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爷的招安之路
青桐
● “第五代”是一个特殊的群落，他们从历史废墟的核心层走来，我一直试图整理他们的轨迹，陈、张，是两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 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除了陈张式的妥协，就是艾未未式的抵抗，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条通途，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式的超越？
第13届华表奖颁奖仪式上，陈凯歌的表现是最为活跃的，他先在获奖感言里宣称：“……我不会加入外国籍，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外国籍。以中国人的身份，为发扬中国的文化而努力，这就叫不失身份。”接着又在影人独白板块里说：“……毛主席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适逢中华民族欢腾鼓舞庆贺自己国家的六十华诞……”
领奖台上，陈凯歌和冯小刚相互恭维一翻，后者拍出了歌颂人民解放战争永垂不朽的《集结号》。《梅兰芳》和《集结号》，是近年来“惟二”的被央视《新闻联播》重点推荐的主旋律影片。晚会现场，冯小刚还一再把陈凯歌称为“凯爷”，足见陈凯歌在大陆影坛不可撼动的老大地位。
第二天，“凯爷”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他不改国籍的真情告白和昔日梅兰芳“蓄须明志”的爱国气节一样被相提并论。
陈凯歌有没有变更他的国籍身份，这个问题重要吗？我绝对相信，“凯爷”从来就没有丢失过他的中国公民身份。我倒觉得，重要的是，陈凯歌有没有失去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
陈凯歌是中国电影人中凤毛麟角的具有深邃文化反省力和哲学思辨力的思想型导演。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创作的《黄土地》、《孩子王》奠定了他作为“第五代导演”旗手的地位，这两部当年以“前卫”面目出现的作品集中体现了“红卫兵/知青”一代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忧患和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焦虑，特别是《黄土地》，集叙事、象征、隐喻于一身，在土地、民俗与人物命运之间反思了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民族特性，成为与内地电影的传统正面决裂的标志性事件。90年代初的《霸王别姬》以对东方文化魅力的阐释和对沧桑历史、复杂人性的揭示而征服世界，在不失艺术原则的前提下融入了商业元素，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惟一一部在戛纳摘取金棕榈的电影作品。
陈凯歌曾是知青一代人中最深刻地反思“文革”的艺术家，他在自传《少年凯歌——我的红卫兵时代》中直面惨淡的人生，忏悔了当年“父亲在家受批斗的时候，少年陈凯歌也带有一点落井下石地推了父亲一把”的往事。后来，他把这个场景移植到《霸王别姬》里红卫兵批斗程蝶衣一段戏中，可见他当年对人生的真诚和坚定的自省力。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接受《电影时报》一位女记者的专访时，陈凯歌慨叹：“在中国，每当一场灾难到来的时候，太多的人说我忏悔，太少的人说我控诉；而当一场灾难过去的时候，太多的人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说我忏悔”。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对历史有着睿智而深远的批判精神的人。
陈凯歌最终却没有能够成为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者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那样的大师级导演，原因就在于他失去了一个独立艺术家的“身份”。这个“身份”的失去，我不认为仅仅是时代的责任、体制的责任，更多的是源于人性自身。
陈凯歌的前妻洪晃是一位著名的“名门痞女”，这是一个既真实又惊世骇俗的女人，她也许不那么道德地曝光了前夫的各种精神隐私。但这些曝料一旦成为公共素材，似乎可以为陈凯歌艺术创作的蜕变轨迹寻找到人格动因的佐证。
洪晃有一个著名的“上半身素质，下半身本质”理论，大意是想说，男人的上半身是修养、知识、哲学和理性，下半身是欲望、虚荣、放纵和本能。没有理由认为这话一定是针对陈凯歌的，但联系洪晃曾经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一段对话，谈到的是陈凯歌在1987年拍完《孩子王》后受邀在美国当访问学者的一段生活经历，这段访谈再次证实了知青这一代人深层的物质渴望和生存恐惧，证实了唯物主义史观的价值光影笼罩下注定被诱惑的欲望人生，阻碍陈凯歌通向世界电影大师的路障恰恰在于他的内心：
记者：美国最刺激陈凯歌的是什么？
洪晃：还真有。我这样说，又可能被理解成玩笑与挖苦了。但这是真实的。那个年代，中国还处在物质极度匮乏阶段，而当时的美国——哪个中国人去了，都会强烈地感受物质的丰富。这时候的陈凯歌，深感自己缺钱。爱钱人有两种，一是葛朗台式的，穿得可以破破烂烂，每天看到钱的数目增加会喜悦;另一种是爱消费。陈凯歌属于后一种。而且他是聪明人啊，识货，又好琢磨，看见一辆好车就走不开。物质诱惑挺大的。
记者：陈凯歌喜欢什么样的物质呢？
洪晃：男孩子都喜欢的机械啊，比如照相机;其次是汽车;然后是衣服。
记者：衣服？
洪晃：有一年他去柏林电影节当评委，我出差去法兰克福。我那时不是在德国金属公司嘛，去德国出差，然后去会陈凯歌。在柏林一家小店看见一件皮大衣，陈凯歌挺喜欢，比较贵，后来还是买下来了。这大概是我和他在一起，买得最贵的“物质”。
记者：仅仅物质诱惑？
洪晃：在美国读中学时，卡丽·塞蒙有首歌《你真虚荣》很流行，我们都会唱。歌词是：你走进一个派对，像走进一个游艇/你的帽子战略性地倾斜，遮住半个眼睛/你戴了一条杏色围巾，一只眼睛看着镜子/当你注视着自己跳加伏特舞时/所有女孩都梦想她会是你的舞伴/你如此虚荣/你或许想这首歌就是关于你/你如此虚荣/我打赌你在想这首歌唱的就是你/对不对，对不对
我当时跟陈凯歌说，这首歌描述的就是他。
记者：这个细节很棒。就这么一段歌词？
洪晃：当然还有。但你只能引用这一段，否则别人要对号入座了。
记者：美国还给陈凯歌带来什么呢？
洪晃：一张绿卡啊。当然，这样说很刻薄……
洪晃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证实的另一个事实是，陈凯歌和张艺谋20多年来在客观上形成的明争暗斗的竞争格局：
记者：电影圈里好几个人接受我们采访时，都说到陈凯歌回国的“传奇”，说他坐在马桶上，听你报告张艺谋的《红高梁》在柏林得了大奖……10分钟后，坐在马桶上的陈凯歌说了一句，“丫过去是我的摄影师呢!”然后决定要回国。是这样吗？
洪晃：这个故事我也听说过，但不是我传出来的……这个故事传得广，是有点像，但不会这么低级。
记者：那真正促使陈凯歌回国的动力是什么呢？
洪晃：公平地讲，张艺谋获奖，当然会刺激他。所以急着回来拍《边走边唱》，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我认为，回国对于陈凯歌，只是为了告诉自己，我还在这个游戏里。
记者：我们回到那个年代，能够说当时陈凯歌与张艺谋就已经有了竞争之心吗？
洪晃：当时确实感觉有，但我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告诉你。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陈凯歌游学美国时期，他圈子里交往的朋友中有陈丹青、吴天明、谭盾、艾未未、胡安夫妇。
在美国，他接触的电影人都是边缘的。如何拍电影？还拍不拍？退一步看，对于陈凯歌，创作激情、话语系统与人文环境都在中国，呆在美国干嘛？回中国去？
回国后，才意识到世事变迁，斗转星移，90年代初期中国的整体文化气氛对他极其不利。张艺谋的《菊豆》、《活着》接连被禁。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都险遭毙命。直到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以正面温和的方式被当局接受，然后张艺谋凭《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开始转型，而到《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张艺谋已彻底妥协招安。2008年，在世界的瞩目下，当张艺谋执举起一场恢宏而昂贵的奥运开幕式的导筒时，他的身份已经正式越位，从一个电影艺术家变成御用的政治旗手。2008年秋天，北京奥运会的表彰会上，当国家领导人向戴着大红花的张艺谋颁发荣誉证书时，张艺谋的身姿是踉跄而诚惶诚恐的，全然没有二十年前《红高粱》里他颂扬的那种“代表着生命的张扬与舒展”的酒神精神。张艺谋用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宿命的传奇，人总归是要老去的，成熟和腐朽原来离得那么近。
张艺谋成为主流的主流，陈凯歌也不甘落伍于这种主流。陈凯歌是高傲的高干子弟，身体里流淌的是电影世家的血液，在京城有的是人脉，他是第五代导演的“标杆”，是中国新时期电影的领军人物。在陈凯歌的眼里，张艺谋是饿着肚子省钱念书的农民，曾经一直只是他专用的摄影师。
不成为主流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像当年和他一同游学美国的艾未未，著名诗人艾青之子。在今天的中国，他只是反潮流的网络英雄，但他永远不能立身庙堂。不能立身庙堂，将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终身的抱撼和耻辱。早年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陈凯歌深深相信这一点。
“文革”中，云南西双版纳热带丛林里年少“支边”参加建设兵团的痛苦经历让他懂得，什么叫做物质极度匮乏和生命的无常，他知道在饥饿面前人的绝望感和尊严全无。他的同龄人中，年仅十几岁的孩子在伐木劳动时被倒下的大树压死，那些年少夭折的面孔至今那么清晰。《黄土地》、《大阅兵》、《霸王别姬》成功时，世人抛来鲜花和笑脸，《孩子王》、《风月》、《荆轲刺秦王》《无极》失败时，世人扔来嘲笑和落井下石的板砖。世态炎凉，人心如此势利，不主流能行吗？不主流就是被人遗忘，不主流就是受人欺凌。而他，自小与电影结缘，他父亲陈怀恺参与执导的《青春之歌》被奉为几代人的精神圭臬，他必须传承父亲的衣钵，一生钟情于电影，一生挺立于主流的浪尖。
《梅兰芳》拍得很精致，优雅蕴籍，画面唯美。可是现在的“梅兰芳”，是在戏迷的无限崇拜中以及在政治对一个“人民艺术家”的需要下“高、大、全”造神运动的又一笔，陈凯歌学会了圆通和妥协，学会了好莱坞的文化工业配方，精心打扮、温文尔雅，处于多方利益的限制和保护之中。他不可能把摄影机的灯光打向历史的幽暗处。一部片名叫《梅兰芳》的电影，拍到1945年就结束了。
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除了陈张式的妥协，就是艾未未式的抵抗，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条通途，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式的超越？
在文化创造力并不十分旺盛的当代欧洲，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三色·蓝白红》》）、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尤里西斯的凝望》、《雾中风景》）之所以能够成为电影艺术大师，就是因为他们一心只考虑在银幕上写报道或做学问，专心致志地在胶片上铭刻对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关怀，一部接一部拍片，不去考虑票房、得奖、物欲、豪宅、名利攀比、名流感觉、争奇斗艳、谁做老大等问题。在他们的画面语言中，杂质统统被过滤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对人类终极价值——爱的苦苦探索，是纯净的母题。透过那些精心营造的画面，我们感知到的是《尤里西斯的凝望》中被战火撕裂的巴尔干半岛的无边苦难，《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中对孤独与乡愁的抚慰。
陈凯歌未能拥有获得那份“纯净”的能力，社会环境不允许，他个人的心灵环境也不允许。在现实的人生中，他不得不向权力和资本妥协。在更多时候，“上半身素质”必须服从于“下半身本质”。这一点，早在《霸王别姬》中，陈凯歌已经想通了。“迷恋”和“背叛”是人生的两种状态，程蝶衣和段小楼是他身上的两面。而程蝶衣，已经一剑自刎倒在华美的血泊中，化作永逝的情歌。陈凯歌后来的生命状态，更接近于段小楼，在凡人堆里打滚。
《无极》公映了，一片言语的暴力和无礼的喧哗。网络暴民们多么尖酸刻薄，《无极》至多也就是无聊，不至于像张艺谋的《英雄》那样公然为极权辩护、为暴政代言吧？
《梅兰芳》拍完了，身边人谄媚他，水准之作！史诗之作！
陈凯歌心里不傻，他知道，他现在也就是一个高水平的匠人而已。他和张艺谋，都已经失去了成为大师级电影艺术家的最后机会。如今他们比拼的是，票房是四亿还是五亿。
他忽然忧伤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再拍不出年轻时拍出的电影了。
大家有点吃惊。他那么自负的人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可是神色却还是倨傲的。只是依旧在说，我们都老了。
华表奖颁奖仪式上，陈凯歌试图用民族主义的表白感动中国：“……我不会加入外国籍，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外国籍。以中国人的身份，为发扬中国的文化而努力，这就叫不失身份。”
他在想，也许有一天我可以拍一部毕生最好的电影，那将是我的代表作。可是那一天永远不会来了。
“毛主席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凯爷继续在“华表奖”的领奖台上吟诵。
