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凌晨，丹凤县一名高二女学生在丹江边遇害，当地警方展开拉网式调查。3月8日，警方认定的重大嫌疑人、一名19岁的高中生在接受审讯期间突然死亡，案件侦破节外生枝，不仅让两个学生家庭陷入悲痛当中，当地警方也因此卷入漩涡----
3月8日，丹凤中学一名19岁的高中生突然死亡，而他死前正在接受公安局审讯。当日，这个消息立即在陕南这个小县城传播开来。
死者徐梗荣
死者遗像
死者手腕上的伤痕
次日中午，死者家属聚集到丹凤县政府门前，寻求事件真相。丹凤县县长李吉斌出面接待了上访者。“这个孩子是被刑讯逼供打死的。”当地群众如此猜测。目前，省、商洛市检察机关已经介入事件调查。对于民间的说法，还要等待权威机关调查后才能定论。
3月8日，他等到了儿子死亡的噩耗。于是，全家人再次赶往丹凤县城，远在韩城的大女儿徐英英也和丈夫连夜赶回。
警方为什么怀疑他
3月9日，徐家人聚集在县政府门前鸣冤叫屈，丹凤县县长李吉斌出面接待了他们，县公安局、检察院的领导也到了现场。徐家人质问：“为什么身体健康的徐梗荣进了公安局8天就突然死亡?是不是受到警方的刑讯逼供?为什么警方控制孩子这么多天不通知家长，而且没有任何法律文书?”
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徐家人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省市两级检察院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尸检结果大概需要10天左右才能出来。
按照官方的说法，徐梗荣是2月28日晚11时许被警方带走的。
此前，警方已经多次询问过徐梗荣，并抽取了血样。但为什么又在2月28日把怀疑目标锁定在徐梗荣身上呢?这中间警方找到了什么确凿证据?在警方目前不肯透露案情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据了解，2月28日之后，关于彭莉娜被害案的调查，警方已经集中到了徐梗荣和他的几名好朋友身上。
2月28日晚，徐梗荣被警方控制。大约同时，徐梗荣的同班同学陈璐也被警方从家里带走。“那一晚我出去玩，10点左右回家，一辆警车等在门口，几个警察在屋里站着，我妈正在给我打电话，但我手机关机了，打不通，正好这时候我回来，警察就把我带走了。”
陈璐被带到丹凤县公安局，3月2日上午11时左右被放出。30多个小时的过程中，警察主要问他正月十五晚上干过什么。
陈璐回忆：“那一天我到徐梗荣的房子里玩，从晚上7点玩到晚上10点，和同学白帆一起离开。然后就回家了。那晚在徐梗荣房子里有五六个人，我、徐梗荣、白帆，还有两个不太熟悉，是徐梗荣的朋友，寺坪人。”
陈璐说，两个警察问了他两个多小时，已经是凌晨3点，又来了两个人，换班接着问。“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把徐梗荣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警察问话都是针对徐梗荣。因为我家在县城，询问我的是丹凤县的警察，其中一人认识我，对我很好，没有打我。问完了就让我睡觉了，第二天接着问。应该还算是文明办案。”
一个刑讯逼供的“样板”
陈璐的另一个同学吴明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3月1日晨7时许，家住县城边冠山村的吴明还在睡梦中，就被几名民警按住了。当时，警察准备把他绑起来，但没有找到绳子，就把他押出了门，推进警车。母亲眼看着儿子被抓，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能叮嘱他到了公安局好好说，别胡说。
据吴明说，警察把他带到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进去就给他戴上了背铐(双手在背后铐着)。警察似乎是认定徐梗荣和他杀死了彭莉娜，开始就说：“ 事情已经烂包了(方言，意为露馅了)，赶快交代过程。”“他们让我坦白从宽，这样可以争取个好态度，到法院时他们可以跟法院说，绝对能少判几年，这样也算是给我个机会。”
吴明说，审讯过程中，来了几个上级单位的警察，有人问他，这件事发生后你后悔不?但他坚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警察就给他加刑，3个人把他按在桌子上，给他上斜背铐，还有人打他耳光，扇得他流鼻血。下午三四点，他的两条胳膊已经失去知觉，审讯的警察又给他在背上加了一块砖。当时他都感觉不到疼了。但等到换班的审讯警察到来时，给他打开手铐，他的胳膊便直直地就掉了下去。双手刚有点知觉，斜背铐又戴上了，砖也加上了。
吴明记得，他是3月1日上午8时许进的公安局，在里边总共呆了50多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内，警察一直在审讯，他没能睡觉。3月2日中午，手铐取掉了，审讯仍继续。他实在困得不行，警察就让他站起来。有一段时间，让他跪在地上，大约40多分钟。还有一段时间是蹲马步，大约有20分钟。
一个警察的话让他印象深刻，“我们只要把你带来，就绝对不可能让你出去了”。
然而，在吃了公安局几碗泡面之后，3月3日下午3时许，吴明被放了出来。
至于为什么被放?吴明也不知道。“放我的时候警察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父亲叫来，让写保证书，保证我不出远门，然后就让我走了。”
当天下午，吴明回到家，父母让他好好休息，明天去上课。“当时我两只手肿着，看着很胖。晚上，我躲在房里偷偷地哭，非常害怕，害怕被冤枉，担心警察哪天再把我抓进去，虽然我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吴明的两个手腕上有明显的伤痕。他曾经去医院检查过，诊断为肌肉拉伤。他开了些疗伤的药，花费110元。
连续几天，吴明都偷偷地流泪，心里憋屈、气愤、害怕。3月9日，检察院对徐梗荣进行尸检时，他想过去看一看，老师劝住了他。
吴明的遭遇在丹凤中学并非秘密，很多人都看到了他手上的伤。3月13日上午，记者在丹凤中学采访时，有几名教职工悄悄问记者：“你们见过吴明吗?去采访采访他吧。”
吴明手上的伤痕和他所讲的经历，让徐家人更加悲愤。他们不敢想象：吴明都遭到了这样的逼供，那么作为重点怀疑对象的徐梗荣，又会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他们甚至怀疑，3月3日、4日警方坚持不准他们见孩子，是不是当时徐梗荣已经被打坏了?
尤其让徐家人感到疑惑的是，社会上传言徐梗荣3月8日并不是在县公安局接受审讯，而是在一个派出所，还有一个说法是在一家木材加工厂内。
徐家人曾追问公安局领导，负责审讯徐梗荣的民警是谁，对方以办案人员的安全为理由拒绝回答。
爱交朋友的体育生
据了解，徐梗荣是典型的山区留守学生。他的母亲曹会玲几年前就到了西安打工，父亲徐和平更是常年在外下矿井，为了这个家拼死拼活，供姐弟读书。
梳理惨案叠加的前后脉络，办案方式的随意与混乱清晰可见。不管是死者满身伤痕、生前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惨象，还是死者同学“自己被刑讯逼供”的指认，都引导着人们怀疑：是否发生了刑讯逼供?否则，怎么解释一个强壮青年，好端端地走进派出所，却满身伤痕送进太平间?难道又是跟哪个“牢头狱霸”玩躲猫猫，把自己撞成这样子的吗?
从学校抓走人，不通知家长;家长找上门，推三阻四装糊涂;警方控制嫌疑人多天，见不到任何法律文书----―在案件中，嫌疑人权利荡然无存。有警员声称，“不通知你们是好事，通知了是确实有事儿”，这就是他们的法律境界?另有警员对作为嫌疑人的学生说：“我们只要把你带来，就绝对不可能让你出去了。 ”这话更让人浮想联翩：只要被您抓进门，白的也能变成黑的?这应该算是赤裸裸的威胁吧。
办案心急或可理解，但对于学校这样的场所，采取的一系列过激举动又不可理解。高密度地找数百学生询问，无视教学秩序，频繁地进出校园，凡是死者家乡的男生都抽取血样，多名学生被抓进去 “上手段”----― 这是什么办案手法?法律对青少年的保护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