，都不应该忘记这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说这些与毛泽东的“杀猪的实践观”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在于杨美玲说的“把屠宰场当作战场”和我说的“好一个屠宰场！好一个战场！”我想说明，实践对他来说就是改造、对你来说就是被改造，既然你是他的敌人，他就要把你调至你最不具优势（最具劣势）的“战场”把你俘虏或消灭。就像决定出兵朝鲜之前，有人（据说是林彪）曾建议“解放台湾”，既师出有名，又解救了朝鲜。而毛考虑到台湾海峡不是具有海空劣势的解放军的尸体所能填满的，而朝鲜的山岳丘陵之地又使敌人现代化武器所具有的海空优势变为劣势。在我们不怕死、“美国少爷兵”怕死的朝鲜战场上，我们的优势发挥得是如何地酣畅淋漓呀！君不见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志愿军烈士死后口中还衔着敌人的耳朵乎！这样一说，你就会明白：他并不是要你学会杀猪、学会做工、学会种田，而是要你走“四个S”之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右派分子潘光旦，“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從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與活命。叶笃义說，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說，现在我病重（被迫害、折磨得－－引注）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這第四个S就是是SUCCUMB。 SUCCUMB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在文革時代，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之灾甚至死刑。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這段对話說了出來。后來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黄花岗》总第３期）文革时，“潘光旦是‘摘帽右派分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潘光旦是个残废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是６７岁的老人。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里‘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重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联’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同上，总第４期）这就是一个顶尖学者、在中国屈指可数的大知识分子潘光旦的伟大实践！拔草是实践，草地是战场，当胜利者打扫战场的时候，到处都是走完四个S的知识分子敌人的尸体狼藉，尤其是在夹皮沟、北大荒等专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劳教、劳改场所，更是赤血白骨，堆积如山。这就把杨美玲的话翻了过来：“把战场变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屠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