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现在谈谈1988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一段应该从1987年十三大结束以后到1989年春季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变化巨大，形势由好到坏，以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十三大的召开，当时国内外都比较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国内人民从十三大召开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说为之一振。
当时经济形势也是几年来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不仅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除了农业以外也比较好，农业当年也是丰收，当然有前几年农业的停顿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货币的发行没有超过计划，储蓄大量增加。这一年可以说，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有所进步。既没有宏观失去控制，也没有微观搞死。经济过热的问题、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情况开始有所缓解。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改善宏观控制，前几年在这方面经常发生些问题。从1987年的经验看，稳定经济和一定速度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是可以结合的。
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的说是好的。如果继续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吸取前些年成功经验，党的十三大以后，88年的形势本来可以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后来情况不是这样，而是由好向坏的方面发展，以至变得相当坏。这里有许多教训。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1988 年全国有个热点，即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物价问题本来是在改革中间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价上涨7%，不算很高，但比前几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这一方面是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情况不太好；另方面我们在措施上也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按价格律办事。粮食价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应提高，供应出现紧张情况。因而1988年春节期间有些城市又想恢复定量供应。当时如果一方面及时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对城市居民适当补贴，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
但当时有一种想法：感到几年来物价年年上涨，加起来，幅度也不小，群众议论较多。我们只是被动地进行调整，而整个物价并没有理顺。因此，考虑能不能干脆有意识地拿出几年的时间，以物价上涨的一定幅度为代价，把价格理顺，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同时相应地提高职工的工资。这个想法有当时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看来不够现实。几年来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总感到两种体制并存、两种市场并存、价格双轨制并存，产生许多摩擦，以至带来腐败，市场也不能规范化。总想统一规划一下，尽快结束两个体制并存的状况。
当时还认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难的。现在就要攻难点、要攻关、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会倒退。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没有认真地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另外再详谈，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这几年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计划经济之外，培育生长、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有了两块，然后我们逐步增强、扩大市场经济这一块；逐步削弱、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这两块都是配套的。市场经济这一块政府不直接干预，特别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预。产品是自由处理，价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经济这一块的企业个体户也好、私营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属于计划经济这一块的基本上处于国家计划管理之下，价格由国家规定。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产品进入市场，但主要不是市场调节，国营企业也没有真正的自主权。那时属于市场这一部分，价格是放开的，由他们自己定。属于计划经济这部分由国家规定，或者给企业一些权利，但仍受国家的约束。市场经济这部分企业工资是自由的，由企业自己定。计划经济这一部分工资还是由国家规定，或是给企业一些权利，但还是受国家约束。几年的情况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计划经济这一块逐渐缩小，但在1988年时仍占60%以上。
这两种经济体制并存虽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产生腐败。但总的来讲比之过去经济增加了活力。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非常活跃。当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扩大市场这一块，继续缩小计划这一块。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也不能通过一次体制、价格、工资的改革，一下子就转入市场经济；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过去，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这样搞，比较稳定，风险也少，社会上也容易承受。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搞的，但不自觉，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我们讲过价格改革是关键，归根结底是要搞企业改革。总想什么时候条件具备，采取一种办法，一次或者分几步，把国营企业改过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市场经济这一块生长、发展是预备、是序幕，最后要攻关。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用几年时间进行价格改革，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
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不久，我就感觉到这种想法简单了些。所以我接着又提出，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归根结底离不开解决企业的效益。企业没有效益，消化不了，改来改去，轮番涨价，搞了一圈等于不搞。这就是说，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能不能成功，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看企业能否消化，归根结底是企业效益。要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这就要改进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最后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当时曾提出，要解决承包制的竞争，要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逐步解决大中企业也能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后来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资嫁接，把外国的资金、管理、技术嫁接过来，使国营企业转为市场经济的机制。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说明价格改革不是个简单的问题。8月前后，我就有这样一个观点，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化。这个问题从价格工资问题提出，转到整个改革，整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要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就有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原先那种设想很难行得通。这属于指导思想的问题。
另外具体工作上也出现了毛病，就是对价格改革过分渲染。本来价格改革设计是不是合理，这固然是个问题；而事先大肆宣传，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理状态。本来 198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到了1988年市场紧张，主要是心理因素。国外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虽然老百姓知道政府准备今后大涨价，也知道政府会有补贴，生活不会降低，但他们有大量储蓄，那么大的现款储蓄，这就有个保值的问题。而当时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银行利息，解决保值储蓄问题。所以老百姓就抢购物品，用实物来保值。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们当时虽然再三宣布提高物价不会使群众生活水平降低，但没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问题，这也是个常识问题。而我们当时缺少经验。8月份在北戴河讨论物价改革问题，报纸上就大肆宣传说要攻物价关，要闯关。说提高物价改革方案已定了。这样老百姓就急了，于是发生到银行提款、抢购商品的情况。
总的说，一个是物价改革方案思路不对头，另一个是具体工作出现了很大的纰漏。发生了挤兑抢购、市场紧张现象，于是一下子感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其实当时经济形势问题并不大，也不是1988年发行票子过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当然过去几年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经过87年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手里没有实现的购买力还有很大的数量，变成银行存款，数目我记不很清，大约有万亿元吧。心里恐慌了，就去银行挤兑，去市场抢购。这不是87 年、88年的问题，而是由于物价改革宣传不当造成的。如果当时宣布价格改革停止，同时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人心会稳定下来；同时再压缩几百亿基建，节约几百万吨钢材，经济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时财经领导小组曾向国务院多次提出，尽快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但国务院李鹏、姚依林他们担心银行利息提高，国营企业的贷款利息不能相应提高，银行利息负担太大，不好办。犹豫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保值储蓄还是出台了。事实证明，保值储蓄的措施一出台，银行储蓄很快就回升了，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势很快就稳定了。这也说明1988年经济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处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问题。如果说通货膨胀也不是加剧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几年来积蓄在手头的票子取出来购买东西，一时表现的好像通货膨胀加剧了。实际上87年以后通货膨胀减弱了，当然没完全解决。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大量群众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东西，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来势如风起云涌。全国各大城市都紧张起来，党内党外议论纷纷，各方面压力很大，使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过重了。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我的用语没有用“恶性通货膨胀”而是用了“严重通货膨胀”，实际没分析通货膨胀，于是在9月份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口号，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从1989年开始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
当时的用意是稳定人心，但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现在看来不必如此，也不应当如此。而应当继续稳定经济，就是进一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控制货币投放，经济就可以稳定下来，不必大的调整，大的收缩。深化改革，就是继续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发展市场调节这部分，情况就会顺利发展。当时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顿，还是想迅速创造一个条件，然后再来进行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以便结束两种体制并存的状况。后来看来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
李鹏、姚依林这些人本来对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顿口号一提出，再加上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他们全面收缩，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大砍大压，恢复旧的一套。原来已经下放的权利又被收回；许多老办法又复辟；大量用市场调节的措施被取消。这样一搞，几个月后全国经济就出现了市场疲软、生产滑坡、经济萎缩，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原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一控制就出现了市场疲软？所以当时提出治理整顿效果是不好的，尽管原来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出一个口号，把1989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以便迅速稳定局势，创造条件，将来重新开始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实行原来的方案。攻价格关、工资关，解决两个体制并存的问题，一直在脑子里是存在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教训。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批评了过去对治理整顿的这种消极做法，提出要利用大好形势加快发展，加快改革，才使经济出现了生气，出现了活力，人民是满意的。由此也恰恰证明，治理整顿中一味大砍、全面压缩，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中国经济问题很大，通货膨胀很严重，那么南巡讲话以后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当时经济领域改革和发展这一仗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加以认识。一个是改革。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用市场经济逐步蔓延，计划经济逐步收缩的办法。而不可能采取一种改革方案，一下从整体上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现在看来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改革思路要改变。另一个问题就是，当社会上出现了挤兑抢购风时，不要把这种情况看得过重，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号；而应该通过改革，稳定形势。如果这样做，那就不会出现1988年的抢购风，也不会出现后来几年的徘徊、倒退。
总体上说，一是价格改革当时设想的方案、思路有问题，没有按前几年的路子走，而是想用攻坚的办法，一举解决价格问题。攻克这一关，市场经济就形成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休克疗法、震荡疗法。二是价格改革选择的时机和宣传上出现了毛病。本来88年春国内各方面议论的焦点是物价问题，这个问题不是87年经济过热和投放货币太多带来的。主要是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处理不恰当，肉、蛋、蔬菜价格上涨。本来价格已是议论中心了，又要酝酿价格改革，而又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引起社会恐慌。特别是宣传上很不恰当，吃亏很大。这是当时挤兑抢购的主要原因。人们不是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价格改革，从设计、讨论到制定方案，报纸不断地发，有小平讲的，也有我讲的，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说过去改革容易的已经改了，现在要攻难点，要闯价格关，要知难而进。使人心恐慌，纷纷挤兑抢购。三是我们又未冷静地加以分析，过急地提出治理整顿，结果给反对改革主张复旧的人提供了一个口实，造成几年的经济滑坡。
四、闯物价改革关
关于价格改革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作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时间，以每一年以一定的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换来在理顺价格的问题上，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上，前进一步。会议确定由国务院制定方案，具体方案是由姚依林他们起草的，到北戴河大家讨论过一次，他们又作了修改，然后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时我们一面讨论方案，另一面全国各地抢购不断，此起彼伏。讨论中大家有顾虑，怕价格改革引起问题。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价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同时砍掉几百亿基建，缓和钢材等生产资料的市场供应情况。当时还认为时机比较好，经济在发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强，再说我们还有很多余地，比如说，我们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卖，回笼货币，还有些中小企业也可以出卖。到了8月间在北戴河把这个方案确定下来。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同国务院姚依林他们这些人，因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们提出来的。地方上，特别是天津、上海当时有顾虑，但也没明确表态。
还有一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在价格改革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首先，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价格改革，而且在1988年还几次讲过，说价格改革搞晚了；如果早几年搞可能更好些。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几年内要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一大步，这一点事先我向邓小平谈过，他非常赞成。后来，他公开讲过要闯价格关，要攻难点。还说，对我们以及国务院李鹏他们，怕的不是我们步子迈大了，而是怕我们动摇，遇到问题就犹豫、就退缩。小平一直是主张搞价格改革的，我感觉他对价格改革的理解，更多的是考虑国营企业的亏损，希望尽量减少国家的补贴。总的讲，他对价格改革非常坚决，主张步子大些，只要改革他都鼓励。当然如果我们觉得有困难，他也不勉强。
所以1988年物价改革这件事如果讲责任问题，责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小平究竟对价格改革是怎么看的，我前面说了。他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财政负担太大，包括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他经常讲到这个问题，说价格不合理，全国财政收入有几百个亿都是用于价格补贴。他几次问姚依林：“这样改革会减少多少亿财政补贴，如果不改会增加多少补贴。”他关心的是这么个问题。我们设计的价格改革更多的是价格合理了，如何使企业通过平等竞争，形成市场条件，能够真正有企业效率的标准。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再补充一个问题，即最后决定价格改革暂缓，转向治理整顿是我下的决心。在9月份最后下决心前，我找姚依林谈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向他提出，干脆把价格改革放一放，他表示可以推迟几个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况再说。后来我又进一步考虑，价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确实比较紧张，下决心干脆推迟，集中力量把经济环境搞好，把通货膨胀人心不稳解决了，然后再去打这个战役。
下了决心后，我又找李鹏、姚依林谈了一次，他们表示同意。我觉得应向小平同志报告。就在我下决心之前，邓有次和李鹏谈话时还鼓励我们不要怕。他说，价格改革有风险，但需要冒这个风险。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所以既然下决心暂时不搞，就要向邓报告。这个问题谈起来还比较复杂，原来那样打算，现在又这样考虑，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小平的耳朵又不好。因此，我先约王瑞林到我办公室，比较详细地把情况向王瑞林作了介绍，为什么现在想推迟，不推迟怎么不好等，请他向邓报告。因为他在邓身边工作，可以把意思说清楚。报告了邓以后，才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下来。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本来，十三大开得非常成功，会后各方面的形势也很好。原计划在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为一个特区省，实行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而且着手制定《企业法》。1988年3月人代会通过了建立海南特区省，还通过了《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条例；并修改了宪法关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企业法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中心意思不是强调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强调财产的经营权，强调企业对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不是要强调国家的所有权对企业的制约。国家不能再过多干预企业的事务。另外就是确立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的中心位置，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同时在这个文件里正式承认，在我国目前阶段，不仅个体经营而且私营企业也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给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宪法还有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规定可以出租。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这个时期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企业改革的重要想法。1987年我们推行承包制，这也是两权分离【229】的一种形式。1988年则着重强调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制。随后又提出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大中型企业实施股份制。提出用嫁接的办法，引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把合资企业的机制引入了大中型企业，也等于嫁接了一个机制，改造大中型企业。后来我看到浙江兰溪5家国营企业放开经营的消息，给我以启发。所以我提出了大中企业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思路。所谓放开经营，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包括价格，包括生产什么东西，包括分配，属于企业的事都由企业去解决，只要他不违反法律，完全可以独立经营，放开经营。
到了8、9月份，我把放开经营、自负盈亏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我强调放开经营和自负盈亏要结合起来：只有放开经营才能自负盈亏，只有自负盈亏才能放开经营。否则盈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那不行。我曾经说过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叫做“无上级企业”，这个话当然不一定确切，实际上是说这样的企业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府行政部门，我还很强调股份制问题。这些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使企业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管理，增强它在价格改革时的承受力。提出价格改革以后，后期感到价格改革归根结底决定于企业的效益，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为了价格改革的成功，特别是讲到企业的改革，后来还讲到政治改革。当时是从价格改革出发提出的这些问题。现在来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和企业的产权改革的问题。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涉及到企业法人的问题，触及到企业里面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我也很重视股份制。1988年9月我在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230】谈话时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无处不在，但产权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谁也可以不关心。那时企业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提出股份制也是这个意思。当时为了推进改革开放，1987年冬还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问题，我另外再详谈。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广东全省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各方面都先行一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举措。
总之，1988年不论开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这些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将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进一步。当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这样做，在十三大以后的大好形势下，把整个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但很可惜，由于价格改革失当，整个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深化、前进，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顿告终，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可惜。
治理整顿提出以后，有些情况变化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首先是国务院那边，李鹏、姚依林他们借着治理整顿的机会大肆复旧，使改革全面回潮。他们接二连三颁发了许多条例、法令、规定，除控制基本建设外，实际上把前几年搞活企业的措施，绝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又收了回来。1989年物价上涨指数不高于1988年，这本来是我提出的作为预期目标，是我们预计各项工作搞的结果。但他们把它变为行政指令层层分下去，变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物价，以至把一些早已放开的物价又管死了。一个时期甚至把农村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后，留给地区和群众让他们在品种、有无、多少之间互相调剂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管起来。刚刚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统统作废了。可以说，这是体制大的复旧，改革的大回潮。他们把许多权力集中到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如为控制信贷，甚至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们搞这种治理整顿，不久就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停滞。如果不是因为前几年改革出现的受市场经济调节的个体经济、合资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国家经济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另外还发生了一个情况变化，就是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虽然这个时期，我通过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但他们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本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小平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因为当时我不兼总理，李鹏当总理，许多人有顾虑，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而李鹏对经济改革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对他也不放心。所以邓小平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
但是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我领导经济工作的地位削弱了。借这个机会他们把持治理整顿的控制权，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我本人，无法过问经济，使他们能够借治理整顿大搞复旧。因为常委、财经小组是不会同意他们这么搞的。
前面我已说过，群众有储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物品。如果能够及早提高存款利息，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在财经小组会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银行储蓄利息，小组其他同志如张劲夫【231】、杜润生都同意，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国务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储蓄。后来虽然提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决问题。他们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减贷款指标。结果贷款指针控制得很严，规模缩得很小，使农产品收购没有资金；工厂技术改造也没有资金；甚至流动资金都没有。结果生产停滞、滑坡。
另外，人民储蓄大量减少，货币发行量却没有减少而且大量增加了。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贷款大量紧缩，造成生产、流通的困难。而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量没有减少，大大超过上一年。这就证明这种方法不对头。当时我的意见是，贷款的控制，既要从紧，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顾生产；另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储蓄问题，稳定人心。但是我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执行。同时党内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总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不谋而合。这股风刮得很大，当时香港报纸也有这样的报道，说我已被架空，不再过问经济，已没有过问经济的权力。一次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照相时，小平还问我：“怎么香港报纸说你不再过问经济了？怎么能不管经济呢？”总之当时这股风刮得不小，国务院那边内外配合，迫使我不过问经济，只管党务就是了。
情况的另一变化，就是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道说，邓在上海期间，李先念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说建设急于求成还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规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于求成的问题。除价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艰难。他们就是借此反对改革，否定过去。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后来我下台了，他们迫不及待就去查，这也好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过去对我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为什么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这样集中，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图丑化我，毁掉我这样一个主张改革的形象。
七、“倒赵风”的由来
1988 年治理整顿提出以后，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改革、倒赵的风。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这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
现在回顾一下，1987年以前我担任总理，主要是处理经济事务，当然是改革开放。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由于我事情比较多，这方面管得比较少；再加上在经济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比较来讲，我被认为是较为谨慎些，不随便讲话。我不赞成把速度搞得过快，不主张基建战线太长，改革也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搞，不象耀邦那样思想解放，无所顾虑。在我们党内有一股顽固反对自由化，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老人当中以李先念、王震为代表；在前台管意识形态的有胡乔木，特别是邓力群。他们有一套人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势力。过去他们把反对的矛头主要对准耀邦。由于上面讲的原因，没有把我当作反对的主要目标，我似乎是居中的，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我和他们还有些接近的地方。所以耀邦下台，决定我当总书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反对。当然当时李先念有保留，说我学外国太多了，要我改。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没有听到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当时王震曾劝我继续当总理，他说总书记可由姚依林来搞。因为我当时也不愿当总书记而愿意继续当总理，认为谁当总书记都行，所以对他的建议没有异议。后来别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是想让邓力群当总书记，但这件事后来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
总之我出任总书记没有什么人反对。但我代理总书记后首先就要面对反自由化的问题。我当时主张加以严格限制，缩小它的范围，要降温，没有同意他们大搞大反的主张。他们曾开了一个名单，要批判这，批判那，我把它压下来了，通过一些会议讲了话，保护了那些人。他们还主张在报纸上对耀邦开展大批判，我不赞成文革中那一套，从开始就规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挂下联，层层找代理人。我还讲过，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经济领域等等。
所以“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时说我一上台就为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规定了种种限制，这倒是确实的。当时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对反自由化作出了严格规定，划定界限：规定所谓自由化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这样一来，就不会重复过去搞运动的那种错误。后来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继续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那么十三大就没法开了，无论如何十三大应该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在反自由化的气氛下，当时那股左的势力，邓力群他们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化；竭力想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经济领域。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仅要批说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谓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开放的人。在邓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党校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提法，说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不能并提，一个是纲，一个是目。他们还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毁掉了农村的合作化。
针对出现的这些情况，我找邓小平谈了我的看法。我指出党内有些老人想通过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十三大很难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准备讲一次话，邓非常赞成，十分支持。于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作了一次讲话。我说，自开展反自由化以后，大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后主要是进行日常教育。我还说，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而长远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扰。我举了许多思想理论战线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说，5.13讲话转移了斗争矛头，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转到反左倾教条。这倒也是事实。
这就是说，他们原以为我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反自由化，结果5.13讲话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们。后来十三大召开，我定了个基调，给邓写了封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整个来讲是反左的，更引起他们的不满。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十三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是讲市场经济的，但没有用这个词。我说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是市场调节，国家只调节市场，当然是用经济的手段，整个企业整个生产是根据市场引导的。并说市场的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和市场不是板块，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是一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还讲到发展个体经济等。在写进十三大报告前，我给邓小平写了这封信，没有送陈云、李先念。他们对我这个观念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公开反对。
在这里我要说有几件事使他们特别不高兴，怀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变了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来管。我也建议邓力群不主持思想战线工作以后，可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读书比较多，可以发表他的意见。我还说过，如果让邓力群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语，这当然很快传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时我还把他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即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给撤消了。当然，撤消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是邓决定的，但是我建议的。这几件事一做，改革开放的舆论加强了，邓力群他们左倾保守、反对改革的面目就在国内外公开化了，使他们很孤立。虽然在十三大时我们提名邓力群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进入政治局，但在差额选举时他落选了。后来又提名为中顾委常委，但又落选了。他们以为是我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甚至陈云同志，对我非常不满，以至怀恨在心。
王震虽然反自由化积极，但他是主张开放的，没有想到他后来那么仇视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到处骂我，公开骂，在上海，在湖北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公开骂，说我不是搞社会主义，说我学外国的东西太多，说我不懂经济，把经济搞乱了。陈云是有分寸的，是讲道理的。总之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胡耀邦还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没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抢购风以前，治理整顿没有提出来，他们在背后讲或架空我。抢购风一起来，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时机来了，认为我把经济工作搞糟了，把改革开放搞坏了，借此机会散布反对我的舆论，刮起一股倒赵风。
我的消息比较闭塞。因为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来中央时间不长，到北京后成天忙于工作，渠道比较少。所以至今对许多幕后的东西，我还是若明若暗。譬如说，一批人给邓小平写信反对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应该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鲜访问前去邓那儿，邓还专门向我说，等访朝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的问题。当时酝酿了开会的名单，除了现任常委以外，还包括党内几位元老，这些人都参加。当时他还告诉我，我搞两届的问题，陈云、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于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1989 年春节邓去上海前，我到他家里，那次谈得比较深。他对我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首次向我谈。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我任军委主席。他说，看来他如果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同志的干预。他还说，看来只能这样做。很显然，他感到老人们干预太多，我不好办。这大约是老人们向他表示反对我以后他的考虑。为了让我能顺利工作，他决定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不再干预。
当时我坚决不同意他退下来。我说，现在经济正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你完全退下来，我们很难办。我说，东方政治与西方不同，在东方并不是你退下来他们就不干预了，也不是他们统统没有了职务就不再干预了。只要这些开国元勋还在，要他们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预了，他们干预，我们更不好办。你在，我们还好办一些。我向他建议，无论如何一年内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我讲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一年内不再提这个问题。
从这段邓的谈话中，我觉察有人，也许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由于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我同邓发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绝按他的意见执行，邓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一年多聚集起来的反对我的老人集团，才和邓达成一致，结成联盟，于是才决定撤消我的职务。
这里我还想着重说一下李先念和邓力群这两个人。邓力群实际上是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保守势力的总司令。他的后台就包括李先念、王震和陈云，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改革的老人。邓力群和这些人的关系极不一般，非常密切。他同王震的关系，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书记，邓就是宣传部长。他和李先念的关系也很好，长期是李先念的助手。过去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五办，邓就是他的秀才。陈云对他也非常好，邓力群非常推崇陈的经济思想。邓力群在经济上非常赞成文革前，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搞法。早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到处宣传这种思想，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就完全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当时陈云文选还没有出版，他就不断发表陈云五十年代的经济文章，而对邓小平的改革主张他不宣传。他借自己在文献办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办法，讨好、拉拢一些老人，如陈云文集、李先念文集。所以邓小平当时决定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时候，陈云和李先念都有保留，都不赞成。他们在邓小平那封信一上公开表示邓力群是好同志，但邓小平决定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十三大邓力群落选后，陈云立即写了封信，说邓力群一切待遇不变。虽然邓力群没被选上中顾委常委，恐怕到现在还享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的待遇，这就很不正常。实际上邓力群是他们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个最主要、最有力的笔杆子。所以对邓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当能量，在他手下还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红旗》杂志撤销，书记处研究室撤销，邓力群又把他们安排到别的地方。现在邓力群仍在一些机构还有很多名义，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论阵地，特别是党史、文献等等。
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他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李先念认为我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的话。他曾经通过王任重让王全国【232】传话给我，说对几位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话！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对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不满。实际上他的话没法听，因为他是反对改革开放。另方面，如果说陈云主要是维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搞法，如说一五期间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认为现在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对一五计划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对改革开放持保留态度。而李先念则是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三年经济徘徊的问题。因为这期间实际上是他在主持经济工作。自从1958年陈云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视以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长期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对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后三年徘徊时期经济工作的成绩非常不满意。他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所以李先念特别反对我。除了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思想比较保守以外，还有认为我只听邓的话不听他的话，另外认为我对过去他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成绩肯定不够。李先念那么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讲原则地反对我，含有个人感情因素，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表现出一种仇恨，我认为就是这些原因。
【229】“两权”即上下文所说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230】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具影响力的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倡导者。对1980年代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1988年赵紫阳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弗里德曼。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231】张劲夫（1914-）：安徽肥东人。1982-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232】王全国（1919-）：1975-1979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